編者按：
“用黨的奮鬥歷程和偉大成就鼓舞鬥誌、明確方向，用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堅定信念、凝聚力量，用黨的實踐創造和歷史經驗啟迪智慧、砥礪品格。”2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講話強調👩🏻✈️，全黨同誌要做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以昂揚姿態奮力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以優異成績迎接建黨100周年。
為切實增強對全國青少年的黨史教育🤜🏼、對一代偉人毛澤東傳奇人生的了解，《中國青年》特邀意昂3体育官网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意昂3体育官网中文系教授韓毓海同誌撰寫了《“說空話”與“辦實事”》《“父老”與“子弟兵”》與《“趕考”》三篇文章🚴🏽♀️。
《“說空話”與“辦實事”》聚焦中共建黨之初的1921-1925年，著重闡述了新生的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民主革命的任務與使命🔺、道路與路線的曲折探索，闡明了“山溝裏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以務實幹事的態度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基礎與主體力量所提出的遠見卓識。
《“父老”與“子弟兵”》聚焦大革命失敗後的1927-1931年📣，闡述了毛澤東在秋收起義失敗後，創造性地開辟“武裝割據”和建立“革命根據地”的“井岡山道路”的艱險歷程，尤其是在對傳統“農戰”的繼承創新基礎上，建立“人民子弟兵”，並以“三大紀律八項註意”牢固確立人民軍隊根本性質的輝煌創舉和開創性實踐。
《“趕考”》則聚焦1945-1949年🕵️，毛澤東領導“人民軍隊”建立人民當家做主的“人民政權”的艱辛歷程🧑🏼🏫，並著重闡述了國共兩軍、兩黨性質的根本不同，我們也能由此體會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的深刻含義👨🌾。
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祝彥認為🍞，三篇文章以新民主主義革命三個時期為經，以其中的重要人物事件為緯，經緯結合，開合大氣💾🧔🏼♀️，既有史學的嚴謹🏌🏽♂️，又有思想的火花，宏觀與微觀、歷史與現實，結合得天衣無縫😉，兼具有穿透力的語言風格，不僅提供了大量中共黨史知識，更給讀者以畫龍點睛的思考提示，是黨史學習教育的好教材📈、好讀本。
經此三篇文章，我們看到了一個歷經百年滄桑的大黨🧄，是如何從新生時的不成熟👋🏿、不自主，經由革命風雨的洗禮，一步步成長🏃➡️、成熟與壯大的👨❤️💋👨。從中🫁🤜🏿，讀者既能明曉中國共產黨贏得民心🧑🏼✈️、獲得擁戴的根本之理🫲，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自信🧝♀️，更能從老一輩共產黨人身上汲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之德，領略忌談空話、專辦實事、躬身力行的魅力，真正做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的統一🙇🏼♂️。
中國青年雜誌新媒體特辟專欄刊發三篇文章，《中國青年》雜誌從2021年第七期起對三篇文章予以連載🪢，以饗讀者🤪，以此向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獻禮。
趕考（五）🧷：高樓萬丈平地起，盤龍臥虎高山頂
@文/韓毓海
階級：社會結構的“人格化”
在陜西省榆林市米脂縣楊家溝扶風寨的上院👵🏼，毛澤東度過了他的55歲生日。那是“十二月會議”召開後的第二天，這一天，毛澤東中午吃了一碗素菜，菜沒有吃完🫨，於是晚飯吃的是剩菜🌄🪨。
1948年1月👷🏻♀️，毛澤東在上院與前來參加“十二月會議”的陳毅多次談話，兩位井岡山時代的老戰友，圍繞著人心這個問題，再次深入討論了中國革命的經驗與教訓。
毛澤東說👷🪞，我們一定要向群眾講清楚，我們不是要消滅蔣介石個人👨🏽💼，而是要消滅蔣介石腐敗集團和剝削階級🚮。我們現在主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人心的問題，十年內戰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當時我們只有蘇區工農群眾🧞，其他階層都脫離了。而蔣介石的基礎就比較雄厚🈷️，結果是我們丟了井岡山，丟了蘇區✭，王佐、袁文才❎、李文林這些好同誌，都被錯殺了，當時我們犯了大的錯誤🐷。
現在這個問題解決了🤹🏼♀️，蔣介石消極抗戰⚈🌞、搞獨裁、打內戰，把經濟搞垮了🤹🏽♂️，這三條使他斷送了國民黨的江山。
在日本投降時，我們還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日本投降了🕺🏿，懼的是優勢問題🕸、人心問題未解決。我們東西少得很💩，蔣介石強大，成敗兩個可能性還在鬥爭。現在好了➖，我們的優勢已經確定了，這不是估計，而是事實🍇。
在與陳毅的重要談話中𓀕，毛澤東深刻闡釋了一個馬克思主義核心問題👄：什麽是階級❤️、如何認識和劃分階級🏷。
