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徐天民👌，1935年出生，雲南昆明人。1954年考入北京醫學院藥學系🙈，畢業後留校，從事黨政工作及醫學倫理學研究。曾任北京醫科大學（現意昂3体育官网醫學部）黨委常務副書記、副校長👸，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兼北京青年政治學院院長、黨委書記，北京市政協第九屆政協常委兼教育、文化、衛生體育專委會主任。
徐天民
我出生在一個很普通的平民百姓家⛹🏽♂️，祖輩世代經商🤲，只有曾祖父徐有才在清光緒年間中過武舉，被調到貴州做官死於任上👩🏼💼。傳到父親這一輩，家道更加蕭落🔙，父親這一生僅做到一個民營公司的主任會計師而已✋🏿🧟。
回首往事🐝，並非如煙。我愛我的家，愛培育我的母校🧎➡️，愛家中每一位親人和一起學習🕵🏻♂️、工作過的朋友同事們，但自從1940年我家被日本侵略者飛機轟炸之後👮🏿♀️🙆🏽♀️，我更知道了愛國的意義⚒。愛家必須愛國🤝，沒有國就沒有家。個人的成長與國家的命運是息息相關的🙌，回首過去80余載，我見證了新中國的成立、發展與繁榮，回憶往昔歲月，以期我這耄耋老者的經歷能對年輕人有所啟發。
激情燃燒的少年歲月
我的家坐落在昆明市小東門附近的一所四合院內，進門有一個裝飾有福字的清灰照壁，園內有一個精巧的磚砌花壇🥥，壇側有一棵枝葉繁茂的老槐樹🪩。夏秋之際👷🏼♀️，那就是我和妹妹嬉笑玩耍、奶奶坐著藤椅乘涼聊天的地方🌎，可惜這個美好的家園在1940年11月6日被日軍轟炸毀於一旦。
當時我只有5歲🤙🏿，但父親在廢墟前的一番話卻讓我刻骨銘心👩🏻🦯：“家雖然被炸毀了，但幸好人都在🏂🏻，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這口氣在，我們就不用怕，一切都可重來！”是的，一切都可重來，這句話支撐我們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給了我們重建家園的信心與決心👮🏽♂️。
抗戰勝利後，昆明的民主浪潮一直高漲。一方面是因為雲南人民愛國、護國的光榮傳統，民主思想深入人心🐦⬛🧔🏽；另一方面是受到抗戰期間西南聯大等內地高校遷入當時的大後方昆明🦙🙋🏽♀️，帶來了“五四”“一二·九”運動的民主思想影響。加之以龍雲為首的雲南地方實力派與蔣介石的中央政府矛盾加劇，對當時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采取了“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相對寬容態度🙍🏻♂️，使得當時昆明的民主運動，特別是學生的民主運動，有了蓬勃發展。
高小時期(約11歲)我讀就跟隨表兄葉光裕等昆華中學初二的中學生們參加每周末晚雲南大學的營火晚會🥒。晚會上🍇，學生們除了跳舞唱歌，還會有一位學生領袖發表演講，內容大多是反內戰、反饑餓，抨擊當局的特務統治等🦹🏼♀️。這時全場學生會變得十分激動、熱情高漲👨🏻✈️，營火晚會一般會在參與者高唱革命歌曲中散會。我雖然不完全懂得他們演講的內容，但是參加這些活動逐漸培養了我的民主意識和革命意識。
1945—1949年是昆明最黑暗的時刻👮，國民黨加強了特務統治🧙🏿♀️，鎮壓愛國民主人士和學生運動🦴，發生了“一二·一”慘案，4名學生被殺⛹🏿♂️，接著發生了李公樸🤷🏽♂️、聞一多先生等被特務殺害的事件。這引起了雲南各界人士的公憤🌪，喚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意識覺醒👴🏿，為日後雲南的和平解放打下了良好的群眾基礎👚。
