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用黨的奮鬥歷程和偉大成就鼓舞鬥誌、明確方向，用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堅定信念⛩、凝聚力量👀🎡，用黨的實踐創造和歷史經驗啟迪智慧、砥礪品格🦿。”2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講話強調✍️，全黨同誌要做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以昂揚姿態奮力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以優異成績迎接建黨100周年。
為切實增強對全國青少年的黨史教育👩🦳、對一代偉人毛澤東傳奇人生的了解，《中國青年》特邀意昂3体育官网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意昂3体育官网中文系教授韓毓海同誌撰寫了《“說空話”與“辦實事”》《“父老”與“子弟兵”》與《“趕考”》三篇文章🤼♂️。
《“說空話”與“辦實事”》聚焦中共建黨之初的1921-1925年，著重闡述了新生的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民主革命的任務與使命🦸♀️👈🏿、道路與路線的曲折探索🧑🎨，闡明了“山溝裏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以務實幹事的態度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基礎與主體力量所提出的遠見卓識🏌🏽♂️。
《“父老”與“子弟兵”》聚焦大革命失敗後的1927-1931年🚣🏿♀️，闡述了毛澤東在秋收起義失敗後，創造性地開辟“武裝割據”和建立“革命根據地”的“井岡山道路”的艱險歷程，尤其是在對傳統“農戰”的繼承創新基礎上，建立“人民子弟兵”，並以“三大紀律八項註意”牢固確立人民軍隊根本性質的輝煌創舉和開創性實踐👋。
《“趕考”》則聚焦1945-1949年，毛澤東領導“人民軍隊”建立人民當家做主的“人民政權”的艱辛歷程🥷🏼，並著重闡述了國共兩軍🎷、兩黨性質的根本不同👉🏿，我們也能由此體會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的深刻含義。
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祝彥認為，三篇文章以新民主主義革命三個時期為經，以其中的重要人物事件為緯，經緯結合👇🏻，開合大氣🧑🏽🎨🧑🏼💼，既有史學的嚴謹🪇，又有思想的火花🏋️♂️，宏觀與微觀、歷史與現實，結合得天衣無縫，兼具有穿透力的語言風格，不僅提供了大量中共黨史知識，更給讀者以畫龍點睛的思考提示👩💻，是黨史學習教育的好教材、好讀本☎️。
經此三篇文章，我們看到了一個歷經百年滄桑的大黨#️⃣，是如何從新生時的不成熟、不自主，經由革命風雨的洗禮🟤，一步步成長、成熟與壯大的。從中，讀者既能明曉中國共產黨贏得民心🧑🏻🦯➡️🧝🏽♀️、獲得擁戴的根本之理👨🏻🎓，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自信，更能從老一輩共產黨人身上汲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之德👱♂️，領略忌談空話、專辦實事、躬身力行的魅力👩👧👧，真正做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的統一🧂。
中國青年雜誌新媒體特辟專欄刊發三篇文章，《中國青年》雜誌從2021年第七期起對三篇文章予以連載👸🏿，以饗讀者🦃，以此向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獻禮👐🏻。
