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8月17日上午，題為“自然（nature）”的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第四次全體大會召開，主講人有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Guillermo Hurtado、德國萊比錫大學哲學教授Sebastian Rödl、中國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楊國榮、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哲學教授Peter Singer。

全體大會之後，召開了專題會議，主題為“權力、責任和正義”，主講人有慕尼黑大學哲學教授Julian Nida-Rümelin、法政大學政治科學教授Chaiwat Satha-Anand、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和哲學系哲學教授Sally Haslanger。

在8月17日晚上的捐贈講座阿韋羅伊講座由卡爾斯魯厄理工學院榮譽教授Hans Lenk主講，題為《古代與現代“仁”的時間倫理學——具體的仁：從孟子到史懷哲》。

全體大會 自然

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的第四次全體大會以“自然（nature）”為主題，於8月17日上午九點在國家會議中心舉行，主席為Demetra Sfendoni-Mentzou教授。

主講人有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Guillermo Hurtado、德國萊比錫大學哲學教授Sebastian Rödl、中國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楊國榮、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哲學教授Peter Singer。

Guillermo Hurtado教授主講的題目為“靜物畫/死去的生性”。在演講中，他首先對靜物畫在不同語言中的名稱進行了分析，並指出，在巴洛克時期，“死去的自然”是對靜物畫的一種獨特的稱呼，將我們帶向了對生與死的思考。而且，這一命名中也蘊含著深刻的隱喻意味，並對於我們理解“存在”這一巴洛克概念亦頗有幫助。

以“虛空畫”為代表的靜物畫中總有一種對生命的排斥，既象征著生命的短暫也表達著人類的虛無；然而，在修女靜物畫中，生和死發生了和解，“生命”的力量被重新提起——人在死於信仰的一瞬間便是戰勝了死亡，重生與復活的意味在其中被點亮。

而隨著耶穌受難畫的產生，西班牙天主教徒的巴洛克繪畫完成了從“趨小的描繪”到“趨大的描繪”的題材上的跳躍，德性和奉獻的意味被他們高揚。

而且，不像新教徒繪畫將死亡視作一種“被動的自然”，生命和復活在這些天主教徒的畫中意義非凡。

在講座的最後，Guillermo Hurtado指出，在二十一世紀的世俗社會中，我們不再被認為是神的造物了——而“生性”也因之而宣告死亡，“死去的自然”似乎不再是一種隱喻了。然而，似乎正是因為有神，死亡才沒有對我們獲得完全的勝利——因此，這來自巴洛克時代的教訓依然值得我們思考。

