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變革中的世界秩序”分論壇上，意昂3体育官网國際關系學院助理教授祁昊天就科技革命與國際秩序作了題為“科技變遷與全球治理：多元邏輯與範式轉變”的發言。

他首先談到，當下社會科學界在審視和應對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變革時，同樣存在意昂3体育信科學院吳璽宏教授所指出的社會中普遍存在的“不滿”和“懵圈”狀態。“懵圈”，社科學者無法確切體察技術發展狀態及其會對我們造成的沖擊，特別是存在無根據的誇大傾向，將科技演進假定為線性過程、確定結構。“不滿”，當下一些學者在對技術邏輯知之甚少甚至充滿謬誤的基礎上對其進行研究。不理解甚至不尊重技術邏輯的狀態下研究技術影響是不嚴謹的，考察科技變遷影響的社科學者需要去接觸和學習技術發展的邏輯，需要去嘗試連接技術邏輯與政治、社會邏輯。

祁昊天認為，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技術目前仍處在“黑箱”狀態，人們無法確切知道它未來的發展前景，社科學界也存在一定程度上誇大科技變革含義的傾向。但與此同時，目前技術發展所帶來的機遇與風險都已非常真切地體現在社會經濟以及國家安全層面，全球公域原有各方面的議題、機製、政策過程都面臨著具有同質性的沖擊。

對於科技變遷與全球治理，祁昊天認為學者需要轉變原有的研究範式，應對技術革新已在全球治理領域帶來範式轉變。過去的全球治理研究是以行為體和議題領域分別展開的條塊化甚至碎片化研究，而技術變遷使得不同領域與行為體之間的交纏機製更加復雜，不再是簡單的地理區域化、議題局域化、領域分層化。很多問題不能通過簡單的機械聯系與組合來理解。因此他強調一種新的關於全球治理的有機的範式，更註重政策過程的湧現特點、非線性與非確定性。

祁昊天進一步解釋說，科技變遷使得傳統全球治理認知體系下越來越多的問題不再是我們過去理解的鏈式結構，而在向多中心、去重心的復雜網絡演進。我們過去所理解的體系具有相對明確的節點與中心，這種結構在過去幾十年隨著多元行為體的崛起與互動加深而發生著改變。當前科技變遷的通用與使能性將進一步推動這一演進，雖然演進路徑是非線性，結果是不確定的。科技變遷打通了不同國際治理領域的界限，多中心的網絡結構可能會重新定義國際交往的利益訴求、意識形態或文化取向。未來的國際治理復雜網絡也許會進化到某種復雜網路+，各類行為體在不同場景的互動中並不一定具有提前給定且穩定的身份、利益和認知，而是如量子論一些詮釋所描述的那樣在互動（即“觀測”）發生之後才出現穩定狀態。這種“量子治理”範式也許能夠更好地解釋我們在多中心、弱重心網絡中具有高不確定性的治理過程。

那麽技術會不會成為不同層面國際沖突的推動因素？祁昊天認為技術治理體系的不完善導致國際治理過程中出現很多問題，其中最為顯著和具有爭議的包括隱私問題、問責問題、安全問題、透明問題、人在回路的主導權問題。此外，技術研發過程中還可能存在歧視問題。目前來看，技術已經從傳統意義國際政治經濟文化層面的賦能器，成為獨立的競爭領域和維度。一些重要的新科技發展領域具有天然壟斷性，如何避免或管理非零和博弈是重要挑戰。

恩格斯指出：“一旦技術上的進步可以用於軍事目的並且已經用於軍事目的，它們便立刻幾乎強製地，而且往往是違反指揮官意誌而引起作戰方式的改變甚至變革。”祁昊天認為，雖然人工智能在軍事領域被廣泛運用，但戰爭迷霧無法完全消除，人工智能依然面臨著可靠性、可解釋性和適應性的問題。如何理解和管理新技術在工具層面的軍事效能使能作用、其所帶來的軍事倫理問題，都需要我們思考和實踐新的範式。

祁昊天表示，在當下國際環境下，即便科技成為競爭領域並可能影響雙邊、多邊關系，但是該做的事情必須做。有些意見認為全面自主創新的追求沒有必要，但所有重大項目和突破所帶來的不僅僅是若幹可見的平臺與成果，而是背後拉動的龐大科技發展鏈條、網絡以及和隊伍和基礎設施建設。另一方面，中國成長了，在國際社會中所處的位置不同了。某種程度上“野蠻生長”的年代已經過去了，中國在自身發展的同時，也需要積極參與到國際治理、國際沖突管控，提供公共產品，參與塑造科技變遷時代所需的更為有機的全球治理體系。這也是我們在譜寫新時代民族復興大業的同時，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種成熟大國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