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北京冬日裏難得的溫暖晴朗無霾無風的午後，博雅通識沙龍在大樹咖啡如期舉辦。本期沙龍的嘉賓是歷史學系的昝濤老師。在成為通識教育核心課程之前，他所講授的“伊斯蘭與現代世界”已經在通選課中開過數次，每次都廣受同學們的歡迎，加之最近中東和伊斯蘭作為熱點頻頻出現在新聞中，大家對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有了更強烈的了解需求，紛紛向昝濤老師提出自己的困惑和疑問。

沙龍開始，昝濤老師首先從回答部分同學對課程名稱是否預設了伊斯蘭教與現代世界的對立的問題入手介紹了他開設這門課的基本理念。第一，他認為兩分法之下的傳統和現代的對立已經被許多人批判，但為了方便分析現實世界，我們還是需要一個簡單的工具。盡管傳統的概念無法表達一個群體的方方面面，但這個概括還是有必要的。當然，概括也是有問題的，我們需要對這個工具不斷地進行修正。第二，從歷史的角度看，伊斯蘭教的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從四大哈裏發——王朝時期——第一次大戰後的奧斯曼解體——第二次大戰後的民族國家興起——現代所謂的伊斯蘭復興——當下被我們的媒體所捕捉到的現象，包括女權、教育、移民等等，都和我們的課程息息相關。我們要把它放在一個過程裏面。尤其是在講述傳統的時候，要意識到傳統是活的，是發揮作用的，並不是放在博物館的東西。第三，學科有專業化和細化的要求，同時也要求我們盡量地做到廣博。研究中東問題無法回避伊斯蘭教和相關宗教學的知識，這是基本共識。伊斯蘭教是活的傳統，和持不同立場的穆斯林交流時候，就會發現它是如此豐富多彩，這種學習是很有挑戰性的。

有同學問，伊斯蘭教給人感覺對原教旨主義有一種狂熱，這種狂熱到底有什麽原因？儒家、基督教等宗教都會對自己的經典不斷更新解釋，但伊斯蘭教似乎很少這麽做，原因何在？昝濤老師認為，首先需要厘清原教旨主義的概念。該詞一開始是用來指基督教的某種主張。20世紀後期被越來越固定在伊斯蘭教身上，這是一種傳播的偏見。按照福柯的理論，這裏面有個知識與霸權體製。不存在一個統一的基督教世界，也不存在統一的伊斯蘭世界。盡管我們有時候不得不使用“伊斯蘭世界”，但我們寧願在用的時候加上一個引號。我們不得不簡化，但也要認識到其中的局限性。具體到這個問題，首先原教旨主義是指對經典的某種原初教旨的執著，未必是狂熱的，而狂熱的也未必就是原教旨主義的。涉及到穆斯林世界的認識問題，有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大部分人認為伊斯蘭教是和平的，強調順從的，還有一部分人認為伊斯蘭教是極端的。每一種觀點都有其擁躉，無法和解，具體數量也無法量化統計，更不可能投票決定。我們只能學會與沒有明確答案的事實共處。世界有這些挑戰，我們只能不斷地探索。從先知去世之後，每一派都宣稱自己才是真正的伊斯蘭。不光是教義上，最早和最主要的還是政治上的分化。如果無視這種分化，而將所謂的穆斯林世界和伊斯蘭世界看成一個統一體，這是絕對錯誤的。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最大的錯誤就是將一些人的事情歸結到一大群人的身上。

昝濤老師說，在20世紀60年代以後，西方出現了文化多元主義，或文化相對主義，從這個邏輯的極端意義上來說，也許“纏足”也都要被當成是合理的了——它可能沒有使用公開的赤裸裸的暴力，但也存在了一千多年，比赤裸裸的公開暴力更可怕。因此，我們很難確定一個現象是不是從某一個傳統生發出來的，也不能說就完全沒有關系。這裏面很復雜，不能簡單粗暴。現代文明的演進遠沒有停止，並不是說今天的狀態就意味著永恒。即使在所謂的西方世界內也有很大的差異。

現代性的文明與很多傳統的“化合反應”，會產生各種可能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歷史沒有終結。即使是福山，在闡述了“歷史終結”這個政治哲學命題後，不還是投入到關於歷史與現實社會的豐富多彩的研究中去了麽？因此，很難持一種絕對主義的態度，需要一種動態平衡的視角。可能我們不得不寄希望於時間，在歷史過程中去碰撞、鬥爭和交流。這是難以避免的。無論是極端主義的暴力現象，還是文化的保守主義，從歷史的角度來說，基本上沒有什麽是全新的。所不同的是，我們現在對同時代的現象知道又快又多了。這是傳播速度的進步。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生活特征，再也沒有真正的寧靜了。但越是在這樣的時代，越應該回顧歷史。