“我們不是要消滅蔣介石個人🧜🏽♀️🫅🏽，而是要消滅蔣介石腐敗集團和剝削階級”——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我們要通過消滅官僚資本👩👧👦，特別是官僚買辦金融資本的統治🍇，徹底改變中國的經濟結構，從而徹底改變中國的社會結構；如果只是消滅了蔣介石這個人和一批地主惡霸，而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那麽🏕，這就談不上“革命”🫃，這就不是馬克思和共產黨人所理解的“革命”。
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階級👩🏫，不是指個人，或者指某些人，而是指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人格化”。
革命，是指改變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而不是指打倒一批人🈹，換成另外一批人😆。
關於階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特別做出如下說明✊：
為了避免可能產生的誤解，要說明一下，我決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過這裏涉及到的人，只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我的觀點是：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
正是根據馬克思的上述觀點，毛澤東指出：正確認識、分析中國社會的經濟形態📴，這才是我們認識階級、劃分階級的馬克思主義前提👦🏻，如果離開了對中國社會經濟形態的正確分析去劃分階級，這就是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前提🤤，就是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方法🈹。
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社會經濟形態
在楊家溝，毛澤東深刻分析了中國社會的經濟形態✍🏽，進一步深入分析了中國經濟中的官僚買辦資本、商業資本、土地資本和產業資本的關系問題🔴📊。
在蔣介石集團的統治下，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態是怎樣的呢🔭？
首先就是官僚金融買辦資本的統治。蔣介石搞經濟，是從金融入手的🛌🏼📩，不但蔣介石本人在從政之前，熱衷於在上海炒股票，而且宋子文🥄、孔祥熙所致力建立的⛈，就是一種“股票經濟”。四大家族不僅壟斷了中國的金融，而且他們借外債、發股票，以虛擬經濟圈錢。虛擬經濟的非生產性、剝奪性——這就是蔣介石治下🍁，中國經濟的最基本特點。
而在大借外債、發行股票的同時🪃，蔣介石集團又放開了關稅，包攬進出口，從而形成了買辦集團🔔。因此，與其說在蔣介石治下中國經濟的特點是高度泡沫型的外向型經濟🏚，還不如說這是官僚壟斷金融的買辦經濟。
就是這種畸形的經濟結構，對於中國的生產與交換造成了嚴重打擊，特別是對於中國民族工業和商業造成了嚴重打擊。正是四大家族的統治，毀滅了中國的民族工商業🪱。
由於民族工商業的被抑製和打擊⚗️，遂造成了中國民族工商業的不發展，造成中國的經濟依然是以農業為主，造成農業依然是中國最重要的生產部門，而土地則依然還是中國最主要的生產資料👸🏼。
因此🌅，無論是維持中國的生存🤰🏼，還是啟動中國的經濟，根源和抓手依然還是在農村，根本依然還是在於土地問題之解決🤛🏿。
這種畸形的經濟形態，不但陷工農勞動者於水火，使工商業者走投無路⛹🏻🎋，甚至也使中國的地主、富農乃至中農階級陷入了困境🙋🏻♂️：隨著外國產品的湧入，農村的手工業被摧毀🧓🏿，農業喪失了比較優勢；由於民族工商業的凋敝▫️，大小有產者們又只能被動地投資於土地，從而造成了土地的集中，造成土地生產資料與勞動力之間的分離🙋🏽♂️，這就進一步造成農業經營效率的低下，加劇了農村的剝削、農業的破產⛔️。
如果說🤦♂️，蔣介石集團所代表的官僚買辦金融資本，代表著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中的“反動力量”“破壞力量”，那麽，在一定程度上𓀕，中國的地、富和富裕中農，則是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中的“被動力量”“消極力量”“落後力量”🧜♂️，而民族工商業者，則是被官僚買辦金融資本壓迫的力量。
因此，要改變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其要害就在於🧉：全心全意地依靠工農階級這些革命的力量，團結工商業者這些被官僚買辦金融資本壓抑的力量，而盡可能地改造🙈、轉化地主、富農🙅🏽♂️，乃至中農階級這種“被動力量”“消極力量”“落後力量”，從而集中全力🤲🏼，以徹底消滅蔣介石集團所代表的官僚買辦金融資本，全力消滅這種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中的“反動力量”“破壞力量”——而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我們不是要消滅蔣介石個人，而是要消滅蔣介石腐敗集團和剝削階級。”