Sebastian Rödl在演講中討論了倫理學和行動理論中一個經典的問題：實踐推理的結論僅僅是思想，還是行動？

Rödl教授首先討論了弗雷格對推論的一般界定。弗雷格認為，推論是一種判斷，而主體在做出判斷時一定對這一判斷的相關辯護基礎有所認識。

需要註意的是，弗雷格將“推論”等同於推論的結論，因為對於弗雷格來說，推論的前提內在於結論之中。

接著，Rödl教授將弗雷格對推論的界定運用到了實踐推理中：實踐推理的結論是一個判斷，並且這個判斷是在對該判斷的相關辯護基礎的意識中做出的。

如果這個想法成立，那麽實踐推理的結論就不能僅僅是思想而不是行動。因為，如果實踐推理的結論不是行動，那麽這個結論與行動就需要以一種外在的方式相連。

這樣的話，那些為實踐推理的結論辯護的東西就不能夠同時辯護實踐推理所導出的行動。而這與實踐推理的概念是相矛盾的。

最後，Rödl認為，如果實踐推理的結論就是行動，那麽我們能夠論證一種道德形而上學，在其中，自然被理解為由善這一所有實在的最高原則所支配。

針對生態問題，楊國榮教授發表了題為“天人共美——以‘人’觀之與以‘天’觀之的視域交融”的演講。

楊國榮教授認為，生態問題產生的源頭是人的存在，並且也與人自身的存在特點密切相關。倘若用中國哲學的概念來表示，天人關系失衡的重要原因便是“天人相分”。

而對這一問題的理解、解決都關系到“以人觀之”和“以天觀之”這兩重視域。“以人觀之”是從人自身的視域出發，從理性、價值等多個角度理解和評判世界。

宋明理學家們提出的“民胞物與”、“仁者與萬物一體”等觀念便是對這一視域很好地詮釋——世界中的一切對象都應被理解為與人相關的對象，並被賦予相關的價值意義。這一看法不僅包含了實質層面對自然等對象的價值關切，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方面，其提出了如何展開這種價值關切的總則，另一方面，也構成了把握人與人關系的出發點。

因此，在這種視域下，天人關系中也包含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然而，倘若在生態問題中過度強化這一視域，便容易導向狹隘的人類中心觀念。“以天觀之”則強調要基於自然本身的規定和法則去考察自然，並由此把握協調天人關系的現實條件。

從哲學史上看，道家對這一點有著比較自覺的意識，道家的“為”總以合乎自然法則而非合乎人的目的為的基本前提。然而，倘若不對道家“等觀天人”的觀點適當強調，也會導致“自然中心論”。因此，從解決生態問題的角度看，合理的進路就在於走向“以人觀之”和“以天觀之”二重視域的交融和統一。

這種統一最基本的意涵便是合目的性和合法則性的統一。楊國榮教授進一步指出，倘若從更本原的層面看，“以人觀之”和“以天觀之”這兩重視域的交融也涉及對天人關系的深層理解：我們所追求的天人合一並非原始的、前文明狀態下的合一，而是在合理的天人相分的前提下，通過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的不斷地重建而達到的更高層面的統一形態。

而在這種更高形態的的統一中，關乎“善”的倫理視域和關乎“美”的審美視域也達到了統一，而這一境界和生態理念便是“天人共美”。

Peter Singer教授在講座中主要討論了動物的道德地位。Singer教授首先梳理了西方傳統以及東方傳統關於動物道德地位的討論，尤其是佛教對於動物的看法。同情所有有覺之物被認為是佛教的一個最重要的特點。

接著，Singer將目光轉向了當代西方在這一問題上的主流立場。這一立場認為，我們有義務善待動物並避免殘忍對待他們。但是即使在其他動物與人類共享相似的利益時，我們也不應該給予動物利益以相通的權重。

Singer認為這一立場仍然是一種物種主義。物種主義是一種僅僅基於物種的對於其他存在物的偏見。我們應該像拒絕基於性別和種族的偏見一樣拒絕物種主義。而意識被認為與道德地位緊密相連。

因此Singer緊接著指出，事實表明很多動物都具有意識。在講座的最後，Singer教授提出了一連串在該領域仍然需要被進一步思考的問題留給我們共同思考。

專題會議 權力、責任和正義

本次專題會議的主體是“權力、責任和正義（rights，responsibility，and justice）”，由印度哲學研究委員會、文明研究中心成員Bhuvan Chandel教授主持，主講人有慕尼黑大學哲學教授Julian Nida-Rümelin、法政大學政治科學教授Chaiwat Satha-Anand、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和哲學系教授Sally Haslanger。

在現實生活中，行動的責任歸屬是一個重要的話題。

而在題為“哲學與法的責任”的講座中，Julian Nida-Rümelin首先援引了英國法哲學家哈特的觀點，即法律事件中的責任歸屬同日常生活中的責任歸屬是密切相關的。

Julian Nida-Rümelin指出，雖然哈特的這一理論受到了一定的質疑和批評，但她依然認為，行動和責任之間確實存在著一種不容解除的聯系，而適用於法律責任和倫理責任的規範性標準也具有一種統一性——

