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循環”戰略和中國發展新格局的形成，與全球局勢的變化密切相關，也與“中國與世界關系”格局的變化密切相關。中國已經是一個深度參與全球化的國家，全球市場波動及需求變化對於中國經濟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深刻的。如果回顧近二、三十年以來的經濟發展，我們可以發現，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關系格局的不斷修正既是基於對中國自身發展模式和增長機製所面臨的挑戰的一種“相機抉擇性”的回應，同時也是基於對“中國與世界關系”格局的洞察與適時調整。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初步參與全球化，到21世紀初期參與全球化的程度逐步加深，這一歷史性的變化使中國的經濟增長與外貿緊密地聯系起來，外貿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中國出口導向型國家的經濟結構開始奠定。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2018年中美貿易戰開始之前，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經歷了一個先上升後下降的過程。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僅有25%左右，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有所提升，世紀之交時達到40%左右，從這一時期起我國的出口依存度開始高於進口依存度。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隨著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中國迅速地融入到全球貿易體系當中，對外貿易依存度亦開始大幅度攀升，2005—2007年連續三年保持在60%以上。但這一局面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發生了明顯的改變。從貿易的角度來看，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的對外貿易狀況已明顯不同於入世後的最初幾年。雖然在少數年份中國的外貿依存度仍有小幅增長，但整體上呈現出下滑的趨勢。2015年中國外貿依存度下降至35.6%，這也是入世以來中國外貿依存度首次低於40%，這大致相當於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的水平，而在此基礎之上2016年和2017年又有小幅的下降。這一變化本身意味著中國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已經在不斷的調整當中，一方面是國外需求的下降，一方面則是國內需求的提升。

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的變化（1985—2017）數據來源：海關總署統計分析司編：《改革開放40年中國對外貿易發展報告》，中國海關出版社2018年版，第964頁。

和改革開放初期相比，近二十余年間中國對於國內需求給予了更多的重視和強調，決策者和學術界對過度依賴外貿來拉動經濟的增長模式已經有了深刻的反省。而在每一次波及範圍較廣的經濟危機中，內需都是中國減緩經濟下行壓力的重要引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出口大幅減少，中央從1998年開始推行以擴大內需為主的擴張性經濟政策，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放松銀根，同時拓寬消費領域、擴大城鄉居民消費需求，通過投資與消費的雙重拉動確保了國內經濟的平穩發展。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再度引發世界經濟形勢的持續低迷，對中國的進出口貿易乃至國內經濟產生了更為嚴重的影響，“擴內需、保增長”依然是穩定經濟的關鍵。事實上，由於世界經濟形勢的惡化，貿易摩擦和保護主義之潮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後開始重新泛起，2008年全球新發起反傾銷調查208起、反補貼調查14起，而中國分別遭遇了其中的73起和10起，占總數的35%和71%，而今天美國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更是極為頻繁，國際貿易環境的惡化正在成為中國調整經濟增長模式的主要考量之一。

2007年服務和貨物貿易凈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18.1%，這一指標在2008年迅速下降至9.0%。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受到全球經濟形勢的影響，服務和貨物貿易凈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表現並不穩定，有的時期甚至為負，而內需則一直是支撐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因素。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9年我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7.8%，拉動經濟增長3.5個百分點，消費已連續六年成為國內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同年資本形成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31.2%，拉動經濟增長1.9個百分點；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11%，拉動經濟增長0.7個百分點。可以看出，在近年拉動經濟增長的要素中，內需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而外貿起到輔助性的作用，這一歷史趨勢的形成是國際貿易環境變化和中國自身經濟增長模式調整（如供給側改革和刺激內需政策）的共同結果。中國擁有巨大的市場和相對完整的產業鏈條，不論外部環境如何，內部需求都是我們必須高度重視的要素。

近幾年來，國際局勢日益復雜多變，不同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在全球範圍內不斷升級，英國的脫歐、德法等國右翼勢力的崛起、美國的特朗普主義無一不是打著反自由貿易、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旗號，所有這些都給未來的全球經濟格局以及國際貿易帶來更多不確定因素。外部需求的變化與國際環境息息相關，中國需要未雨綢繆，根據國際環境的變化對發展戰略做出及時的調整，在堅持對外開放發展戰略、深化經濟體製改革的同時，構建全新的開放格局以適應全球化的新變化和新形勢。