如何團結工商業者這些被官僚買辦金融資本壓抑的力量🎑，如何盡可能地改造、轉化地主🧽、富農，乃至中農階級這種“被動力量”“消極力量”“落後力量”呢？
馬氏家族
楊家溝的馬氏家族🔤，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證。
馬家是陜北數一數二的大家族。作為工商業者，他們在舊的社會經濟結構中是被壓抑的；而作為地主🤱🏻，他們則是社會結構中的消極、被動和落後力量💁🏻♂️；同時，在現代革命進程中，馬家的傳人👩🏻🦼➡️，卻又是政治上進步的力量🫄🏿。在一個家族的歷史中，就包含著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左中右”——如果簡單地把馬家劃分為地主階級💇🏽♀️，視為反動👩🏽🎨、破壞力量🧜🏼♂️，那就是錯誤的、簡單化的。
楊家溝
毛澤東一貫認為🧕🏻，如果不具體分析中國社會發展的特殊性👊🏼，如果不具體細致分析中國經濟社會形態的矛盾和復雜性，那麽🤼♂️，中國革命就會犯“左”傾錯誤。教條主義害死人。土地改革是偉大的革命，但是，如果犯左的錯誤，這場偉大的革命也會被教條主義所斷送📽。
明代萬歷年間，馬家的祖宗馬雲風💔，因在榆林通往東勝😶🌫️、包頭的駝道上搞蒙漢交易而發家致富，馬雲風是靠“走西口”拉駱駝創下的家業，十幾代人下來，終於成為陜北的望族🙎🏿♂️📠。
明代是中國歷史的轉折，其中👷🏻♀️，晉商商幫的興起📢，標誌著中國商業資本發展的一個高峰🤼。馬家在“走西口”的道路上崛起，積累了雄厚的商業資本🧓🏽，從歷史上看♥︎，馬家並不是依靠土地剝削發家的地主😴，因為其發家是靠商業資本。
近代以來，歐亞大陸貿易在帝國主義宰製下斷絕後，馬家的長途貿易道路被終止了🤮🧑🌾。於是，馬家方才被動地走上了土地經營的道路，即他們在歷史的發展中，從商人和工商業者，“退化”成了地主🧎🏻➡️。
馬家是被動地成為地主——這就是歷史的戲劇性和復雜性所在🤞🏼😽。
道光十一年，因為連續五年水災🐞、旱災、霜害，禾菽無收。米脂周邊各地的農民群聚楊家溝👴🏽，要求出賣自家的土地，而馬家堅決不願購進土地，因為馬家的祖宗很早就意識到，在陜北這塊貧瘠的土地上當地主，是根本沒有前途的𓀅。地主既收租剝削農民🙃🧚🏿♂️，同時也要繳納沉重的皇糧國稅，因此，就只能更加殘酷地壓榨農民、殺雞取卵🩰，地主剝削之殘酷👭🏼，是中國近代社會殘酷性的體現。
但是，由於四周農民住下便不走，最終𓀋，馬氏七世祖馬嘉樂決定🎄👄：只買農民的土地使用權，而不買所有權。就這樣，為了逃避沉重的賦稅👸🏼，馬家就把土地“使用權”與“所有權”以契約的形式分離開來——所簽訂的購地文約，由於只是購買了“使用權”，這種契約未經縣衙門稅課局蓋印，因此稱之為“白契”🌪。
晚清以來🧑🏻🦼➡️，土地賦稅日益嚴重🏄🏽，馬家就是因為領頭抗稅，就這樣站到了當局的對立面上。圍繞著土地使用權和土地稅，馬家從綏德州、榆林府告到蘭州陜甘總督府，歷時三年，花掉馬家白銀五百兩，總算打贏了一場以民告官府的官司👈🏽😇。白契官司雖然大大提高了馬氏家族的在外威望，但也使馬家大虧血本，馬家因此也是苛捐雜稅的“受害者”。
民國以來，苛捐雜稅更加嚴重🍼，而蔣介石雖然號稱站在地主階級一邊，但面對日益增加的苛捐雜稅🤾🏿♂️，地主的負擔也空前加重了，出於自己的利益，一部分地主也開始因為反對苛捐雜稅😩，而反對當局。
在蔣介石集團所代表的官僚買辦金融資本統治下🔏，類似馬家這樣的地主，是一個被動的因素。這種被動性決定了——他們可以轉變成為擁護蔣介石的“反動力量”，但在一定條件下🧏🏻♂️，他們也可以被轉化為起碼不反對共產黨的“中立力量”。
馬家擁護共產黨👳🏻，這是一種主動的選擇，我們應該歡迎這種轉變。毛澤東說，馬家代表的是商業資本🤷🏻👩🎓，屬於民族資產階級🧤，而民族資產階級是“人民”的重要組成部分👅。
1948年2月29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問題的指示👱🏽♀️🧑🏼🎤，指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民族資產階級是人民大眾的一部分🧛🏻，他們在經濟上具有重要性，他們可以反對美蔣🏊🏽♀️，或者采取中立的態度，因此有可能和必要去團結他們。對這個階級的經濟地位必須慎重地加以處理，必須在原則上采取一律保護的政策。否則🧚🏽♂️，我們便要在政治上犯錯誤🥝。對那些過去和我們合作過🙅🏿♀️、現在也還同我們合作、贊成反美蔣和土地改革的開明紳士，仍應采取團結的政策💻。他們也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革命統一戰線中的一分子。
毛澤東指出，我們要消滅土地剝削製度，是因為這個製度是阻礙中國生產力發展的，是阻礙民族工商業發展的。在反對土地資本與官僚資本勾結方面，我們與民族工商業者立場是一致的🧜🏿♀️，民族工商業者反對蔣介石，就是這個原因；蔣介石失去人心🫖，這也是一個原因🫵🏽。但是，如果我們分不清形勢，分不清敵我🎅🏼，我們也去打擊民族工商業，那麽，我們也會失去人心🗣🏊♂️。
早在同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楊家溝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工商業政策的指示時⛲️，就嚴厲批評某些地方的黨組織違反中央的工商業政策，造成嚴重破壞工商業的現象。這個指示指出🕵️♂️：“政策是革命政黨一切實際行動的出發點，並且表現於行動的過程和歸宿。一個革命政黨的任何行動都是實行政策。不是實行正確的政策，就是實行錯誤的政策；不是自覺地，就是盲目地實行某種政策。”