一方面，我們可以在對行動理論的哲學討論中見到其基礎，另一方面，其在法學理論中也有相應的意義和實踐價值。

在Julian Nida-Rümelin看來，行動和責任是兩個彼此緊密聯系的概念，不存在一種無須負責的行動，也不存在一種對沒有行動屬性的行為的責任。

然而，雖然行動和責任是密不可分的，行動並不是完全責任歸屬的必要條件——事實上，完全責任的歸屬條件十分苛刻，而其核心便是行動者的判斷力、意誌力和“自我強度”。

然而，倘若將法律領域責任和行動的關系同日常生活實踐直接類比，關於責任的概念很可能變得明顯過於狹窄。而且，值得註意的是，在日常生活的語言中，相對於為具體的行動負責，人們在更大程度上是被要求為他們行動的後果負責。

而主講人認為，將真正的對行動的責任等同於道德責任的做法是比較勉強的，因此在此基礎上可以將形式上的責任稱為“製度性責任”，以與真正的道德責任區分開。

Julian Nida-Rümelin認為，真正的道德責任，與行動者的“意圖”及其作出的“決定”緊密相關，因而與其“信念”也有著一定的聯系。因此，關乎信念的保持的人格同一性的概念和責任之間也應存在著緊密的聯系。

因而在法律事件中，“訴訟時效”的問題應當被更仔細地納入考慮——當時間的跨度持續增加時，當事人與作案人的人格同一性也會逐步降低，要求其為其作案時的想法進行辯護的意義便會降低。

而在關於極端主義的講座中，Chaiwat Satha-Anand討論了極端主義語境下的權力、責任和正義的問題。

主講人認為，極端主義之所以如此有力量以至於吸引了那麽多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參與到暴力行動當中，是因為他們認為他們有責任為他們自己的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權力和正義而奮鬥——而這一過程，在Chaiwat Satha-Anand看來，則是通過誇大極端主義本身的力量而完成的。

本文的討論圍繞著五個關鍵詞展開：“獎勵”被認為是開啟“極端主義的擴大”的一扇門——歐美國家對於反極端主義的巨額投資意味著他們感到為他們所看重的權力、正義、寬容和責任受到了極端主義的威脅；

在第二個關鍵詞“證據”之下，Chaiwat Satha-Anand討論了一個全球的組織、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以及一個網絡上的恐嚇新聞，以指出為什麽極端主義可以在同時討論權力、責任和正義的時候作為一個具有連接性的概念；

主講人則將通過考察第三個關鍵詞“極端”以說明極端主義這個概念在哲學反思中的根源；藉由第四個關鍵詞“魔法”，Chaiwat Satha-Anand指出了極端主義的力量是如何吸引人們的。而文章以“代達羅斯”以此作結，通過回到柏拉圖的第一個對話來批判性地進入“極端的魔力”這一問題。

在專題講座的最後，Sally Haslanger圍繞著“不正義”、“系統”和“社會運動”三個概念進行了討論，說明了在現代社會中存在的“結構性不正義”以及調整的可能的方式：

Sally Haslanger認為，在討論什麽是“不正義”的時候，我們的目的是要解決現實的、具體的問題，——在沒有“理想的”理論的情況下，問題依然能被解決，因而特別是在事實情況與“理想”相去甚遠的時候，苛察繳繞於那些“理想型”顯然是沒有意義的。

因此，對於“不正義”的問題，我們需要一種“批判性的”社會理論來幫助我們發現並挑戰統治系統中隱藏的偏見。Sally Haslanger指出，一旦我們想去發現社會問題的根源，就會發現許多“不正義”的產生是系統性的，來自於社會的結構和運動，而我們的觀念也在被存在於我們周遭的“結構性不正義”的事實形塑。

