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簡介

龐慧敏

山西大學新聞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畢業於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專業，獲博士學位。德國多特蒙德工業 大學國際新聞研究所訪問學者，並被聘為客座講師，2015年入選山西省高校優秀青年學術帶頭人支持計劃。主持國家社科基金《“早期肺癌篩查計劃”傳播策略與政策實踐》、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中美醫患新聞報道比較研究》（已結項）以及省級項目多項，在《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新聞大學》等核心期刊發表論文多篇。

在北京論壇2020•健康傳播分論壇上，龐慧敏老師分享了她的論文,《信任與健康教育介入：對我國中西部某大學女生HPV疫苗接種的認知行為影響研究》。

借此機會，我們對龐老師進行了采訪。盡管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我們對龐老師的采訪只能在線上進行，但龐老師的溫婉隨和依然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們最初僅準備探討HPV疫苗在中西部的使用問題，但訪談中龐老師以此為出發點，以小見大地闡發了整個健康議題在傳播中的信任機製問題。她廣博的學識和開闊的思維讓我們嘆服不已。

以下是與龐慧敏老師視頻采訪完整記錄的轉述，整理如下：

Q:龐老師您好，感謝您接受我們的訪談。首先想請教您，您最初為什麽想研究與HPV相關的話題？

龐慧敏:一方面是受了我的研究生張婧倫（本次分享的匯報人）的影響，她是18級的學生，想做關於女性的健康傳播議題。2018年，HPV疫苗處於即將在大陸傳播開來的階段。盡管當時HPV疫苗還沒有進入大陸，但有很多的女生，包括我朋友的孩子以及一些年輕的朋友，已經去港澳打疫苗了。

所以，我們一開始把研究地域放在國內與周邊國家，婧倫也做了訪談和前期的實驗研究。但由於各種事情的堆積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我們的報告還未做完，疫苗已經被引進到了我國東部地區。於是我們轉換了研究方向，縮小了研究範圍：從女性到女大學生，再到中西部地區的女大學生。我們更想關註在疫苗還沒有普及的地區，人們對HPV是如何理解的，怎麽去推廣HPV疫苗，如何提高大家對HPV疫苗的信任度等問題。

Q:我們也做了一個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社交媒體是重要的信息傳播渠道，但大家對社交媒體的信任程度反而不高。您是怎麽看待這一問題的？

龐慧敏:在我做的健康傳播的研究裏，大家信任程度最高的信息來源是醫院和醫生。因為健康信息本身屬於一種科技信息，且與人的生命安全、身體健康密切相關。

互聯網的特性在於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傳播，健康信息作為一種軟性信息，敏感度較低，不會有更多的人對信息進行審核。這導致雖然我們能從新媒體上非常容易地獲取健康信息，但重點在於如何甄別真偽。所以，我們遇到健康問題之後，不會直接信任從網絡上查閱到的信息，而是去找專業機構進行求證，然後才會對自己的身體采取措施以保證自己的健康。

Q:也就是說大家先從網絡上獲得健康傳播的信息，再去找信任的渠道求證。那麽醫院本身是否可以建立自己的面向大眾的宣傳系統，例如建立自己的公眾號，直接發布權威信息，從而提高傳播的效果？

龐慧敏：醫院之所以很難進行健康信息的傳播，首先是因為它主要關系到國內醫院經營運行模式：一方面在於醫生少，病人多。尤其"好醫院"裏的病人更多，優質醫療資源相對不足，最終易導致醫患比例失調。

從我們自身的生活經歷來看，得病後的我們總想去醫療資源最好的醫院，因此醫改中的分級醫療體系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實際上仍然沒有解決醫療資源相對集中的問題。

信息傳播也是如此，我們希望獲得好的醫療機構信源的信息，但專業醫生的數量和時間都是非常有限的，上層的醫院在醫療資源都已經缺乏的情況下，更缺少渠道和精力去進行信息資源普及。