從我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歷史進程來看，在這一關鍵性的歷史時期，中國積極主動地投入到全球化進程當中，大力引進外資和國外技術，深度參與國際商品的生產與交換，在出口導向模式的推動下，中國製造的工業品憑藉成本優勢迅速進入國際市場，在全球產業鏈當中占據了一席之地。這些變化為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奠定了體製基礎，中國在這一輪全球化中充分分享了全球化的紅利，中國深度融入了世界，世界也從中國的參與中獲得了動力。然而對於一個超大經濟規模的國家而言，過度依賴國際市場、過度依賴國際循環所蘊含的內在風險和不確定性也是巨大的，全球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和“去全球化”戰略已經顯示出全球化的另一面，對此中國必須有充分清醒的認識。同時我們還應清醒地認識到，盡管四十多年來，中國在技術改進和提升全球市場份額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在很多領域中國產品的附加值並不高，中國企業的技術水平以及自主創新能力仍有待提升。幾十年來的技術引進實踐證明，並非所有的技術都可以通過市場交換的方式獲取，特別是關系到國家安全和長遠發展的高精尖技術。中國在集成電路、航空航天、頂尖精密儀器等領域的技術短板已日益成為製約中國發展的瓶頸。盡管近年來中國的基礎研究投入一直保持快速攀升的態勢，然而與美國相比，我國在基礎研究經費、R&D經費投入規模以及投入強度等方面仍有明顯的差距。

今天，我們應以系統動態平衡的觀點來理解雙循環戰略，並以之作為構建“改革-開放-發展”新格局的方法論基礎。雙循環並不意味著對國際大循環的放棄，在當下的國際背景下推動內循環，其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加速消除國內經濟在要素流動、資源配置等方面存在的體製障礙，並以此為契機進一步推進產業技術的升級和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一方面，要一如既往地積極拓展外部發展空間，依托於“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打造嶄新的開放格局，積極參與到全球治理以及全球化規則體系的製定當中，尋求與更多國家的合作共贏，減少逆全球化潮流可能帶來的不確定性和損失；另一方面則要繼續深化改革，完善市場機製，全面構建有利於推進技術自主積累與創新的製度環境，從而加快推動高端製造業的發展以及傳統製造業的轉型升級，整體提升國內製造業的競爭力，進而改進中國製造業在全球產業鏈布局中的地位。習近平總書記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強調：“我們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戰略方向，扭住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更多依托國內市場，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新發展格局決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我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將持續上升，同世界經濟的聯系會更加緊密，為其他國家提供的市場機會將更加廣闊，成為吸引國際商品和要素資源的巨大引力場。” “高水平動態平衡”這一提法非常重要。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的系統動態平衡，國內供給側改革和擴大內需的系統動態平衡，改革、開放、發展的系統動態平衡，是新發展格局的重要特征。雙循環戰略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其前提是開放，其落腳點是推動國內的體製變革、經濟結構優化和增長動力轉型。對於中國這個超大規模國家而言，首先是辦好自己的事，以系統動態均衡的視角補好自己發展的短板，促進國內經濟運行機製的優化、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強化我國創新型發展的內在動力，這不是以國內循環取代國際循環，更不是閉關鎖國，而是要通過系統性的製度創新實現經濟增長動能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以更高的水平、更有效的方式、更主動的姿態，積極參與未來的國際大循環。

作者簡介：

王曙光，意昂3体育官网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意昂3体育官网產業與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先後獲意昂3体育官网經濟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留校任教至今。已出版經濟學著作《維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論》《中國論衡》《中國農村》《中國方略》《問道鄉野》《天下農本》《金融倫理學》《農村金融學》等20余部，並出版《燕園拾塵》《燕園困學》《燕園讀人》《燕園論藝》及《老子心詮》《論語心歸》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