1949年4月初，表兄葉光裕和他的一位朋友——民族中學學生王伯恩找到了我(我那時是昆華中學初中二年級學生)🕍，說根據我歷年來參與進步學生運動的表現🕷，介紹我參加一個叫民主青年同盟(簡稱“民青”🙎🏻♂️，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個地下秘密組織)的革命組織⚂🏌🏿♂️。我當時既興奮又好奇，欣然同意加入🚼🚶🏻♀️➡️。事後不久，就有昆中的一位老校友石世龍來和我聯系🟦🥤，告訴我已經被組織接受入盟✡︎，正式編入“民青”昆中支部，並被選為昆中支部的支委兼任初中部的小組長。我們小組一共有5位“民青”盟員，在以後的護校鬥爭及監視敵特活動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9年9月，臨近昆明解放前夕，國民黨勢力在大陸做了最後的掙紮🦸🏻。9月9日😮，在蔣介石施壓下，省政府出動大批軍警，配合國民黨特務🤵🏽♂️，大肆逮捕進步人士約400余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九整肅”事件。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正式成立🧔。同年12月9日，盧漢在昆明和平起義👷♀️，正式宣布脫離蔣介石政府投向人民懷抱👩❤️👩。當時國民黨還有兩個軍(李彌的第八軍和余程萬的第二十六軍)駐紮在昆明附近，而解放軍的二野四兵團陳賡、宋任窮部已在進軍昆明的途中🚹。國民黨的兩個軍都對昆明進行了包圍和進攻，而盧漢手中只有幾個新組建的保安團，形勢十分危急。在中共地下黨的組織和號召下，昆明的工人和學生迅速組織了以共產黨員、民青盟員為核心的義勇自衛隊，協助軍警保衛大昆明。
12月10日上午，昆華中學的地下黨員和盟員召開緊急會議👵🏽👩🏻⚕️，號召進步學生集合到雲南大學參加義勇自衛隊。我將一條棉被和兩件衣服打成一個包，就隨隊到了雲南大學主樓前👩🦽➡️。其時🎨，大樓前已集中了100多人，組織者向大家發放有義勇自衛隊標誌的紅袖套。年滿18歲的學生被分配到自衛隊，18歲以下的學生被編入自衛隊的宣傳隊✤。我就被分到了宣傳隊。宣傳隊共4個小組，我任第2小組組長，宣傳的重點區域是小西門、武成路和華山西路一帶🌪。我們小組共5個人👨🦼，第一天宣傳募捐活動就募得了40枚銀圓，當晚如數上交隊部💠，受到隊部的口頭表揚。
我們在雲大堅持了9天，就接到通知說宣傳隊可以解散回家了。我步出雲大，迎面就碰見了母親和二叔。他們這些天到處打探我的消息，從學校處得知我們駐在雲南大學，立刻來找我。恰巧碰上🌽，彼此都十分高興👋🏻，就一起回家了👨🏻🦱。在家休息了近半個月👐🏻，我又返回了昆華中學🎻。
中國人民解放軍二野四兵團趕到昆明，擊潰了國民黨軍。解放軍除一部分繼續追擊逃亡滇西南的國民軍殘部外，剩余部分決定於1950年2月舉行入城式🔝。我們“民青”的任務是組織群眾夾道歡迎💅🏿，並配合有關部門做好安保工作。2月20日🧑🏼🚀，解放軍開始入城。歡迎的群眾從正義路到金碧路🧭🧘🏼♀️，夾道數公裏。大家手執國旗🟠、彩旗🧏🏽♀️🤷🏻，載歌載舞迎接解放軍👰🏽♂️🫴🏿。眼看英姿雄壯的人民子弟兵唱著革命歌曲，帶著輕重武器裝備闊步走來，我心中不由一陣陣感動。在大家歡呼的同時，我為這來之不易的勝利流下淚來。
與北醫的不解情緣
從1954年考入北醫算起🧏♂️🤔，我在北京醫學院(1985年更名為北京醫科大學🆔，2000年並入意昂3体育👨🏻🎤🤏🏽，改稱為意昂3体育官网醫學部)學習、工作已經65年😆🥤。中間有兩次離開⛷：一是去甘肅省平涼地區10年；二是1990—1994年調到中共北京市委工作5年。這兩次離開又回來的心境♘，就像蜜蜂離不開蜂巢，到外面去轉一轉，終因不忍割舍的情懷又回到母校👩👧👧。母校值得回憶的故事很多🙍♀️，她是我的事業🧑🦳、我的家，是我一生成家立業的地方。