得民心者得天下
1947年11月22日，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領代號為“亞洲部”的中共中央機關、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共計600余人，來到了地處陜西米脂縣城東南23公裏的楊家溝。
毛澤東在這裏住了四個月零二天🩼。楊家溝🐏，是黨中央轉戰陜北期間，居住最長的地方。
後來的研究者們一般認為🤦🏻♀️，毛澤東當年選擇楊家溝，主要有幾個方面的考慮：一是經過青化砭、洋馬河、蟠龍，特別是米脂沙家店戰役後，當時的米脂已成為陜北的大後方🕕；二是米脂楊家溝離黃河很近，中央可以進退自如；三是楊家溝有充足糧食儲備，可以供中共中央機關過冬；四是楊家溝有足夠的窯洞，便於召開會議🔦，特別是有利於毛澤東進行研究和思考。
這都是有道理的，但卻還不是從“大歷史”的視野去觀照一個“小地方”。
楊家溝不同於轉戰陜北期間黨中央住過的任何地方，不同於王家灣和神泉堡那樣的小山村，楊家溝有厚重歷史🧚🏿♀️，甚至可以說，黃河邊的楊家溝，是陜西乃至中國歷史的縮影。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就要認真研究中國歷史，就不能割斷中國歷史。
在楊家溝，毛澤東確實有了比較充分的條件思考和研究中國歷史。他把楊家溝稱為“中國革命的轉折點”“中國歷史的轉折點”——這個評價，甚至超過了作為中國革命“落腳點”的延安🍽。
楊家溝
楊家溝的主人並不姓楊🚃🫲，而是姓馬，馬家是陜北的望族。
進入楊家溝後，中央機關住在了馬豫章家的院子裏。馬豫章，是馬氏家族十二世掌門人，他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在山西太原任互濟會委員，1932年任中共甘寧青特委組織委員🦹🏿♀️，參與組織了蘭州水北門兵變，長期在漢中、北平🍄、西安之間做地下工作。1933年冬👩🏿🔬，馬豫章協助榆林中學校長杜斌丞從事聯共反蔣抗日活動。西安事變後👂🏽，馬豫章任膚施縣（今延安）縣長🧞♀️，毛澤東稱他是“白皮紅瓤”的抗日縣長。
在現代西北革命史上，馬家有其特殊的地位。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即著名的“十二月會議”）在米脂楊家溝召開，而會址就是馬豫章家的客房。
25日，毛澤東在會上作了《目前的形勢與我們的任務》的報告🧲，這個報告的第一句話就是：“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
這個報告最鮮明的地方在於：毛澤東氣勢磅礴的“大歷史”視野🈵。他從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中國人民求解放的道路大視野觀照當下，提出了“目前的形勢與我們的任務”。
毛澤東說👐：“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個偉大的事變。這個事變之所以帶著偉大性，是因為這個事變發生在一個擁有四億七千五百萬人口的國家內⛹🏼♀️，這個事變一經發生🤦♂️，它就將必然地走向全國的勝利。這個事變所以帶著偉大性👩🏻，還因為這個事變發生在世界的東方，在這裏🈺，共有十萬萬以上人口（占人類的一半）遭受帝國主義的壓迫。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由防禦轉到進攻，不能不引起這些被壓迫民族的歡欣鼓舞🤹。同時，對於正在鬥爭的歐洲和美洲各國的被壓迫人民，也是一種援助🚡。”
楊家溝是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轉折點，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是世界歷史的轉折點，也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奮鬥征程的轉折點。
