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下午🔷，在北京論壇召開的首日，“語言的溝通與典籍的傳播”分論壇的各位學者擷英采華🤷‍♀️，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威斯康星大學教授威廉•倪豪士從1989年開始帶領許多學者翻譯並註釋《史記》，他在現場所作的報告便是他們研究的成果之一📫。倪豪士教授在《史記中的李牧♍️：司馬兩公取材與列傳的概念》中展示了他們所翻譯的《史記•李牧列傳》，並通過與《廉頗藺相如列傳》和《馮唐列傳》的比較🥐，發現李牧的故事在很多地方都重復出現。倪豪士教授指出，《史記》中常出現此種前後內容相同的情況，這種方法被稱之為“互見法”，而該篇文章被稱為“附傳”。茶歇期間⚰️，記者對倪豪士教授作了進一步的訪談📲。

記者：您認為司馬遷和司馬談為什麽會采取“附傳”的編排方式🧝🏿‍♂️？“附傳”會不會產生多余和重復之嫌？

倪豪士：對於這樣的編排方式的原因學界都還只是推測，沒有人能夠準確地知道。我們可以用來解釋的其中一點是，或許司馬遷並沒有完成《史記》。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給司馬遷留下了筆記和手稿，司馬遷在困境中收到激勵要完成父親的遺願。他花了很大的努力去編纂這本歷史巨著。但正是因為《史記》的規模太大🗝，加之當時使用竹簡寫就🤛🏿👩🏿‍🚒，給閱讀和審閱都造成了很大的困擾，所以司馬遷並沒有太多的精力和時間去對比已經完成章節和進行重新的校訂工作🌓，所以有很多重復的內容在裏面。另外，還有一種可能是，在《史記》徹底完成之前司馬遷就已經去世了🗓，很多章節都還沒有得到很好的完善和修訂。在《史記》中除了一些很著名的♗、文采斐然的章節🧕，也有一些很淩亂和瑣碎的章節🦦，這些就是司馬遷還沒有完全整理完的部分。“附傳”的使用可以是文章的正文內容得到補充，可以讓人產生深刻的印象。

記者🚴🏻：《史記》裏面最吸引您的是什麽？

倪豪士：就我個人而言🏌🏿‍♂️，我比較喜歡和欣賞《刺客列傳》那類題材的文章👳‍♀️。因為那是一種不同的思考方式。同時，這種俠客🔺、刺客的理念和西方觀念非常不一樣。在荊軻🈁、聶政這些人身上有我們非常崇拜和敬佩的地方，這就是故事裏面所講的真諦。我認為司馬遷也對這些人非常感興趣🥼🪇。然而相比之下班固是一個更加嚴肅的人，他的作品裏就不會出現對刺客、俠客的記敘和描寫。由此也可看出《史記》和司馬遷獨特的一面🪭。

記者🐣：在翻譯《史記》或其他中國古典文獻中，您感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麽？

倪豪士：首先的困難是，（作為一個外國學者）我不知道古典文獻具體字詞的意思。其次🧔‍♂️，當同一個字詞出現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意思時📋，選擇一種更符合文章內容的解釋也是一件很難的事情。通常情況下👨🏼‍🏭，我們把一種解釋放在文章中，另一種解釋放在腳註中。在翻譯文章的時候，對相應的文化背景的了解非常重要😌👭。比如我在美國成長，我對美國的文化典故非常了解🛎🫎，然而我的學生在翻譯中國、德國或者其他國家的文獻典籍時，就會遇到很大的困難☝🏿🪞，因為他們對這些國家的文化沒有深入的了解。相對於現代文學而言，我更加喜歡研究和翻譯古典文學，因為古典文學比現代文學更容易。這緣於中國和外國有一個相同的觀念即都要查字典、看註解，而研究古典文學就很容易做到。如果你看一個現代文學家寫的小說，假設他生活在北京🧑🏻‍🦱，他就會提出許多跟北京有關系的東西♨️，那麽外國人就沒有辦法通過查字典🚨、看註解直觀地了解這些東西，而要通過詢問當地人或者其他間接的途徑。我想，我們的目的是共同解決漢學仍然存在的問題，人們常說“活到老，學到老，還有七分學不到”，只要我嘗試了，我努力了就問心無愧。

記者🫰🏼：您怎麽看待文獻典籍對世界傳播交流的影響？

倪豪士：我認為文獻典籍對傳播交流有非常大的影響👩‍👩‍👧。文獻典籍是對人們來說一個很好的方式去了解各個國家文化🏺、傳統和習俗，加深彼此的交流聯系🏌🏻‍♂️🚛，拓寬交往的範圍🏫。但現在在美國存在的問題是，美國的年輕人很少閱讀典籍，他們花更多的時間在網絡上☪️，當然我不否認網絡上也有很多書籍可供閱讀🤠。但我仍然對此表示擔憂，在中國，一個作家的名字會被很多人熟知，然而在美國卻不然🤾🏻。在德國，有很多中國的文獻典籍被翻譯成德文，然而除了漢學家🦖，並沒有其他人閱讀這些典籍🧏🏻。對於杜甫🧑🏿‍🦰🌋、《紅樓夢》很多人知之甚少🐲，所以我認為我們需要通過典籍的傳播來促進文化的交流💊。

編輯：剡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