米脂楊家溝附近，曾經出了西北革命史上的一個“特殊人物”——郭洪濤🧥👱🏻♂️。郭洪濤，1909年11月生於米脂♚，少年時代就學於李鼎銘在米脂桃鎮開辦的學校，後在杜斌丞任校長的榆林中學學習💂🏽，在那裏接受了革命思想🧗⬆️。這位楊家溝出身的革命者，日後卻成為了極左路線的狂熱追隨者🙇🏿♂️。1935年9月，此人成為西北肅反的主謀，而如果不是黨中央和毛澤東及時製止，西北革命就將被葬送🧨。
對於黨的歷史上左的教訓，特別是肅反擴大化的慘重教訓💟，毛澤東記憶猶新。
“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而黨的歷次錯誤，都與這個問題有關。毛澤東嚴厲警告說：今天🤾🏿♂️，我們有可能重犯大革命失敗前那種錯誤，更可能重犯西北肅反擴大化的教訓✊🏿🙆♂️。在楊家溝，毛澤東說，我們要以郭洪濤這類人的錯誤為警戒——他提醒大家說💃🏼：“全黨同誌須知🧜🏽♀️，現在敵人已經徹底孤立了，但是敵人的孤立並不就等於我們的勝利。我們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錯誤，還是不能取得勝利。具體說來，在戰爭、整黨、土地改革🤎、工商業和鎮壓反革命五個政策問題中，任何一個問題犯了原則的錯誤𓀕，不加改正🦶🏻，我們就會失敗🍫🤽🏽♂️。”
毛澤東指出，蔣介石失去人心💇🏿♂️🤵🏽♂️，並不等於我們就能獲得人心，蔣介石失敗🤲🏻，並不意味著我們自動就能勝利。如果在戰爭、整黨🧙🏻、土地改革、工商業和鎮壓反革命五個問題上👧，我們犯政策的錯誤🤷🏿♀️，那我們也會失去人心🦔，我們也會失敗。
人民🌐：四個階級的聯合
歷史告訴我們，深入基層、深入民間，這是中國歷史發展大方向；大方向一致，就要求大同存小異💁🏼♂️，善於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特別是要註意：宗法豪強與基層父老不是一回事，土豪劣紳與開明人士不是一回事，打倒豪強，就是為了恢復三級基層製度，而不是造成基層的無政府。在土改中🚴🏼♂️，如果不研究中國歷史與現實的復雜性🐹，不註意區分土豪劣紳與開明人士，不正確區分地主剝削製度與基層三級組織製度，不研究中國歷史與現實的復雜性👩👧👧，就會把我們自己人劃到敵人那邊去👳♀️🦾。這表現了一種教條主義的惡劣作風，如果這樣做，就是幫助了蔣介石，而孤立了我們自己🤼♀️。
毛澤東特別指出：我們的真理是全心全意依靠人民👱🏼♂️，我們所說的人民🚁，是指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是這四個階級的聯合，其中開明紳士是我們長期依靠的對象，這些人政治上開明，在群眾中有一定影響，如果拋棄他們🍴，只對蔣介石有利，而對人民的事業是十分不利的👦🏼。
毛澤東直言不諱地說，有些人在這個“極端重大的問題”上犯了錯誤，而且這種錯誤的性質是嚴重的：“一切解放區的領導同誌們及所有從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同誌們均必須嚴肅地檢查這個劃成分的問題，公開地明確地改正自己所犯的錯誤🟩。哪怕只是劃錯了一個人，也必須改正👶🏼。” “這些侵犯中農利益，不照顧中農👈，排斥中農的傾向是非常危險的，是一種反馬列主義的極端的‘左’傾冒險主義傾向。”
必須立即縮小打擊面👨🚒，“無論如何，只應該把打擊面放在真正的封建剝削階級的範圍以內，絕對不許可超出這個範圍👨🏽🦲。在人民解放軍所到的原先是國民黨統治的地方，打擊面還要縮小些🧐。在那裏✧，首先只打擊大地主、豪紳、惡霸，地主武裝，保甲製度3️⃣，特務分子🔙，依照戰爭勝利和根據地鞏固的情況，依照群眾的覺悟程度與組織程度👎🦹🏻♀️，逐步地發展到消滅全部封建製度。”
搞清楚“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搞清楚我們要建立的人民政府是民主聯合政府，而不是共產黨一黨包辦的政府💁🏽♀️。搞清楚這兩個問題，極為關鍵。
毛澤東特別講到了開明紳士與土豪劣紳之間的根本區別，他舉出的例子就是榆林中學校長杜斌丞🧑🏻🦽，如果沒有杜斌丞🌇，就沒有榆林中學🧖🏿♀️；沒有榆林中學，就沒有劉誌丹、高崗、謝子長這些西北革命的領導者。甚至可以說🧑🏿🚒，不團結這些開明人士，就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他們是中國基層的建設者👂🏽，在堅持“往下走”這個大方向上，他們與我們共產黨人是一致的。我們要建立新中國📫，就離不開這樣的基礎建設者。
如果把中國革命的歷史🤲🏽，放在數千年中華文明發展史上去看，如果把“橫渠路”與革命路結合起來看♋️，我們的視野就將更加寬闊。
毛澤東說：“杜斌丞是民主同盟的人🔜💁🏽，是一個民主分子📞，他被胡宗南殺死了，但是類如杜斌丞這樣的人還是有的。有這樣的人參加民主政府，使民主政府成為共產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的代表人物聯合組成的政府，而不是共產黨一黨包辦的政府，這樣對於團結中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一道奮鬥是有利益的🤾🏼♀️。”