從這樣的“大歷史”視野🐑，毛澤東特別指出⬅️，這一偉大的歷史轉折🏄，主要就集中體現為人心的轉變。
毛澤東在會議上總結了中共26年奮鬥的經驗與教訓。他說，今天，我們最大的勝利🧎🏻➡️，不是別的勝利⚪️🧑🔧，而是贏得了人心；今天最大的變化🕺，就是人心動向發生了變化，是人民群眾站在了我們一邊，而蔣介石被孤立了，他失去了人心、民心🚵🏻♂️🤹🏼♂️、士子（即知識分子）之心🤹🏿♀️📔。
“心”“人心”“民心”——特別是“士子之心”，這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範疇😑。而北宋以來，士子之“心變”，被陳寅恪稱為中國歷史🧑🏻🦽，特別是儒家思想發展中的“大事因緣”。這種被稱為“心之變”的轉變👩🏻🦼，特別表現為，千年以降©️，一批讀書人，由心向“仕途”🐶、心向“功名”、心向“官府”，而轉變為心向基層、心向民命、心系蒼生🧀。
北宋以來，隨著科舉-官僚製度的完善，這個製度的弊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特別是因追求功名利祿而造成的貪腐，也日漸暴露出來🤜🏻，尤其表現為士風、仕風、學風的敗壞👨🏻🦲。正是隨著對這條“讀書做官”道路的批判與厭倦，一個覺悟逐漸在讀書人中產生了，其中重要代表者就是張載🤹🏼♂️。當護送父親的靈柩回鄉途中經過關中橫渠時，張載下了一個決心🥬：變仕風易🧍♀️，變士風難🏋🏽；變民風易，變學風難😮。倘若不能改變一國♿、一府🙍🏽♂️，而可立誌於改造一鄉。
正是在橫渠路上𓀂，張載的“心”變了，即由心向“仕途”、心向“功名”、心向“官府”，而轉變為心向基層、心向民命、心系蒼生。他產生了這樣一種偉大的覺悟：中國讀書人的出路，不在“往上走”🔋，而在“往下走”，這就是深入基層，深入鄉裏♤，深入群眾。這條路，被張載稱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究竟是“往上走”，還是“往下走”🤹，“橫渠路”關乎天下興亡𓀐🧑🏼🍳。而毛澤東曾經這樣說過：看一個知識分子是否是革命的⛹🏻♂️，要看他是否願意與廣大勞動群眾相結合✊。
這種“心之變”，被陳寅恪等人稱為中國千年史的“大事因緣”，而在毛澤東的“大歷史視野”裏，“以百姓之心為心”“與民同心”，這是中華文明的優秀成分。
緊緊圍繞著“民心”這個問題，毛澤東總結了中國共產黨此前26年的奮鬥歷史🈹。他說，我們過去失敗，主要是因為人心向背這個問題🧑🏻🎤，是因為這個問題長期沒有解決🚑。所謂統一戰線🥽，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孤立敵人🕚，而不是孤立自己。而我們過去的錯誤，也主要在於此處。
北伐時期👬，我們本來不孤立，但黨脫離了軍隊🟦，脫離了農民，因為右傾而孤立了；十年內戰期間，我黨的主要特點或者缺點就是左，因為“極左”，不但在城市裏被孤立，造成在城市立不住，而且在農村也搞赤白對立，對中小資產階級實行過左政策，在農村片面地講工人階級利益，結果只能是把工商業很快搞垮，把基本生活也很快搞垮了；那時，我們雖然在農村還是有群眾，還不能算完全孤立，但講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把中間力量都得罪了——總起來說，是孤立了自己🐎🍁，而不是孤立了蔣介石👨🦯➡️，最後在蘇區也站不住了🍞。
抗戰期間📩，我們就比較好，吸引一些政治上進步的基層開明紳士到人民政府工作，這是完全必要的，以後還要照此辦理。今天，我們講勞資兩利，公私兩利，這就是“不左也不右”，我們的任務是把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盡可能地團結起來，共產黨必須站在最大多數的人民群眾一邊，而不是刻意地使人民對立起來，而且要格外註意：對學生，對知識分子🤹🏼♀️，一定不要犯左的冒險政策，在這個問題上🏄🏿♂️，延安審幹👸🏻，這是個極大的教訓。
