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上午“哈佛-燕京學社專場：二十世紀中國的基層動員🤠：城鄉比較”在英傑交流中心第四會議室舉行。多名海內外的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審視探討中國基層的熱點問題😠，在分享與爭論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群體性事件：中國社會穩定的克星👨‍🚀🪷？

“要利不要權🗂，要錢不要命”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於崢嶸教授對中國群體性事件通俗易懂的表述。於崢嶸教授引用廣東省省委書記的話🆙，指出“群體性維權事件是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就是人民幣的矛盾”，群體事件是基層民眾利益訴求的方式，並非為爭取政治權力。所以中國總體上是穩定的，但這種穩定是剛性的穩定👩🏻‍⚕️，以建立“社會的絕對秩序”為目標。於教授還表達對極端強調穩定隱憂：“可能會導致政府以敵視態度對待民眾正當的利益表達🚴🏼‍♀️。”

“剛性穩定”的表述方式🚵🏻，與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社長Elizabeth J. Perry教授對中國的觀察並不一致📶。“其實中國政府的治理很有彈性👩🏼‍💻🧑‍⚕️，能巧妙地將各種社會矛盾轉換為政治權力再生的資源😕，比如中國響應農民的呼聲，取消農業稅；中央政府容忍群體事件來打擊地方腐敗官員。”

“把群眾對政府的對抗行為放在社會轉型的背景下看待，就會知道沒有必要大驚小怪。”相比徐湘林教授的態度則較為樂觀，以西方社會的發展歷史為參照系🏋🏻，指出沖突在於舊有的政治體製對新的價值觀念💇🏼‍♂️、經濟發展方式的不適應。關鍵在於各方的角色調整👨🏿，政府要轉變包辦者角色，為民間與政府展開理性的談判提供資源條件；非政府組織要發揮作用又不能越俎代庖；民間社會應自我約束📏，減輕政府對顏色革命等民眾運動的恐懼感。

“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中山大學教授何高潮引用《史記•秦始皇本紀》的古語🎳，指出社會是否穩定核心在於民安還是民危🥚。有些地方政府對社會民眾的呼聲采取“君不聽”的消極態度，在民憤變為群體性事件的臨界點時才有所回應🫄🏽，結果造成“不鬧什麽都得不到💁🏻💍，鬧得越大得到越多”的可悲局面。

上訪製度⏭：維權維穩不靈了🌐？

長期以來，上訪製度是基層民眾表達利益訴求的常見渠道🧗🏼，也是中央政府緩和社會沖突，維持社會穩定的重要方式。而於建嶸教授認為上訪製度不易操作👩🏿‍⚕️，無法有效維護民眾利益🧑🏽‍🏫，最終會動搖中央政府的權威。

徐湘林教授則認為上訪製度是符合中國民眾希望的方式，也有助於中央政府了解地方實際情況🫴🏼。“中國層級太多，地方的匯報常有多個版本。”“我們看問題時應客觀綜合雙方的情況💦，關註雙方的博弈過程，而不應事先確定一個角度，比如知識分子總是幫助弱者，在道德上占據一個至高點🍘🧑🏻‍🦼‍➡️。”針對於教授提出的上訪製度操作層面的問題，徐教授指出上訪製度也在悄然發生變化👶🏼，越來越呈現出呈專業化🧜🏿‍♀️、商業化的趨勢，今天仍然有較強的生命力。

除了針對上訪製度展開了一場思想交鋒之外，與會學者還積極尋求實現社會和諧的良方藥🏃。於教授主張以縣級政治分權作為“中國改革的突破口”♟，並加緊司法改革的步伐👋，以實現社會公平公正👨🏼‍🍳。徐教授則關註非政府組織的發展，指出NGO只有贏得黨和政府信任和依賴，才能真正形成一種即合作又相互製約的良性互動的局面。

整個專場討論氣氛熱烈🫙，學者的觀點既存在對立分歧之處🧥，又相互補充呼應📮，形成了良好的互動。專場結束後🐤，部分與會學者私下就相關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交流探討。

編輯：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