Sally Haslanger認為，社會系統就像生態系統一樣，其中的諸部分相互依存地維持著社會系統的運轉——它們雖然指向著平衡，但也時時保持著動態。

但這“結構性不正義”的存在並不意味著改變就是完全可能的，雖然也並沒有什麽能夠保證社會結構的改變必然能夠趨向正義。

由於社會運動所針對的是依然處在動態平衡的社會系統，一方面，我們對於社會的認識必須有所改變；另一方面，我們不能僅僅意識到社會中存在的不公正的現象，我們還必須提出修正的方案。

因此，在Sally Haslanger看來，社會運動需要這兩個條件：首先，必須從法律上改變那些來自原有社會結構中既得利益者的偏見；復次，給出一些在認識上和道德上還經得起考驗的、可能的實踐方案。

而在文章最後，Sally Haslanger指出，正義，永遠不可能被預先判斷而是必須依賴於道路。因此，我們只能在歷史的道路中共同面對出現的各種不正義，接受、面對並擁抱那些可能帶來正義的生活方式。

阿威羅伊講座

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的捐贈講座“阿威羅伊講座”於8月17日晚6點30分在國家會議中心舉行。

本次講座的主席是就職於印度哲學研究委員會的Bhuvan Chandel教授，主講人是卡爾斯魯厄理工學院榮休教授Hans Lenk，演講的題目是《古代與現代的仁的實踐倫理學——具體的仁，從孟子到史懷哲》。

在講座中，Lenk教授首先回顧中國古代哲學中對於“仁”的諸多認識，結合史懷哲教授的思考，他認為孟子通過論證在社會情境中所嵌入的具體的仁，同時無需依賴功利主義或利己主義，而一方面反對了倫理學的抽象性，另一方面反對了倫理學的形式主義或形式化；

在孟子的倫理視野中占據第一位置的並非形式化的、普遍性的康德哲學意義上的倫理法則（雖然孟子也並不否認之），而是在具體倫理實踐中被著重強調的人道價值。

他因此認為孟子真正將普適倫理的視野和仁的觀念（為仁的倫理學）與人們在思想、規範和行動中具體的和實踐的需要結合了起來，也因此孟子似乎是第一個把仁的觀念真正切實地放置於“仁於實踐”的具體觀念之中的“智賢”。

在處理古典傳統之後，Lenk教授的質詢是“什麽是今日和將來的關於具體的仁的倫理學？”他給出的回應是，今日的仁的倫理學的核心觀點是一種關於實踐的或具體的慈悲（konkrete Humanität）之理論的觀念，它可以通過一個多少反康德或者超康德立場的論斷得到表述：“不要總是嚴格地依賴於抽象的道德規則和律令，而是要去踐行一種更為人道的、更加個人和處境導向的生活之道。”

Lenk教授從對史懷哲的討論出發，為此涉及了一個口號：“當拿不準的時候，就著眼於具體的或實踐意義上的仁/人道而辯護和行動（in dubio pro humanitate concreta sive practica）。”這同時也是全場講座觀點的核心表述。

最後，Lenk轉向現實問題，其核心關切是普遍人權問題以及上述相關思考在此問題上的具體應用。

他認為我們首先必須在關於保護權和參與權這樣的嚴格和基本的意義上講授人權——尤其是考慮到在具體（實踐性的）的人道的情境中——我們還是應該做到，確保在關於人權和人類尊嚴的一般討論中納入對於有意義的屬己活動和真正創造性努力的倫理性人權或正當道德要求。

人類是具有創造性和自由的存在者：不僅在理想上來說是如此，而且在實踐情境中也是如此，教育應該促成這一目標，並且強調那些已經被擴展的人權觀念的積極主動意涵。

在講座結束後的討論環節中，杜維明教授和Lenk教授就相關議題進行了討論。杜維明教授贊同Lenk教授對於仁之具體性的強調。他認為，這種具體性蘊含了兩個後果。

首先，多樣性是具體性的題中之義，因而在具體的生活處境中，我們需要將多種價值納入考量。其次，對於儒家來說，具體性總是指向實踐以及此時此刻具體的個人，而非是某些抽象的或彼岸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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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白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