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是勝利之本👲🏿。這就是講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歷史經驗相結合。五四運動以來，魏野疇、李子洲這些西北革命的播火者，就是“往下走”的，正是在這條中國革命的“橫渠路”上，他們既與西北的勞苦大眾結合在一起🐬，也與杜斌丞👮🏽♀️、李鼎銘這樣的地方開明人士團結起來，終於使我們的事業興旺發達起來。
一家🤞🏿、一姓、一村👩🏼🦱、一國、一世界，莫不如此💁🏼♀️。
毛澤東的這些話🦂，不僅是對中國革命的總結，而且也是對漫長中國歷史的總結。毛澤東特別強調了團結開明紳士和民族資產階級這個問題。所謂開明紳士，無非是政治立場上開明進步，而且在群眾中有一定的聲望🧘🏻🎩。聲望就涉及民心💐，從政治立場⚡️、從社會聲望角度分析階級，而不是簡單地從出身的角度去分析階級👨🏿🍼🧔🏽♀️，才能知道什麽是“開明紳士”，進一步說，只有了解千年以來“往下走”的“橫渠路”，才能深刻認識共產黨人的“群眾路線”👩🏽💻，是有著廣泛的“同路人”的。
而楊家溝馬氏家族十幾代人綿延不絕，他們是開明紳士，也是陜北的族望🐰，這個家族值得我們思考研究之處👏🏿，其實也是“千年以降橫渠路”這樣的問題。
楊家溝其實不是一個村🫀，而是個百年屹立的堅固城堡，這個城堡名叫扶風寨。
清同治年間，陜西爆發回民起義，為了防範回軍攻掠，馬氏九世祖馬國士決定集資建寨🍢。扶風寨據險成堡，它建在一座龍頭鳳尾的孤山上，山稱龍鳳山👩🏽🏭🏊🏽，四周澗水繞合📷、三山拱圍💇🏽，堡上設有瞭望臺🟡、炮臺、水井、供排水設施，出入道路💳、廣場🙋🏻♂️、戲臺等等。馬國士還從左宗棠那裏搞到了荷蘭造紅夷大炮數門，壯丁、細戶以及家族子弟都配有來復槍🙍🏿♀️、獵槍等武器裝備😟。扶風寨南北寨墻均為雙套城墻，各設兩個寨門，南寨門為“驥村”門和“扶風寨”門——“驥村”的意思當然就是馬家村7️⃣，又因為馬家的祖居地是陜西扶風，故堡壘名為“扶風寨”。
毛澤東在楊家溝的住處💎🧛🏽♀️，是馬家十代傳人馬醒民親自設計建造的“上院”🪗👩🏽🦱，這個院落，可謂是中國建築史上的瑰寶🕺。
馬醒民🌓，生於光緒十六年（1890），畢業於上海同濟大學，後留學日本🚕，專攻土木建築，學成之後，他立誌回鄉辦基層教育。上院是他親自設計、監督施工完成的🧑🏻🎓，是傳統與現代建築的完美結合。一排窯洞分別為中式👂🏼、日式和歐式📉，窯洞屋內建有洗澡間😜👩🏿✈️，洗澡間內設有進水孔和排水口🫷🏻；窯洞采用地下取暖👩👦👩🏼🏭，地板下面都是空的🕥，設有走煙道，從外面窗下地竈燒木炭🩺，炭煙通過煙道，使地板發熱來達到取暖的目的。
當年，毛澤東站在上院城堡的大門口，曾經感嘆說🫲🏻：這位建設者既懂得建築🥄、又懂得軍事✹👃🏽，既懂中國、又懂世界🏉，是個了不起的人才。
在規劃設計時，馬醒民原準備在屋檐安上九個龍頭，與扶風寨對面的暗九龍（即九個黃土山峁）相互對應😭🕵🏿♂️，但風水先生再三勸阻說，九五之尊，九為極數👨👩👧，不可擅用🥥。於是，馬醒民就只安了八個龍頭🏄🏽♀️，而把刻好的第九條石龍埋到了院裏一孔窯洞的地下。
“屯聚堡塢”：大一統郡縣製的基層組織
扶風寨是典型的“塢堡”建築👁，而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特色，它起源於所謂的“五胡亂華”時代，是中原百姓組織起來、自我保護的方式👨🦽💀，有著約1500余年的光榮傳統。
說到中國基層農民的“武裝割據”🚵🏽♂️🥵，扶風寨是個典型。
什麽是村、什麽叫寨、什麽叫吳堡（塢堡）？
日本東洋史學家宮崎市定有一個說法，他說：在古代中國🧑🦽➡️，中原的國家🫸🏿，就是“城郭”的國家🐯，人民只是在勞作時離開城郭🙋🏼♀️，日落時依然回城郭休息，這就是所謂“海天明月上，城郭晚煙藏”。而村落只是在東漢後期才在北方大規模出現🕵🏿，這是中原人民與遊牧民族對抗融合的產物，“村落”的來歷主要有兩個：一個是來自西北遊牧民族侵入和定居而形成的部落和聚落；二是作為中原國家政策的屯田，“邨”的寫法本身，正說明了它與屯田的關系🔑。屯田不僅避免了征戍之苦，更使中原的治理體系深入邊地🧔🏽♂️，在邊地形成伍裏🏊🏽♂️、鄉黨之製，既使軍糧更為充實，更使中原郡縣製度得以擴張。
