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潔瓊教授在燕大社會學系執教期間，我選修過她的多門課程。雷先生是1946年回到燕大的。那一年，國民黨特務在南京火車站暴打馬敘倫領導的“反戰請願團”，其中的雷先生被打受傷後，受到中共代表團鄧穎超的慰問，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事件發生後不久，雷先生即返校執教，我慕名選修了她的“社會行政”課，翌年又選修了她的“社會解體”課。她教課的特點是理論與實際結合，即講到一個階段，就帶領我們社會調查。我跟她先後調查了北平東城的精神病院、司法部街的法院和監獄、中山公園裏的兒童福利院以及妓女改造所、天橋地區攤販。每次調查之前，她都給我們講要重點了解的問題，回來後又教我們如何分析、歸納、寫報告。就是通過這些調查，我對當時北平的社會問題有了了解。

雷先生在講授社會學的同時，還重視社會工作，時常帶領社會系學生，去清河社會實驗區等地做些為農民服務的工作。1947年她受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H）的委托，在海澱開辦了兒童福利站，她帶領社會系、家政系及教育系的同學，每天為貧困兒童發放牛奶、營養品等。

雷先生與張奚若、吳晗一同被稱為民主教授，她一貫支持同學們反帝愛國、爭取民主的學生運動。早在1935年她即參加了12•9運動，1946年發生美士兵強奸意昂3体育女學生沈崇事件後，燕大、清華兩校同學列隊徒步進程進行反美大遊行，雷先生是隊伍中的唯一女教授。

雷先生生活儉樸、平易近人，我常去她家，每次去時，都能聽到她與嚴景耀先生講解當前國內形勢以及國民黨如何獨裁統治、殘害人民，使我受益匪淺。1949年我大學畢業決定調中共中央社會部後，立即去她家告訴她，她為我能去黨中央機構工作表示祝賀。在以後政治運動連連不斷的情況下，我與她不再接觸，直至“文革”結束，我們才又恢復了往來。她曾為我譯的《費孝通傳》和她讓我譯的《當今日本社會》兩本書作序。雷先生20世紀20年代在美國時與我部羅靜同誌是好友，她與羅及羅的前夫施滉（施後來被國民黨暗殺，他作為烈士的事跡曾被拍成電影）一同參加美國共產黨領導的進步活動。我與雷先生交往中，她倆通過我經常互致問候，但還未來得及再次會面，羅便去世了。

編輯：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