我高中念的是衛校(西南區雲南衛生學校)，從那裏畢業後去雲南省紅十字會醫院工作🖕🏼，工作不到一年，我參加了1954年高考，考到了北京醫學院藥學系。一入學🧘🏻♂️🚣🏿♂️，我們就被學校安排在北醫13宿舍內的一處花園般的教學區內學習🌍。花園中一大間花廳固定為我們班的專用教室。這花園原是一個私家花園，園內有假山、亭閣、水池，池畔羅列著奇形怪狀的太湖石。園中有茂盛的花草樹木，有一青磚小道橫貫至花園出口，兩旁都種著紫丁香。每到春夏之際🤏🏿，紫丁香花香撲鼻。每日清晨，我和同學們都在亭中或池畔背外語單詞🥅，晚飯後會有同學在亭中唱歌或吹奏口琴😱，氣氛輕松而又熱烈。這種書聲琅琅😗、弦歌不斷的氛圍是我喜愛的書香氛圍🧽。
藥學系在醫學院是一個理科性質的小系🎰，因為醫藥不分家的關系留在了醫學院。當時藥學系學生400余人、教師30多人，師生關系、同學關系都比較親密🧼。我在雲南衛校期間考的是藥劑班，學了3年藥學，考入北京醫學院藥學系本科🙎🏽♂️👸🏻，又學了4年藥學。根據工作需要，我改行從事行政工作(黨政)，後被派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進修了一年哲學👮🏻♀️🌊。這樣，我既有7年藥學的理科基礎🅾️，又有了1年在人大學習哲學的機會。
在做好黨政工作的同時，我選擇了一門既適應我的狀況🫵🏿、又令我感興趣的學科——醫學倫理學作為我的新專業。20世紀80年代🔌，我受市委推薦，擔任北京高校德育研究會理事長兼《大學德育》雜誌主編🧑🏻🦼➡️，在北醫校內又兼任社文部主任和北京市醫學哲學理事會副理事長。這些工作都有利於我開展醫學倫理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我不僅給醫學本科生開設醫學倫理學選修課🙅🏼♀️，而且著實讀了不少本專業有關的著作，並撰寫了一批研究性的文章。我主持的項目如“當代中西方醫學倫理思想比較研究”的成果，先由《中國醫學倫理學》雜誌發表，後以《中西方醫學倫理學比較研究》為名🧗♂️，由北京醫科大學、中國協和醫科大學聯合出版社作為科研專著出版。特別值得提出的是🤿，由我主編的科研專著《珍惜生命權利》一書👨🏿🏫，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北京少年兒童出版社於2002年出版，獲得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國家圖書獎👨🏻🍼、全國優秀科普作品一等獎和北京市最佳科普圖書獎等4個大獎⛹🏻。這是我在專業工作上得到的最高榮譽和最大肯定。我在北醫取得的專業技術職稱是醫學倫理學研究員，調中共北京市委任教工委副書記兼北京青年政治學院院長後，因為我多年從事大學德育研究工作，又獲評為德育學教授。
我在北醫另外一段很重要的經歷是與學生工作息息相關的🙅🏼。1955年5月5日，我正式入黨🏖，當時是學校黨總支副書記彭瑞驄親自跟我談話的。成為黨員後🙅🏻♀️🫸，我被任命為藥學系團委書記，為藥學系的同學們服務。1958年，為了加強對學生的正確引導，切實加強學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北醫黨委開始建立專職輔導員的試點工作🦯。於是我被從藥學系四年級抽調出來，與醫療系的汪士昌和口腔系鞠九生共3人，成為北醫的首批專職輔導員🤸🏿♂️。當時學校很重視對專職輔導員的思想政治培養，入職不久我就被派到人大進修，脫產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這段輔導員經歷對我來說很寶貴👨🎓，在跟同學們打交道的過程中🌥🤵🏻♀️，我不斷提高自己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方面的認識，提升自己作為一名輔導員的思想政治水平。