毛澤東指出⛺️，我們的根本任務是建立新中國🤷🏿，而我們過去的錯誤，是錯殺了自己的同誌👨🏽🏫，打擊了自己的朋友，結果是把自己搞得十分孤立。1935年的西北肅反，幾乎把革命根據地的領袖都打擊了一遍，甚至把槍口對準了自己的同誌🥞，這是今天必須汲取的教訓。他說：“多殺人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我們的任務是解決問題☂️，解決如何消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和剝削，將中國建設成為獨立的強盛的人民民主共和國這樣的問題🧓🚴🏿，除了在戰爭中在火線上必不可免地要殺死許多敵人以外，多殺了人，殺錯了人⏩，不但不能解決問題，而且可能推延問題的解決，甚至可能引導到革命遭受暫時的失敗➕🧏♂️。”
毛澤東指出，要汲取歷史上“肅反”的深刻教訓。關於審幹問題，他指出，審查幹部，絕不是把同誌當敵人來對待，共產黨人是講民主的👧🏽，黨內的一切必須有法可依🚪🛌🏽，“無論在農村中🧜🏿♀️，在城市中🤙🏻，在軍隊中，在機關和學校中🔪，在任何審查黨員或幹部的會議上，被審查者都有申訴理由的權利💪，這種民主作風決不可少。”
從先進的社會經濟形態出發去劃分階級
無產階級不僅是因為貧困📝🕳、受壓迫而先進，更是因為代表先進生產力而先進。從先進的社會經濟形態出發去劃分階級，是否有利於生產發展👩🏽🎨，就是一個標準👳🏿𓀆。
延安棗園柳林子鄉勞動模範吳滿有⚅，是毛岸英上“勞動大學”時的老師，他翻身後靠勞動發家，土改時被劃成了“新式富農”。毛澤東指出🏣，不能因為老吳積極勞動，多打了糧食支援前線👩🏼，反而不允許他入黨。老吳這種多打糧食支援前線的富農，應該提倡，應當鼓勵👪，我們鼓勵“新式富農”🤼♀️，就是提倡勞動致富。中國的新式富農，與俄國革命時的富農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不能用俄國的階級概念來套中國。
1948年3月8日，中央專門發出關於吳滿有一類人入黨問題的電報。毛澤東在此電前加寫按語🤽🏿：
“說今後不要提倡新式富農的意見是不對的🌟。我們提倡新式富農的目的和俄國革命後保存富農的目的是不相同的。中國富農經濟不占重要成分🧍♀️，糧食供給主要依靠中農💤、貧農，並不是依靠富農，我們鼓勵吳滿有一類人之目的，在於這樣能夠穩定新舊中農🤾🏽，刺激其生產。如果過去這是需要的，現在這種情形仍未改變，不能說這種需要已不存在。如果中國的某些地區有依靠富農糧食供給的情形，那就鼓勵富農經濟更加是需要的了🫛。一種模糊的違反經濟要求的‘左’傾情緒在人們的思想中作怪，在土地法公布後甚為普遍🦵🏻，做宣傳工作的同誌應當加以批判👩🏿，而不應為其動搖而投降這種情緒。”
糾正錯誤，要從宣傳入手。同年2月29日，毛澤東在晉冀魯豫中央局宣傳部《檢查報社發現“左”偏》的報告上寫下了這樣的批註：“開明紳士問題不是什麽革命性質的原則問題👩👩👦，中央並未這樣指出過。中央指出🟤，不要拋棄那些贊成反蔣和土改而願意同我們合作的從地主富農階級出身的開明紳士，如陜北的李鼎銘、晉綏的劉少白等人，借以分化地主階級，是於反蔣和土改有利益的”。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這樣提醒革命者說：
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形態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無論哪一種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之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在生成過程的時候🥑，才會產生。
馬克思的這些話，是毛澤東《目前的形勢與我們的任務》的真正出發點。
在楊家溝，毛澤東反復地與陳毅談到：我們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如果不註意這一點👝，我們就還是有可能犯錯誤🧏🏿。根據過去的經驗🏇🏼，我們在形勢嚴峻的時候，容易犯右的、妥協主義的錯誤，而在比較順利的時候，則容易犯左的錯誤。現在發生的一些突出的問題👩🏽🍼，都已經充分表明：隨著土地革命的深入🗻，隨著我們的勝利📣，這個時候我們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而這一錯誤的主要表現🤹🏼，就是極端地打擊中間力量，以至於把中間力量推到敵人那裏去🕚，這樣做，就是最大的“失去人心”——就像當年錯殺了袁文才、王佐和李文林🌖，結果使革命走向失敗🙇🏿。
共產黨人的工作作風
共產黨人與歷史上一切領導階級的根本區別👋🏽，就在於我們的“工作作風”。所謂作風者，無非就是做事的風格——這是共產黨人的“法寶”。毛澤東總結說⚃：共產黨人做事的風格🫸，主要就是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並不斷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以修正工作中的偏差。
毛澤東是從“經世致用”的湖湘學風中走出來的聖人🤹🏼♂️，他從來不空談理論。他主張知行合一👨🏻🚒，不但自己一貫埋頭做事，而且還不厭其煩地告訴大家：究竟要怎樣辦事，為什麽要這樣辦事🧍🏻，如此辦理為什麽好一些🟨，假如不這樣辦為什麽會摔跤跌跟頭——須知辦事很難🌡，在中國👩🏿🔬，為人民辦成一件好事，格外之難——而這是毛澤東的思想，特別是《實踐論》《矛盾論》超出古來許多聖賢之處💁🏽♂️。