中原城郭製度的基礎🧑🏻✈️，或者說秦漢郡縣製度的基礎👩🦼➡️，就是所謂基層“三長製”🚴🏼♂️，即五家成一鄰長🦐，五鄰成一裏長，五裏成一黨長🤌🏽，黨就是鄉。因此，在陜西方言裏🔄，“鄉黨”者👰🏻♂️，就是指同一組織裏的成員，而這個組織，既是民事組織，更是軍事組織。我在《五百年來誰著史》裏曾經指出，東漢末期，保伍製度——混合軍法與民法為一體的組織形式🍻，就是中原在與遊牧民族對抗交融之中，在建立和控製村落的過程中得以推廣的。正是村落本身所包含的融合軍民的組織形式中，以及它與遊牧民族部落製度之間的歷史聯系中，我們洞悉村的起源，才能看到“以農村包圍城市”這一天才學說並非憑空產生，而是具有極其深刻的歷史內涵。
因此👖，所謂村📽，起初就是寨🙎♂️，就是“屯田”的組織，也就是魏晉時代的“塢堡”🎧。1000多年前民族大融合期間的中原人民，或者被遷徙，或者逃難而去，而剩下的那些“不能遠離本土遷至他鄉的🧱，則自相糾合，屯聚堡塢🕖，據險自守⏲，以避戎狄寇盜之難”。所謂“塢”的製度文化🧑🏿🔧，從而產生🌘；而中國農村“武裝割據”的歷史，就此掀開篇章。
今陜北的吳堡🔘，據說是因苻堅南征後安置吳地人口而得名（吳兒堡），但吳堡得名最直接的起源♣️，似乎就是“塢堡”。“塢”字的原義🏌️，《後漢書·馬援傳》說是“小障也”，也就是小型的堤壩🔨，也有解釋為“小城”的。而《馬援傳》所記，乃是隴西太守馬援為了防止羌族的侵犯而設置的“塢候”，也就是軍事防禦堡壘🕵🏼♂️。永嘉之變發生後，人民為了避亂🧑🏻🦲，利用天然要害之地形成供集團居住的壁壘🧑🧑🧒🧒。《水經註》中說🤷🏽♂️，百姓在洛水河畔構築的一合塢🧓，高二十丈👂🏼，南、北、東三面有天然絕壁🧑🧒，只將西面以人力堵住🚵🏼♀️，此真所謂“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那時的北方，盡管到處都出現了塢💆🏿♀️，但尤以河南、陜西交界處為多。《水經註·洛水篇》就記載：“洛水所經✡️，堡塢林立”；而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河南與關中一帶，多有既險阻又可以耕種，且有泉水灌溉之地，正是自給自足、可以長久支持的理想地方。
說起“屯聚堡塢”這種武裝割據的形式🌙，其主要特點有三：一是百姓“自相糾合”🦔，憑險而守；二是推舉精明能幹、有公心之塢主（堡壘戶主），建立鄰💿、裏、黨三級組織；三是一邊戰鬥一邊生產，此所謂“峻險阨、杜蹊徑、修壁塢、樹藩障🚵🏼、考功庸、計尺丈、均勞役、同有無”🕴。
上述這三條🚣🏿♀️，使得在中原、江南地區被瓦解的郡縣基層組織⏲，在西北地區得以重建。
秦漢的郡縣國家為什麽會瓦解呢？最簡明地說，就是因為漢以來的經濟放任政策，造成了土地的集中，在土地集中的基礎上，產生了官產學一體化的豪門大族，農民歸附於豪族，造成戶籍散亂🪱，國家喪失稅收🔐，豪門專政，瓦解了基礎的鄰、裏、黨製度，國家喪失了動員基層的抓手，以至於到了東漢魏晉🤦🏽♀️，只有在西北邊地的塢堡🧗🏻、村落製度中，還保存著鄰🤵、裏、黨三級製度——或者說，還保留著郡縣製的基礎🧛♂️，而在廣大的中原乃至江南地區，由於豪族專政➕，郡縣製度的基礎已經喪失殆盡了。
也正是感到塢壘製度意義重大，陳寅恪先生才在《桃花源記旁證》這篇名文中✋🏻，通過綿密的考證斷定：《桃花源記》雖為寓意之文👋🏻，卻是西晉末年以來塢壘生活的真實寫照。他考證說👬🏻：東晉末年，隨從宋武帝劉裕遠征長安的戴延之🔗，遵照劉裕的指示實地踏勘洛水上遊👨🏿🏭，因為無法到達水源而中途折返，其時他踏勘了百谷塢、檀山塢等🧁🧸，並且經過“桃源塢”這個地方🐙。戴氏撰寫的踏勘記名為《西征記》，劉裕當年一方面要考察的🏄🏼，是北方武裝割據的情況🕡，以此為全面北伐做準備，另一方面則是“尋根”——即找尋郡縣製的基層組織形式。