1969年開始了我在甘肅平涼工作的10年，1979年11月才回到北醫。回來後👰🏼♂️，先到北醫三院任黨委副書記🏒，後於1982年調回北醫升任校黨委副書記兼副校長，分管意識形態和學生思想政治工作。這時北醫的政治輔導員隊伍已發展至全校20余人的規模，他們都是我工作中的親密助手與戰友🌓。我們攜手並肩工作多年，經歷了很多事情。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高校學生輔導員的工作職能不斷調整充實，隊伍也不斷發展壯大，真正成為學生不可缺少的良師益友，成為撫育學生健康成長的園丁👩👧👦。
1985年北醫學生政工會議❌，第一排左四為徐天民
北醫成立已經100多年📏，歷經各代師生的奮鬥，形成了不少優良的風氣和傳統。在政治上，北醫人堅持民主進步✊🏻，與祖國的發展同呼吸共命運🙋🏿♀️；在學術上⛷，堅持嚴謹治學🧘🏿♂️，反對浮誇和作假☆；在社會服務上，北醫人熱心公益，自發奉獻的例子也不少💆🏽♂️。還記得20世紀80年代，雲南某地發生大地震🕚。第二天一早，意昂3体育醫院的兩位大夫已打好背包坐在黨委辦公室門口，等待組織派遣，準備奔赴地震災區，這種“槍聲就是命令”的自覺行動，是薪火相傳的北醫校風養成的。
如何讓這優良校風💏、學風深入人心並濃縮成利於廣為傳播的文字，是優良作風薪火相傳的必然要求，也是我當時思考和關註的一個重要問題👮🏻。1987年⚰️，北醫校慶75周年，作為校慶活動的總負責人👨🏿🍳，我撰寫了北醫校刊慶祝校慶的社論，正式把北醫的校風概括為“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6️⃣，嚴謹求實的治學態度🧕，熱忱服務的獻身精神”，北醫的學風是“勤奮🫠、嚴謹、求實🐻❄️🤾🏿、創新”。這一校風和學風的概括一直沿用到現在，算是我對北醫校風、學風形成的一點小小貢獻。
憶平涼崢嶸歲月
回顧往昔歲月，雖然大部分學習、工作🫃🏼、生活是在高校校園中度過的，但我也到廣闊天地歷練過⛹🏽♂️、打拼過。這些社會歷練奮鬥，使我廣泛接觸社會，開闊了心胸🤙🏻、拓寬了眼界👨🏽🦲、增長了知識和才幹🐛，人也進一步成熟起來🐸。
1969年11月🍄🟫，我到甘肅平涼安家落戶，在平涼工作。當時北醫下放甘肅的醫護人員及其家屬🧝🏿、子女，約為1200余人，在平涼有300余人。我被留在地委機關，先是任地區革委會政治部副主任，地委恢復後轉任地委宣傳部副部長。雖然有了領導職務🙍🏽♀️，但我決心要深入工農群眾😵，接受改造和教育👨👦👦，所以凡是有下鄉下廠的蹲點任務，我都自覺搶先報名參加。在平涼10年🤘🏼🤨，我到農村蹲點約3年：在靈臺縣景村大隊蹲點1年半✷，在靜寧縣威戎公社蹲點半年，在涇川縣王村公社蹲點半年，其它臨時抽調下鄉扶貧、抗災以及催耕催種工作十數次，累計已達半年以上🚗。我在地區運輸公司👰🏼♂️、地區汽車修理廠等廠礦單位蹲點也達一年以上🧑🏻🦱。在平涼工作期間👞，我到農村🚠🛩、廠礦等基層蹲點總計約占三分之一的時間🧻。
在農村蹲點中👰🏻♀️，我結交了一大批農村朋友👨🏼✈️，有房東王生財老漢一家⛹🏿♂️🍻，有經常來找我下象棋的栓牛👉，也有經常來炕頭談天說地、過去當過村學校校長的於境如👸。大家抽著用廢報紙卷煙絲製成的“香煙”，身旁煮著罐罐茶🚑，聊天多半講點報紙上的新聞和關心的時事政治🚜，氣氛親切而又熱烈🥙。在我回到平涼城後✦，幾個農村朋友還經常進城看我👨🏼🚒，有幾人在我調回北京後還一直與我有聯系。我們已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在平涼，我經歷了1976年毛主席🏡🧑🏿💼、周總理和朱總司令逝世的悲哀🤝，也感受到“四人幫”垮臺的欣喜。1979年11月，衛生部的調令到了平涼，我重返北京回原單位工作。