如果離開了做事的方法◾️，離開了“作風”，那就是丟了“法寶”🤾🏻♂️，理論和綱領就都成了空的。因此，毛澤東這樣提醒全黨：重要的不是綱領，而是政策——“政策是革命政黨一切實際行動的出發點，並且表現於行動的過程和歸宿。一個革命政黨的任何行動都是實行政策。”
毛澤東指出，因為沒有細則📿、沒有政策✋🏽👍，土地法大綱在執行過程中就會出現偏差；在如何認識中國社會各階級這個問題上，如果分不清朋友和敵人，就不知道怎樣劃分中國的階級，劃分階級成分，這要分析中國的歷史與實際，僅靠照抄馬克思列寧主義，那是不行的。
毛澤東深刻闡釋了“綱領”與“政策”之間的關系。他說：土地法大綱重要👰🏽，但這依然是一個宣言👩🏻🎨，依然是一個綱領📋；而幹革命不只是靠宣言、靠綱領👨💼。實際上，洪秀全提出的《天朝田畝製度》☠️、孫中山的“平均地權”也都是不錯的綱領🐳，但歷史證明🚗，那是空想之綱領。對於共產黨人來說，從來不僅是說，而且要做，因此，綱領重要，政策則更為重要，政策與策略指向的是怎樣辦事。
而毛澤東到達楊家溝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中共中央關於重發《怎樣分析階級》等兩個文件。毛澤東說👨🎤，這兩個文件🤸♂️，是1933年為糾正在階級分析問題上的過左觀點而製定的🕣。他進一步補充說👧🏿，當時📟，在土地鬥爭已經深入的地方，則發生了“左”傾觀點🤙🏽，給許多中農甚至貧農胡亂戴上地主富農各頂帽子⏭，損害群眾利益。如今，隨著土地改革之深入，“左”傾現象勢必發生，中央重發這個文件，就是要提醒大家註意這樣的問題👧。
我們進行土地改革👵🏿，是為了從中國最基層出發🕺🏿，去改變蔣介石所代表的反動的經濟社會結構。劃分階級的出發點和歸宿👦🏻，關鍵在於是否有利於推翻舊的社會經濟結構，建立新的社會經濟結構◻️，而不是為了劃分階級🔱，而給人亂戴地主富農的帽子。從那個時候起🦛👇🏻，毛澤東決定👩🏻🏫：一面指揮解放戰爭🦌，一面開始親自領導土地改革。
為了使全黨，特別是中央政治局在這個問題上統一認識，毛澤東向全黨轉發了任弼時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並加寫以下內容：“我們必須按照實際情形去劃分階級🧎♂️➡️，進行土改，決不可將本來不是地主富農的人們人為地劃成地主富農，錯誤地擴大打擊面🙃，打亂革命陣線，幫助敵人😳，孤立自己。這是一個極端重大的問題🏃🏻♀️，必須引起全黨同誌的註意。”
1947年全國土地會議後☂️，積極參加土地改革運動的解放區群眾在登記、丈量土地（資料照片） 來源🙅🏻♂️：新華社
向全黨轉發任弼時的講話⬇️👳🏽♂️，並加了如此長的按語🙋🏻♂️，這表明了中央前委和政治局常委會中絕大多數領導（毛澤東💏、周恩來和任弼時）極為鮮明的態度🫄🏼，而從毛澤東如此嚴厲的語氣中，我們今天依然可以分明感受到他當時焦急，乃至氣憤的心情，同時也能夠感受到當時的問題，已經發展到非常嚴重的地步👩🏽🎨。
指示發出後，毛澤東立即要求三位主要地方局首長（鄧小平、習仲勛、林彪）就土改中出現的問題，揭發當地的情況👨🏼🎤，並表達自己的態度⚽️📐。
指示發出第二天，毛澤東即致電鄧小平🔒，就新解放區的各項政策問題征詢他的意見，毛澤東指出，在新的社會經濟結構還沒有建立起來之前👴，關鍵在於轉變舊的社會經濟結構🏋️，而不是簡單摧毀一切社會結構🕵🏽♂️，以保證生產和生活秩序，這是新解放區工作必須註意的問題0️⃣，因此⚇：“（一）在新區是否應當分為兩種區域，一種是可以迅速建立鞏固根據地的🖼，一種是要經過長期拉鋸戰才能建立鞏固根據地的🧚🏽♂️🤞🏿，對兩種區域的工作采取不同的政策？（二）新區土改是按土地法大綱分平，還是對富農及某些弱小地主暫時不動？新區中富農及弱小地主態度如何🚨？（三）是否有開明紳士和我們合作✖️？（四）是否有許多知識分子和我們合作或表示中立？（五）各階層商人態度如何👨🏿🏫？我軍是否可以避免向新區工商業資本家進行籌款？如果籌款🤽🏿，方式如何？（六）如何處理國民黨政府𓀄、黨部⚇、三青團的各種人員？其中是否有些人是可以爭取的？如何處理保甲長？”
1948年1月20日，毛澤東轉發了習仲勛1月19日關於西北土改工作情況的報告☝🏿，毛澤東表示完全贊同習仲勛的觀點。習仲勛指出，新的社會經濟結構的建立，是一個長期的、逐步的、復雜的歷史進程，而建立一個新社會，決不是通過劃分階級成分這樣的行動，就可以一蹴而就🙀，那種以為通過搞運動、劃成分，就可以一步邁入新社會的觀點，是左的🎗、盲目的觀點。
為此🐬，毛澤東寫批語如下↔️：“完全同意習仲勛同誌這些意見⛽️🧑🏽🎄。華北🧽、華中各老解放區有同樣情形者🔡，務須密切註意改正‘左’的錯誤𓀇。凡犯有‘左’的錯誤的地方，只要領導機關處理得法，幾個星期即可糾正過來🙋🏽，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糾正。同時註意不要使下面因為糾正‘左’而誤解為不動✍🏻。”
毛澤東征求意見的指示發出後🪺，東北局的林彪因為打仗很忙🛒，沒有及時反饋意見。在毛澤東的催促下，林彪寄來了閩西時代毛澤東給他的一封舊信⚆，這是毛澤東1930年在與黨內“左”傾教條主義的鬥爭中寫下的，信的主旨是：比起破壞一個舊世界🧂、舊社會，建立一個新世界🧑🏿🏫、新社會，是更為艱巨復雜的任務。現在，這個任務就擺在了我們面前，以為可以輕而易舉地建立一個新世界、新社會的觀點💙，則是錯誤的。
同年2月12日，毛澤東在林彪給中共中央宣傳部的電報上寫批語。批語說🦒🙇🏻♂️：“（一）這封信不要出版🤦🏼♀️。（二）請陸、喬（陸定一、胡喬木）負責將文集全部審閱一次，將其中不適宜公開發表的及不妥當的標出🗂，並提出意見🚵🏻，待修改後再出版🚰。叫東北局暫緩印行及翻譯外文。”
