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晚，北京論壇（2020）國際關系分論壇開幕。分論壇以“動蕩世界中的國際公共政策”為主題，邀請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聚焦新冠疫情對全球治理和國際公共政策的影響及其響應。

會議現場

中國外交部原副部長、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原副主任何亞非，意昂3体育官网國際關系學院院長唐士其，美利堅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傑出教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跨國挑戰與治理項目主席、前國際研究協會（ISA）主席阿查亞（Amitav Acharya），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副行長Sir Danny Alexander，全國政協常委、意昂3体育官网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意昂3体育官网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賈慶國，意昂3体育官网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執行院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姚洋，聯合國糧農組織原副總幹事何昌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中國辦公室首席代表塗瑞和，世界資源研究所駐華辦公室首席代表方莉女士受邀發言。意昂3体育官网國際合作部副部長、北京論壇秘書長嚴軍，意昂3体育官网社會科學部副部長、意昂3体育官网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王棟等參加會議。分論壇通過線上與線下會議相結合的方式舉行，吸引了來自海內外高校的兩百余名大學生及社會各界人士在線參與。

分論壇的第一個議題為“全球治理：挑戰、機遇與響應”，由意昂3体育官网國際關系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王正毅主持。與會嘉賓圍繞“如何看待當前全球治理的基本形勢”“新冠肺炎疫情如何影響當前及未來的全球治理”等問題展開交流與探討。

唐士其指出，“動蕩世界中的國際公共政策”這一主題暗示的其實是人類面臨的一大危機與解決這一危機的根本出路。世界的動蕩，恰恰是因為全球治理和全球公共政策的缺失。從根本上講，這種危機不可能通過每個國家獨善其身來加以解決。各個主權國家、各種國際行為體對自身利益的追逐、科學與技術的發展和創新、交通和通訊手段的發達，並不能自動帶來全人類福祉的增進，反而有可能導致人類普遍的危機。人類至今為止還沒有能夠完全控製新冠病毒，就是一個最好的明證。它讓人們清楚地看到了人類及其文明十分脆弱的一面。危機需要治理，全球化需要治理的全球性；而治理全球化的水平沒有能夠跟上交通、通訊、科技的全球化，以及疾病傳播等各方面的全球化，這才是我們所面臨的根本問題。因此，要真正解決上述人類共同面臨的挑戰，全球治理與有效的國際公共政策是根本性的出路。

唐士其致辭

唐士其表示，當前新冠疫情和貿易摩擦帶來了全球治理水平的驟然下降，不少人對此憂心忡忡。對此，我們需要有一種正確的判斷。首先，這一現象的出現是全球治理體系本身的特點所決定的。與能夠合法壟斷強製性資源再分配的主權國家相比，全球治理更多地以各參與方的協商與自願合作作為行動基礎。在缺乏有效的強製性資源再分配機製的情況下，遇到危機的時候，各參與方對危機的性質、各方相應的責任與義務產生分歧的時候，全球治理機製的失靈或者治理水平的下降是一種正常現象。在全球治理的發展歷程中階段性的回退十分正常，我們不必因此而對全球治理的未來失去信心。其次，此次全球治理遇到的困境與挑戰，也讓我們進一步看到了現有的全球治理機製所具有的缺陷。全球治理具有多主體、多層次、多空間的特點，但在目前階段，這些特點的發展並不均衡。過度依賴主權國家，是當前全球治理體系的基本特點，也是其主要缺陷所在。為了讓全球治理機製在未來能夠更有效、更靈活、更具多樣性、更具有抗壓和抗沖擊的能力，我們有必要進一步發揮智識上的創造性與實踐中的探索精神，進一步豐富和充實全球治理體系的機製與主體，豐富全球治理的層次，拓展全球治理的空間、提供更為靈活有效的國際公共政策。這是全球治理的未來所在，也是人類社會的希望所在。

何亞非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治理體系發生重大變化的加速器和催化劑。他進一步分析了導致全球治理體系變化的四個根本原因：一是世界力量平衡發生根本性變化，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力量和發展中國家總體上升，中國發展模式的吸引力增強，同時美國等西方國家內外問題疊加，美式自由民主光環褪色；二是世界經濟近兩年嚴重衰退，很多國家采取負利率和量化寬松政策，以及大規模財政刺激措施，全球金融風險顯著上升，金融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增大；三是氣候變化、糧食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問題與傳統地緣政治競爭風險疊加，大國合作意願下降，現有全球治理體系力不從心；四是技術革命的迅猛發展，給現有的生產生活方式帶來巨大沖擊。他表示，全球治理重建應從緊迫性強和可形成成果的領域抓起，爭取形成早期收獲，這包括疫情防控、氣候變化、金融、網絡安全等。