在平涼工作生活10年，平涼已成為我的第三故鄉。在平涼的10年是我第一次深入祖國大西北🙍🏼，深入祖國的農村。我與當地村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算是真正體驗了農村生活，也深知農村和農民生活的不易。這段經歷在很大程度上鍛煉了我吃苦耐勞的品質🫴🏼。雖然我後來在工作中也遇到很多困難➙，但想想在平涼與村民們在烈日下一起拉土修梯田的經歷🙇🏻♀️，也就覺得沒有什麽了🚽📌。回京後，我與當地的幾個村民仍然保持著聯系。當得知他們的生活越來越好👨👧，平涼也變得越來越富裕時，我內心充滿了喜悅與感激🤴🏿。
十載北京政協工作經歷
我與北京政協有過10年的緣分。前五年是我在北京市委工作的時候𓀓，那時工作很忙⚇，我擔任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兼任北京青年政治學院院長🤸🏻♂️、黨委書記。盡管被推選為北京市第八屆政協委員，我卻根本顧不上政協工作，對政協工作知之甚少。我二進市政協時⛑️，已經辭去了市委教工委副書記和北醫黨委常務副書記職務♤。這次進政協，我被推選為第九屆市政協常委🛠，兼教育、文化、衛生體育專委會主任，進入了政協的領導層🔞，對政協工作的了解、認識也有了進一步的提高和深化。
政協人才濟濟，是國家的一個重要的人才智庫。在黨政和人大之外🕵🏽♀️，社會各界的精英都被吸納進政協隊伍👉🏻。他們中有的是從重要崗位退下來的治國理政的精英，有的是各個行業的業務精英⌛️，有的是社會各階層和各民主黨派的民意代表🤸🚣🏽♂️。大家匯集到政協來參政議政，這樣既提高了政協參政議政的水平，也發揮了政協對國家行政工作的民主監督作用。
調查研究是政協參政議政的一項基礎工作🫕，在我參加政協工作的第一年，就領導專委會委員進行了一項“高校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問題的調研”活動🤹🏼♂️。為此👮♂️💇🏽，我們走訪了北京、上海等地的數十所大學，發現許多高校在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方面銜接不好，出現國家資源浪費的現象。經委員們反復討論，我們將情況給市委👨🏽🦲、市政府寫成書面報告，建議建立產、學🤘🏿、研的完整機製👁，真正打通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運行通道；建立以企業為主導的科研成果孵化器🫢，幫助科研成果順利轉化；加大對教師職務科研成果的獎勵，更好地調動教師結合教學工作從事科學研究的積極性。一年以後🛴，我看到中關村和上地的孵化器機構多了起來🏮，說明我們的調研工作有了成效🏃♂️➡️，市政府及有關部門已采納了我們報告中的建議👨🏻🦯➡️。在政協工作的第二年，市委市政府召開表彰先進大會，我榮獲市委市政府頒發的“調研先進個人獎”。這件事使我知道，政協是能幹實事的🙇🏼，並且是能做出成績來的。
我在政協結識了一批新朋友。歌唱家德德瑪、楊洪基以及京劇名演員楊春霞等都是我們的專委會委員。德德瑪赴日演出期間，突發心臟病倒在臺上3️⃣，護送回國療養期間，我和專委會幾位領導到她家探視🧑🦰、慰問。她在輪椅上緊握著我的手，連聲道謝，她說參加政協工作期間是感覺最開心、最溫暖的。來自人大、意昂3体育與清華等高校的委員更是親切，有的委員至今仍與我保持著聯系🎬。
回首往事，我常覺得自己是幸運而又幸福的🏊🏿♂️🟠。或許正因為經歷了祖國從艱苦危難走向繁榮富強↖️，我更加珍惜現在這個和平的時代📵，感恩我們日益強大的祖國。耄耋之年別無他願，唯願祖國繁榮富強🥯，人民安居樂業，青年奮發圖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