在征求黨內主要領導同誌意見的同時，毛澤東早於1月18日給在西柏坡的劉少奇發出了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的決定草案（又稱“中央一月決定”）🚵🏽♂️。
電文說：中央本日原則通過了“中央一月決定”🤦🏼♀️，須待征求你們意見加以修改，然後發往各地🗂。這個決定草案之製定，主要就是指導全黨糾正已經出現的某些“左”的傾向。
在這個電文中，針對康生等人提出的“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口號，毛澤東嚴厲指出：“‘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口號是錯誤的。在鄉村，是雇農😕、貧農、中農和其他勞動人民聯合一道，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單獨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國🛳，是工人♉️💄，農民（包括新富農）😭，獨立工商業者，被反動勢力所壓迫和損害的中小資本家🏋️♀️，學生⛹🏿♀️、教員、教授🤹🏿、一般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開明紳士，一般公務人員，被壓迫的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聯合一道，在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數人打江山坐江山”👩🏽🚒。
關於階級👩🎨，毛澤東指出：中國不是馬克思所重點研究的英國🤚🏿，不是教條主義者所謂——不可避免地分化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階級，我們應該根據中國的實際🤚🏿，按照《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方法，認真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具體矛盾和情況，而不是按照兩大階級對立的方式，去機械地劃階級成分；特別要特別認真地分析中間力量🪕，努力爭取中間力量，如此才能孤立真正的敵人。因此，必須避免對中農、中小工商業者🪶、知識分子采取任何冒險政策，因為他們就是中間力量。特別是🩴，“對於那些同我黨共患難確有相當貢獻的開明紳士，在不妨礙土地改革的條件下，必須分別情況，予以照顧🙌🏼。”所謂正確地分析中國農村各階級，還必須將新富農和舊富農區別開來，把地主和富農中的惡霸與非惡霸區別開來🤴🏿0️⃣。
關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能力問題🪱，決定草案強調指出🏌🏿：“領導的階級和政黨💇🏽♂️👨👧👦，要實現自己對於被領導的階級、階層、政黨和人民團體的領導，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甲）率領被領導者（同盟者）向著共同敵人作堅決的鬥爭🏊，並取得勝利；（乙）對被領導者給以物質福利📊，至少不損害其利益👱♀️，同時對被領導者給以政治教育。沒有這兩個條件或兩個條件缺一，就不能實現領導。”
毛澤東同意習仲勛關於老區土改各項意見給賀龍、習仲勛及西北局的電報 來源✩：中央檔案館
政策與經驗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首先要真正了解中國的實際、特別是基層的實際究竟是什麽💁🏽♂️，而我們的工作❇️，只能根據這樣的實際來進行。
在此期間💆♂️，毛澤東親自領導製定了兩個重要文件，以作為土地法大綱的重要補充。
1948年2月21日，《中共中央關於土地改革中各社會階級的劃分及其待遇的規定（草案）》完稿，2月1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討論《中共中央關於土地改革中各社會階級劃分及其待遇的規定（草案）》的指示。毛澤東指出🏃♂️：必須認真學習黨的歷史🙍🏻♀️🦸🏿♂️，我們學習黨的歷史🙈，就必須從黨的歷史中汲取經驗與教訓。他說🫴🏼：“此項文件的目的，是在糾正黨內廣泛地存在著的關於在觀察及劃分階級問題上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及補足在土改中缺乏對各階級階層人們的具體明確政策的缺點🏂🏻。我們認為，單有土地法大綱及其他黨的若幹指示文件而無這樣一個完備的文件⇢，很難使我們的工作人員不犯或少犯錯誤。我們既要徹底消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又要在這個偉大鬥爭中不要因為劃錯與鬥錯階級成分及采取錯誤政策而打亂自己陣線，增加敵人力量✳️，使自己陷於孤立。不要忘記，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而特別是一九三一年至三五年時期，我黨曾經因為政策過左陷於孤立🧛♀️，處於極端危險的地位，而在我黨與國民黨破裂時期黨內主要的危險傾向，曾經是現在仍然可能是‘左’傾冒險主義👋🏽。如果我們現在不嚴重地註意到這一點，我們就將在政治上犯錯誤。”
1948年3月6日，毛澤東親自致電劉少奇，推心置腹地向他說明👋，自己為什麽要親自著手製定上述兩個文件，同時說明：土地革命中出現的問題與錯誤🦶🏽，責任在中央局、地方局，但責任主要還在毛澤東自己✬，因此，毛澤東必須親自著手改正這些錯誤。如果說其他同誌有責任♿，則主要是因為經驗不足的原因👩🏿⚕️。