有同學詢問如何理解西方社會的許多白人青年也加入ISIS這種現象，以及為了落實“一帶一路”戰略，中國應該怎樣和伊斯蘭世界打交道。老師認為，我們面對的首先還是現代文明的沖擊，而非某個宗教的沖擊。這些參加暴恐的多元化現象，恰恰證明了它代表了人類社會裏面不同地域的共有現象，它顯然不是僅屬於某個教門和教派的。至於他為什麽參加ISIS，對於不同的人我們需要做具體的分析。具體參與動機是不一樣的，有自認宏大理想的，有政治目的的，有報復社會的，有宗教極端的，有被洗腦的，也出現了哈薩克斯坦籍ISIS成員運走了ISIS的運鈔車的事……不一而足。我們對恐怖主義需要有一個界定，基本上來說，它是針對平民的、有意識形態和政治訴求的一種暴力行為。宗教極端主義確實是當前威脅我們的恐怖主義的主要出發點。當然，參加的總歸是少數人，它內部也沒那麽均質化。人們只能希望是力爭緩解這種現象，給那些失落、失望、絕望的人更多關愛，讓這個社會上的正義更多更廣。不是說關愛就有效，但不這麽做肯定是不行的。德國人對難民的態度，還是很令人感動的。要盡量避免將這種現象同某一個宗教和民族連起來。這在學術上和政治上都是站不住的。

這個社會需要尊重每一個普通人的生命個體。為什麽中國的文明不能以一個溫情脈脈的方式出現在“一帶一路”上的國家當中呢？至於具體的挑戰和應對，一個是需要大量真正的地區研究專家學者和技術官僚的投入，需要充分調研和大數據等手段支持，尤其是需要對研究對象有充分的實地調查，所謂“百聞不如一見”；另一個就是要發揮民間活力和非政府的行為，當充滿專業精神和激情的中國誌願者們也活躍在世界各地時，有些問題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有同學提出，伊斯蘭面對現代性也會做出不同反應，如何理解沙利亞法在現代社會的作用？昝濤老師回答說，自現代性文明在世界的擴張開始後，就已經有大量穆斯林學者開始思考如何將伊斯蘭和現代性相結合的問題，包括重新解釋伊斯蘭的教義和教法，推動向西方學習，甚至主張通過革命的方式建立新社會，等等。昝濤老師以奧斯曼-土耳其從坦齊麥特（革新）到青年奧斯曼人再到青年土耳其人和凱末爾革命/改革為例，說明了這個問題，並指出，即使所謂的“原教旨主義者”、極端主義者和恐怖分子，也不排斥先進科學技術。籠統地看，穆斯林內部歷史上的變革有三股力量——1、西化派；2、復古派或保守派；3、“托古改製”派。第一類和第三類可以說成是現代主義的。從實踐的角度講，有賴於這幾股力量的博弈。

無論一個社會多麽世俗化、現代化，都必須設計一個體製或機製安置好它的傳統。強製打壓不可能長久，遲早會反彈或復興。這種反彈可能不是通過國家，甚至主要不是通過立法實現的，而更廣泛地表現為社會風尚的變化。以土耳其的例子來看，傳統的保守主義回潮需要兩個條件：1、國際大環境的改變；2、保守主義的力量日益掌握了國家權力。對於日常生活，有些傳統一直是發揮具體作用的，在穆斯林人口占絕大多數的社會，它更不能去徹底否定自己的傳統和經典。

有穆斯林朋友曾說，若每個民族都能好好認真地閱讀和理解自己的經典，一定會有利於遏製極端主義。無論國家的合法性是用神權還是現代性包裝，最大的合法性還是正義，只有正義的才會被絕大多數人認可。所以，無論是從穆斯林的理想標準看，還是從現代政治的理想標準看，我們都要思考傳統的主張和現代的主張之間可以彼此容納和相通的可能性。沙利亞——伊斯蘭教法——是人類文明成果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總結，但它沒有涵蓋人類現代社會的所有問題。你不能要求中世紀的思想同21世紀的一樣先進。但是，不管是現代主義者還是保守主義者，都承認需要有新的“創製”，只是這種創製的依據和方向有所不同罷了。歷史上，這也並不鮮見。面對人類文明的長期歷史，我們只關註最近的幾十年，不啻是一種狹隘的自我中心主義。沙利亞的地位，在大部分穆斯林社會中多多少少還都發揮著作用，同時我們也看到，現代法律的普及是一個主流。什葉派強調有資質的教法學家依據傳統和理智可以進行的創製之門一直沒有關閉，10世紀以後趨向於保守和封閉的遜尼派宗教學界也在近代以後呼籲依照現實進行創製。新的創製早已層出不窮，顯示出穆斯林社會在現代的進取性、多樣性與活力，比如，霍梅尼的伊朗體製——所謂“教法學家監國”——對沙利亞的地位做了很復雜的體製化處理，通過這樣一種方式，對伊斯蘭傳統在政治、社會、教育等方面都做了獨特的安置，它看起來是一個教權國家，但同時也是一個很現代的國家。我們不能以有色眼鏡來給它粗暴定性。

老師最後強調，穆斯林社會的變遷主要還是有賴於對傳統的再解釋和再創製，有賴於對現代性的更深入的解讀和調適，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對穆斯林社會貢獻最大的創製和革新，既不是那些極端主義者，也不是“外部的人”，它應該就在穆斯林社會的內部。這樣的人、組織和勢力很多，只是我們知道的很少，引進的太少。並非只有各種宗教符號才能代表穆斯林社會！如果我們經常批判所謂西方的偏見，那麽，我們反省自身，是不是在某種程度也重復了類似的偏見？

兩個小時很快就過去了，昝老師對同學們諸多的問題一一給予解答，使大家對於伊斯蘭文明和現代世界的歷史和現實關系有了更多新的和深層次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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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