何亞非發言

阿查亞表示，全球治理的顯著功能之一就是在全球性危機發生之後迅速使國際社會安定下來，進而消除疑慮，並動員所有行為體共同應對。但是，近年來國際社會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沖突，包括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它們正在削弱全球治理機製的信譽。他認為，當前的全球治理是脆弱而碎片化的，為此他提出五個建議：第一，鑒於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壟斷全球治理，因此要在全球治理中強調共同領導的重要性；第二，當面臨全球性危機時，國際社會應自動強製執行緊急響應行動；第三，通過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有組織的合作增強全球治理的開放性和透明度；第四，更加重視區域化，尤其要加強在基層和市級應對公共衛生、減貧、人類安全和國家安全等問題的努力；最後，應加強多邊主義下跨地區的協調和合作。

阿查亞發言

賈慶國發表了題為“挑戰和機遇：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全球治理”的演講。他指出，近幾年來出現的國際秩序弱化，如國際核不擴散機製、世貿組織等原有國際機製受到嚴重沖擊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挑戰得不到有效應對，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美國在特朗普政府時期放棄國際責任；二是中美沖突加劇，兩國政治對立、經濟脫鉤、軍事對抗，對話機製基本終止，民間交往受到極大限製；三是國家間兩極分化問題嚴重，發達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差距拉大同時很多國家內部貧富差距也在擴大，導致保護主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上升，部分發達國家內部結構問題外部化。賈慶國表示，全球治理前景有喜有憂，有利因素一是美國拜登政府上臺後有意重拾領導者責任，推動國際合作以應對共同挑戰；二是中國希望與美國穩定關系，在有共同利益的問題上開展合作；三是大多數國家在全球治理中有重大利益，有合作意願。不利因素一是美國政治現實製約美國新政府發揮領導作用，特朗普在國內的支持者眾多，美共和黨很有可能繼續控製參議院；二是發達國家貧富差距、治理效率、種族問題等內部結構性問題難以解決，可能繼續外部化；三是中美關系面臨嚴峻挑戰，美國對華強硬已是共識。他認為，全球治理的未來受中美關系影響很大，中美兩國應該重啟對話協商，循先易後難思路，積極推動國際合作，加強和用好國際多邊機製，應對全球性挑戰。

賈慶國發言

姚洋提出，全球化需要調整，同時美國和中國也需要調整各自的發展模式。他指出，新冠大流行之後，反全球化趨勢和全球價值鏈斷裂的預測並不準確。實際上，新冠大流行的影響是短期的，中美關系已經重新調整，至少比貿易摩擦時期更好一些，而且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甚至得到了加強。同樣，美國的經濟復蘇勢頭也比較強勁。姚洋認為，鑒於絕大多數美國人並沒有從反全球化趨勢中受益，美國應該及時調整國家政策，而在COVID-19暴發後，外部需求也沒能繼續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因此中國也需要進行調整。此外，WTO規則也應改革，當前的規則給行為體做出調整的空間非常有限。

姚洋發言

分論壇的第二個議題為“國際組織與國際公共政策的演變”，由意昂3体育官网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張海濱教授主持。與會嘉賓們圍繞“新冠肺炎疫情對不同領域的國際組織造成了哪些沖擊和影響”“國際組織在應對這場危機時發揮了什麽作用”等問題展開交流與探討。

艾德明表示，亞投行是第一個總部設立於北京的國際多邊金融機構，成立五年來一直秉持高水平的內部治理和項目選擇，成員國數量從創始時的57個發展到現在的103個成員國，已具有較強的國際影響力。新冠肺炎疫情和隨之而來的經濟危機對各國造成巨大沖擊，國際社會的響應反映出國際組織和多邊主義在應對全球性問題中的重要作用。疫情危機中，亞投行成立130億美元疫情危機恢復基金，並與其它國際金融機構緊密合作，向成員國尤其是中低收入國家提供支援，如近期亞投行向柬埔寨等成員國提供緊急貸款。亞投行還將持續支持與新冠疫苗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並幫助實現經濟恢復和擴大就業。他指出，近些年，多邊主義合作弱化，一些國家轉向雙邊主義和單邊主義解決爭端，但在面對氣候變化、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危機時，多邊合作的作用無法被替代，因為多邊合作相對公平地給所有國家表達自身利益的機會，較少被單個國家控製，並且以國際法和相關規則為基礎，亞投行正是如此。亞投行嚴格按照組織章程運行，而非按個別成員國的意誌行事。艾德明表示，亞投行五年來的實踐表明了多邊主義的光明未來，在一個共同的目標下，不同國家可以團結一致，實現共同的目標。