至於政策與經驗的關系，毛澤東指出：須知做領導工作🕵🏻♂️，一是要把事情研究清楚，二是要把政策向大家說清楚🧑🎄。必須說清楚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還必須說清楚究竟該怎麽做🍉。而這需要非常具體的說明，僅是簡單說明是不行的☂️。要細致說明，僅是抽象地🚣🏻🙋🏼♂️、綱領性地說明是不行的——如果做不到這種事無巨細🚍，那對於一個領導者而言🫁🫵，就是工作疏忽，就是粗心大意🦑。
電報指出🧑🏼🏭：“凡政策之正確與否及正確之程度，均待經驗去考證👩🏿🔬；任何經驗（實踐），均是從實行某種政策的過程中得來的🕙，錯誤的經驗是實行了錯誤政策的結果，正確的經驗是實行了正確政策的結果🥸🚮。因此🧞♂️♚，無論作什麽事➔，凡關涉群眾的𓀏，都應有界限分明的政策。我感覺各地所犯的許多錯誤🎁，主要的（壞人搗亂一項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於領導機關所規定的政策缺乏明確性，未將許可做的事和不許可做的事公開明確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確分清界限🧑🏻🌾，是由於領導者自己對於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經驗（自己沒有執行過某種政策的充分經驗），或者對於他人的經驗不重視，或者由於不應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其次，是由於領導者雖然知道劃分政策的界限，但只作了簡單的說明🐸💂🏿，沒有作系統的說明。根據經驗，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簡單的說明👐🏼，而不做系統的說明🚼🛖，即不能動員黨與群眾，從事正確的實踐⏬🙍🏽♀️。以上兩種情況，各中央局與中央均應分擔責任。我們過去有許多工作，既未能公開地（此點很重要，即是說在報紙上發表🐐，使廣大人們知道）明確地分清界限，又未能作系統的說明🚨，不能專責備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此種責任。最近三個多月，我們即就各項政策🧽，努力研究，展開說明🤾🏿，以補此項缺失。但各中央局在這方面自然有他們自己的責任⚃。又其次🪆，是政策本身就錯了。此點許多下級黨部擅自決定其自以為正確其實是錯誤的政策，不但不請示中央甚至也不請示中央局🔬。”“又其次，是領導方法上有錯誤🚮，即是上下聯系不夠⚄⛹️，未能迅速了解運動的情況，迅速糾正下面的錯誤👨🍳。”
1948年3月20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通報。通報中提出了這樣一句著名的話——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誌務必充分註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
通報這樣指出：“最近幾個月，中央集中全力解決在新形勢下面關於土地改革方面、關於工商業方面⚫️、關於統一戰線方面🤱🏽、關於整黨方面、關於新區工作方面的各項具體的政策和策略的問題，反對黨內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我們黨的歷史情況表明，在我黨和國民黨結成統一戰線時期🪄，黨內容易發生右的偏向💂🏼♀️，而在我黨和國民黨分裂時期👩🏽🎨，黨內容易發生‘左’的偏向🌡🌂。”“只有黨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軌，中國革命才有勝利的可能𓀓。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誌務必充分註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
毛澤東身體力行共產黨人的工作作風，手把手地教給同誌正確的工作方法💇🏻，經過全黨的努力😞🦌，土地改革中的錯誤，得到了系統的糾正。
1948年3月21日，即這個通報發出的第二天🦛，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領中央機關，從他們居住了四個月又兩天的米脂楊家溝出發，向榆林市佳縣進發。
佳縣，是《東方紅》誕生的地方⛏。
這一天，楊家溝父老鄉親依依不舍🧑🏼🦰，送了毛澤東一程又一程🈺。
“橫渠路”是中國歷史的“大事因緣”🧑🏽🎨，而毛澤東和黨中央轉戰陜北之路，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人間正道。
1961年🧖♀️，楊家溝上院的主人馬醒民去世前，曾對他的兒女們留下了這樣的遺言：我一生唯一的一件遺憾事，就是若能知道毛主席會住我設計建造的房子👫🏼，我一定要把第九條龍安上去。
實際上，馬醒民把那第九條龍👨🏻🦽➡️，埋在了一座窯洞的地下，而那正是毛澤東居住的窯洞🚤。
高樓萬丈平地起，盤龍臥虎高山頂，邊區的太陽紅又紅🚰👩🏻🏭，來了咱們的領袖毛澤東💂。
這是天啟，也是真實的歷史。
原文鏈接⚁：趕考（五）🚶♂️：高樓萬丈平地起，盤龍臥虎高山頂 《中國青年雜誌》2021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