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世界上，中美兩大文明並沒有什麽特別超凡出眾之處，而有著同所有其他主要文明相似的地位。在我們這個多元文明的世界上，文明間的接觸與跨文明的交融是主流，而文明的沖突則是偶發的支流。過去三十年間中美兩大文明之間的關系為這一論點提供了充分的證據。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保守派與自由派的基本認知都受到了嚴重誤導，他們先入為主的偏見不能幫助我們建設一個更美好、更多樣化的世界，讓所有文明在共同背景下互相學習、取長補短；這些偏見卻有可能將我們帶入一個人人自危、以鄰為壑的世界，使文明弱化為唯我獨尊的獨白，從而導致文明不是走向交匯與交融，而是走向對立與沖突。

今天，我們生活在充滿挑戰的時代。世界經濟曾搖搖欲墜、瀕臨崩潰的邊緣，由於不同國民經濟體系、不同國家以及不同文明體所采取的多樣化的措施, 危機才沒有釀成更大的慘劇。多重和多元文明的存在為多種多樣的製度與實踐提供了合法性。這就是多樣化的長處。沒有任何一種單一的市場經濟模式——無論是美國的、歐洲的、印度的、伊斯蘭的、日本的，還是中國的——囊括高效和公平的所有品質。在一個如此錯綜復雜的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種經濟邏輯；而多重狀態和多元性質的文明的存在，恰恰可以發揮減震器的功能。協調而非沖突，是以多元文明為基礎的世界經濟秩序的基本特征。

然而，我們或許會在未來走向一種不同類型的沖突甚至暴力沖突的前景。這裏所涉及的是湯因比以單數形式及大寫字母開頭拼寫的“大文明”（Civilization）。作為一種物質形態，“大文明”的持續生存能力面臨著各種威脅，而這是整個人類和地球上的許多其他物種及各種生態系統所必須面對的。在這個意義上，“大文明”認同的本質之所在是物質的，而不是原生的、話語式的、或主觀意向的。這種大文明認同或許會激發起以追求“大文明”命運共同體為目標的社會和政治運動，在某種意義上就像人們早先追求民族命運共同體那樣。但即便是在這種不同類型的文明沖突即“大文明”沖突中，有關科學、社會運動、教育以及其他諸多層面的政治問題仍將繼續居於中心地位。那麽，多重和多元的文明是否蘊涵著足夠的創新潛力及學習能力，從而能夠成功地創造出捍衛“大文明”的應對戰略？這是一個尚無確定答案的問題。

魯德亞德·吉蔔林在其1899年所作《東西方民謠》一詩中，開篇即吟誦道：“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永遠天各一方。”吉蔔林是錯誤的。不同文明之間最大的共同點不在於它們各自文化上的內聚性、封閉性或沖突傾向，而在於它們的多元性差異、多重形態、以及彼此間的碰撞與交融。我們應當抵製那些對事物作非此即彼的過度簡單化劃分的誘惑，而代之以開放的胸襟，把握住一位學者曾稱之為“混雜的世界主義”的知識層面和政治上的機遇。“混雜的世界主義”這一概念精辟地概括了不同文明異中有同、同中有異的錯綜復雜的現象。而這種同異交錯並存的現象，正是多重與多元文明世界的最本質特征。

（彼得·喬希姆·卡贊斯坦，美國康奈爾大學政治學教授。本文摘自北京論壇2009主旨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