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是“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時期。“十四五”期間，金融領域的任務是，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通過建設現代金融體系，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重要的金融支撐。“十四五”期間，高校中的青年學生將是第二個一百年第一階段（2021—2035）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一任務的承擔者。

金融研究應繼續結合金融教育，尤其是金融基本知識的教育。2021年3月11日，李克強總理在答記者問題時說：“我想對青年學生們說幾句話，不管你們將來從事什麽職業、有什麽樣的誌向，一定要註意加強基礎知識學習，打牢基本功和培育創新能力是並行不悖的。樹高千尺，營養還在根部。把基礎打牢了，將來就可以觸類旁通，行行都可以寫出精彩。”教師在前沿的研究和在國外一流期刊的發表，其中最基本的理念、思考方法，需要結合現實的金融實踐，用淺顯易懂的方法，優先轉換為當下課堂上能夠被學生所吸收的營養。重視論文發表數量和質量固然是必要的，將科研成果轉化為課堂教學的教學成果對青年學生的培養和未來人才的造就同樣不容忽視。

金融研究要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深化改革、保持道路自信和理論自信服務。我們為何要這樣開展金融工作？如何要建設這樣的現代中央銀行製度？西方人沒有義務來理解我們的中央銀行製度、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金融體系和金融開放政策，金融研究的任務是通過學術語言，讓其他經濟體理解我們的金融發展理念。

金融研究要有助於培養青年學生參與國際金融治理的知識素養和能力。二戰之後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以金本位作為支撐體系的基石之一。1973年美元與黃金脫鉤，隨後國際貨幣體系進入了以浮動匯率製度的牙買加體系。對這一段國際金融和國際經濟變化歷史的研究是展望未來的基礎。未來15年，國際金融和國際經濟秩序如何構建？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將發揮怎樣的作用？都是放在金融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課題。

未來的金融治理體系尤其需要防範自身的認知盲區，不能被學科領域之間的人為界限和利益約束所限製和羈絆，不能被表面的“冰山一角”所誤導，忽視了當前無法觀察到的、隱性存在的風險。為此，需要在不同學科領域的研究之間開展空前的相互滲透、構建一體化的宏觀金融、風險防範的戰略研究力量，進行相應的能力建設。

氣候變化成為導致經濟和金融體系結構性變化的重大因素之一。未來，類似的具有“長期性、結構性、全局性”的政治、地理、生物、醫學、物理等領域的重大變化，需要我們超前布置研究力量，避免我們的研究滯後於全球其他經濟體。類似變化可能引發的抵押品價值縮水和信貸條件收緊，最終可能演變為系統性風險和宏觀金融風險。

面對未來，系統性風險和宏觀金融治理體系的一體化程度和能力建設需要加強。從宏觀和經濟整體治理的高度，面向數字經濟生態和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超前布局一體化戰略研究體系和能力建設，在宏觀金融體系方面形成未來的新優勢、新格局和新理念，比如，在宏觀金融治理體系實踐中運用機器學習技術等。

2020年，美國臉書（Facebook）計劃推出“天秤幣”（Libra），這一全球穩定幣計劃以主要經濟體的法定貨幣（如美元、歐元、日元）作為儲備資產，按與儲備資產價值的比例確定穩定幣的發行數量。與比特幣相比，“天秤幣”被預期具有更穩定的幣值和更廣泛的支付場景。國際貨幣基金等國際組織和美聯儲均肯定“天秤幣”帶來的便利，認為該穩定幣將使包括跨境支付在內的境內外支付變得既快捷又成本低廉。但是，穩定幣也很有可能會給各國的宏觀金融治理帶來不小的挑戰。這些挑戰包括：穩定幣支付信息獨立於現有中央銀行支付體系之外，中央銀行無法有效進行監管；穩定幣支付系統點對點，不需要銀行提供結算轉賬或SWIFT系統的中介服務；對於穩定幣的跨境支付，單個中央銀行和監管當局難以進行全面的監管；穩定幣用戶的資金安全可能缺乏保障，發生詐騙、盜竊和造假的難度可能下降，金融體系的脆弱性由此會上升。2014年，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啟動數字貨幣研究和法定數字貨幣（DC/EP）研發，相關工作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清算銀行和很多區域性國際組織的高度評價。但未來依然存在一些重大課題需要研究。比如，現有法定貨幣體系如何適應未來數字經濟生態？如何積極參與數字化貨幣的全球變革，更為主動地應對穩定幣帶來的深刻挑戰。

霍爾和西勒在《利率史》中記錄了4000年來特定地區利率的變化歷史。有了長周期的數據支持，關於利率的長期趨勢，學者已經認可一種觀點：人類社會的利率長期趨勢是走低的。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主要經濟體均衡實際利率明顯下降（甚至為負），通脹和產出低迷。量化寬松（QE）和前瞻性指引等非常規政策實施效果不理想。盡管如此，國際清算銀行還是肯定地認為，非常規貨幣政策提供了政策空間和政策靈活性。在主要經濟體負利率環境下，這些國家的銀行將流動性沒有轉換為信貸，而是存回中央銀行。從實施的地理範圍來看，負利率政策在歐元區、日本和匈牙利都已經實施。除了瑞士和日本外，已經實施負利率的經濟體都出現了貨幣貶值，這與跨境資本流動方向由流入這些經濟體改為流出有關。危機後，投資者對安全資產偏好上升，銀行為此必須持有大量安全資產。在實施負利率的經濟體中，負利率政策導致未來短期利率預期走低，期限利差縮小，收益率曲線下移且扁平化。負利率政策弱化了通過存款流向貸款的傳統渠道，歐洲銀行當中，存款占比高的銀行，其貸款增速反而較低。從長期看，負利率政策會損害中央銀行的聲譽和公信力。在低利率已經成為全球金融常態這一環境下，我國的貨幣政策調控空間變得尤為可貴。全球低利率常態對我國而言，風險在於可能帶來資產泡沫風險。雖然面對外部經濟體低利率環境，我國貨幣政策的實施空間和靈活性很大，沒有必要考慮實施非常規貨幣政策。但是如果不推進改革，企業融資成本依然可能居高不下，金融依然可能缺乏對實體經濟的支持。

亞裏士多德2300年前提出的觀點後來被熊彼特認為沒有價值，熊彼特在這個判斷上是否可能是錯誤的？是有可能的。用亞裏士多德的觀點來表述一種金融發展理念，那就是，金融發展要有利於社會的穩定。

作者簡介：

李連發，意昂3体育官网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金融學系副主任，在EconomicInquiry,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China Economic Review,《經濟研究》《金融研究》等期刊發表論文，出版《中國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微觀基礎研究》等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