艾德明發言

何昌垂發表了題為“疫情後的聯合國責任與改革”的演講。他指出，全球治理面臨的空前挑戰導致聯合國也遇到了危機。由於超級大國的疫情政治化以及退出一系列國際組織和協定，全球治理領導力出現真空；部分國家長期拖欠會費使得聯合國不得不減少援助、減少能力建設和信息共享，阻礙了可持續發展議程目標的達成。何昌垂表示，聯合國機製存在短板，需要進行改革以應對當前的挑戰，同時提升聯合國引領全球治理的能力，為此他提出三點改革建議：第一，大力推動國際治理民主化，加速推動聯合國改革，推動民主化，走向多元化，打破超級大國一家獨大，同時建立分領域、分層次的戰略磋商、信息管控，避免冷戰思維和大國野心；第二，推動國際組織與時俱進，提升有效性、公平性、結果導向，展開各方面評估和改革，以及資金管理和行政項目的監督；第三，加強人才體系建設，推進政府和國際組織雙輪驅動。

何昌垂發言

塗瑞和分享了他對國際組織與全球環境治理這一主題的觀察和體會。他指出，區域和全球環境治理需要國際合作和多邊主義，國際環境治理體系是全球治理體系的一部分，起步較晚但發展迅速。塗瑞和梳理並總結了國際環境治理體系從1972年聯合國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開始至今的發展歷程，以及包括《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防治荒漠化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蒙特利爾議定書》等在內的多邊環境領域取得的重要成果。塗瑞和表示，過去數十年間，國際環境治理體系的發展呈現出六個特點：一是逐步發展，已經建立起以政府間組織為主導的各種國際環境管理體系和合作機製，並且發揮著重要作用；二是國際環境法體系不斷發展，規則和公約不斷增多，大體上運轉正常；三是國際環境管理體系著眼點已不再局限於單純的環境要素，而是更加註重對生產、消費、貿易等社會經濟活動全過程的規範；四是發達國家繼續主導國際環境管理體系，但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的履約意願下降；五是相關公約約束力和執行效力有限；六是因全球層面環境治理進展緩慢，一些國家轉向雙邊、區域和集團；七是環境領域國際非政府組織增多，影響力擴大。他認為，全球環境局部有改善，整體仍在惡化，扭轉這一趨勢的時機轉瞬即逝，需要采取緊急行動；後疫情時代世界復蘇不能走老路，必須推動綠色轉型。

塗瑞和發言

方莉闡述了非國家行為體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貢獻。她提出，多元治理的出現使非國家行為體在全球治理中的參與度越來越高，同時非政府組織在決策過程中變得更加重要，包括提供數據、製定標準、監督檢測和傳播推廣等。方莉指出，全球環境治理模式發生轉變，從最初的自上而下到如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者結合的模式，例如生物多樣性、氣候變化都是兩者結合的模式。此外，互聯網的發展讓發展中國家的聲音更多出現在國際舞臺上；翻譯軟件的出現也進一步打破了交流的壁壘。但市場失靈的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全球環境治理的困境表現在全球環境局部改善，但整體卻在惡化。對此，她提出三點措施建議：第一，加強區域合作和次區域合作以應對挑戰；第二，在多元治理體系下加強多行為主體之間的合作，目前全球治理存在兩大鴻溝——科學研究成果與政治談判上達成承諾之間的鴻溝和科學研究與行動落實之間的鴻溝，在填補這些鴻溝的問題上，非政府組織具備合作意識強、多主體參與、機製透明等優勢，因此不可或缺；第三，在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領域展開建立在合作共識基礎上的全球治理。

方莉發言

在每一議題結束後的互動環節，線上聽眾都踴躍提問，與會嘉賓一一作出回應和解答。

會議現場

“動蕩世界中的國際公共政策”分論壇是2020北京論壇下設的八個分論壇之一，分論壇圍繞四個主要議題——“全球治理：挑戰、機遇與響應”“國際組織與國際公共政策的演變”“國際氣候政策的演變與改革”與“國際公共衛生政策的演變與改革”展開探討，於2020年12月12—13日舉行，受到學界和媒體的廣泛關註。

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