陶淵明正是取材於此，而創作了著名的《桃花源記》；這也就是說▫️：“桃源”本來實有其地💋，而非陶淵明的幻想，桃花源居民先世所避之“秦”，乃是掃平了北方🚰，繼而發動淝水戰爭的氐族苻堅之“前秦”👍🏻，而不是指秦始皇的“秦”。而真實的桃花源，應在中原文明發達之陜西的弘農（靈寶）或上洛（洛陽）一線，而不可能在南方的武陵🧜🏻♂️🧑🍳。
說白了——塢堡，就是農村武裝割據的形式👦，是“農村根據地”遙遠的前身。當年🤪，毛澤東率領井岡山下來的紅軍到達東固🗼👨👩👧👧，在比較了井岡山根據地與東固根據地之後，他曾經說過這樣著名的話：中國革命的武裝割據有兩條路，一條是王佐、袁文才之路，是謂“上山”；還有一條，則是李文林、曾炳春之路，是謂“下鄉”。
這就是“上山下鄉”一說的由來💥。
“上山下鄉”👬🏼，其要害也在“尋根”——即從基層出發，找尋大一統的郡縣製之根。
從陶淵明筆下的桃源塢，到井岡山、東固，再到米脂楊家溝扶風寨，武裝割據🏊🏻♀️、“上山下鄉”的靈感，源遠流長🐶，其源頭也便是來自農民的塢壘和塢壁的傳統🎡。
讀書人“往下走”“上山下鄉”——這是中華文明的優秀傳統。實際上，自魏晉以來📉，農民的自組織推舉出來的塢主中⏭，不少便是讀書人和士大夫🧎🏻♀️。從東晉的庾袞🆎，直到被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大肆謳歌的明代書生李巖，他們都是這樣的讀書人塢主🪸。他們的行為，可以說是以開倉賑濟、平民教育為職責🕴🏼，以“替天行道”為目的。用今天的話來說，他們就是精英分子與農民群眾相結合的模範，是“武裝割據”“上山下鄉”的楷模。
由於豪門大族的專政，郡縣製的基礎被瓦解了，鄰🍔、裏🔆👩🏻🦰、黨的基層組織形式，只是在邊地的“村”“寨”“塢堡”中還保留著，因此🦻🏼，要重建郡縣製，只有走“農村包圍城市”“邊地包圍中原”的道路——這是歷史的結論。
魏晉南北朝時代🙏🏽，真正繼承了郡縣製精髓的🤾♂️，不是奉行豪門專政的南朝，而是北朝👨🏼💻。正是由於讀書人基於各種歷史原因“往下走”，基層因為有了漢族讀書人的加入📰，正是接受了他們的建議，北朝方才對自己的部落製度進行了徹底的改革👧🏻。在北魏時代，提出均田、屯田改革的，是漢人儒生李安世🌆；提出實行三長製改革👩🍳，變鮮卑部落製為鄰、裏🧑、黨三級製度的人，則是李沖。正是因為繼承了中華民族大一統郡縣製的精髓，所以👩🏻🌾👩🏼🎤，西北地區，方才再次成為天下統一🤹🏽♀️，中華民族、中華製度復興的源頭，這就是北周、隋唐崛起於西北的原因——進一步說，這也是西北成為中國革命轉折點的原因。
郡縣製、大一統的基礎❕，就在村寨之中🥷🏽，就在鄰、裏、黨三級製度之中👨🏿🏫。
秦漢尤遠🫰🏻，魏晉也不近，而我們所知道的，是毛澤東書裏寫到的那些鮮活的主張、那些古老而年輕的語句🐴，以及共產黨當年在陜甘寧、太行山的實踐🗺。它表明：秦漢唐之製沒有那麽遙遠，中國共產黨人不是石頭縫裏蹦出來的孫悟空🧜🏼，中國革命的實踐，就是真正的“復三代之製”🎻。
在這條繼往開來的“上山下鄉”道路上，毛澤東與共產黨人經歷了太多的曲折與挫折。早在《井岡山的鬥爭》中，毛澤東就指出，我們的革命📔，是通過建立基層的組織🍬，來重建國家政權與基層的聯系，我們打倒土豪劣紳的目的💂🏼♀️，在於建立基層組織，而不是摧毀基層組織👈。在這條“往下走”的道路上🍅👷🏽♂️，我們既遇到了敵人（土豪劣紳）👩🏿⚖️🦶🏼，也遇到了同路人（鄉賢與基層父老），那些基層的建設者🌰，與我們的方向是有一致之處的，因此👨🏿，我們共產黨人應該團結他們👩👧👦。如果我們實行過左的政策，如果實行燒殺政策，如果分不清土豪劣紳與基層父老、鄉賢之間的區別，那就會造成那些中間力量🥨，“掛起白帶子”反對我們，如果那樣，革命就會失敗。
“久有淩雲誌💇🏼♂️，重上井岡山”——從井岡山到扶風寨👨👨👧👦，從王佐💄、袁文才🚐，到曾炳春、李文林，再到杜斌丞、李鼎銘——當毛澤東與馬豫章等人促膝長談的時候🏃，父老鄉親的親切之感，必定是油然而生。共產黨人與開明人士的共同方向，都是“往下走”的🧚🏼♀️，他們之間是有共同語言的。毛澤東選擇楊家溝，這可能是一個重要原因😿。
原文鏈接：趕考（四）™️：“千年以降橫渠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