而另一方面，醫院的這種狀況也容易導致醫患矛盾的發生，加劇患者對醫生的不信任，也限製了醫院的健康普及工作的推進。

其次，之前大眾對社交媒體的了解更多，缺乏對由專業人士組成的宣傳系統的認識。例如張文宏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也一直講健康傳播，但當時他得到的關註其實是不足的，直到新冠疫情期間他才家喻戶曉。

最後，盡管媒體也會邀請一些醫生，但媒體的盈利性促使他們必須進行廣告經營、產品推廣，這自然而然降低了媒體的可信度。

Q:所以醫院本身負擔較重，再兼顧健康信息傳播的難度較大。那麽新媒體能否改進自身，提高大家對新媒體的信任呢？尤其是讓中西部地區減少健康信息的獲取障礙？

龐慧敏:東部地區的人們了解的信息多，可能與東部地區醫療資源豐富有關，東部地區擁有的疫苗等醫療資源更充足。

其實新媒體的傳播本身沒有界限，但接收信息的人會受到自身的觀念限製，從而阻礙了新信息的傳播。所以熟人在這其中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例如東部地區的同學給中西部地區的同學宣傳HPV，或者親自去東部地區打HPV疫苗的同學回來向同學們宣傳HPV。

所以新媒體要想更好的傳播信息，也要註意做好社群傳播。就像丁香醫生、好大夫網等平臺，專業人群聚集在這些網絡社群，為非專業人士提供可信度較高的信息。當社群成員對信息感興趣，信息傳播會更加有效。另一種是患者社群，通常是患某一種疾病（尤其是癌症）的病友們組成一種社群，患者們憑借自己與醫生交往的經驗，在社群裏交換信息、分享經驗。也會有醫生加入到這種社群裏，定期在社群中進行健康傳播的宣講，患同一種病的人會對這樣的宣講非常感興趣。

Q:您之前的分享指的意見領袖更多的是醫生和媒體人，剛剛提到的患者社群也是相對封閉的一個小圈子？是否可以建立現實中的、相對沒有範圍限製的社群？它的傳播效果如何？

龐慧敏:線上線下都是社群傳播的重要形式。當前社區的意義越來越重要，社區醫院就會在社區進行健康傳播。現在新冠是很多人群共同關註的大病種，但現實中日常的病種是很多的，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關註不同的病種，你說的“範圍限製”其實更多的是一種“針對性”強的優勢。

Q:讓我們再回到女性健康的問題上來。我們了解到，女性在衛生條件差的情況下會更容易患宮頸癌，所以使用質量好的衛生巾也是預防宮頸癌的一種措施。在疫情期間發生了“姐妹戰疫安心活動”，為抗疫的醫務工作者捐贈了大批衛生巾，解決了她們的燃眉之急。以及前段時間華東政法大學發起“反對月經羞恥，設立衛生巾互助盒”的活動。在網絡傳播下，這些活動得到了眾多高校的迅速響應，您怎麽看待傳播在其中起到的效果？

龐慧敏：我認為這是關註女性健康、關愛女性的一種表現。像是在大學裏推廣安全套的使用，我認為這同樣是一種健康行為的推廣。

傳統意義上的健康傳播強調健康的、科學性的推廣。例如宮頸癌的篩查，它於2010年左右技術成熟，並在全國地區免費提供篩查，最重要的是它能夠給農村婦女提供免費篩查，讓農村女性提高健康意識。這既是一種科學認知方面的傳播，也在文化方面促進了健康知識的推廣。衛生巾互助活動雖然不符合傳統的健康傳播定義，但它也是一種文化行為，也能從側面推動健康傳播的發展。

寄語：“新冠疫情讓大家對健康信息、健康傳播的關註度顯著提高，這是好事。但我們應該真正潛心去做健康傳播研究，而不只是因為它擁有當下的熱度。只有我們真正熱愛健康傳播這門學科，才能真正做出有助於健康傳播的研究。”——龐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