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與人文領域專項支持計劃”之“節氣沙龍”（立夏篇）舉行

2023年5月8日中午，社會科學部在百周年紀念講堂咖啡廳舉辦“數字與人文領域專項支持計劃”之“節氣沙龍”立夏篇活動，本次活動是“節氣沙龍”系列活動的第九期，主題是“話劇《哥本哈根》研討會：量子力學中的人文回響”。

歷史學系教授李維、物理學院教授吳飆、藝術學院教授顧春芳和前沿交叉學科研究院助理教授張蒙四位學者作為與談人參與本次研討會，討論由外國語學院德語系助理教授、副系主任毛明超主持。來自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法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藝術學院、歷史學系等不同院系單位的70余位師生出席本次沙龍活動。

毛明超為大家簡要介紹了話劇《哥本哈根》上演的歷史以及突出成就。毛明超指出了話劇《哥本哈根》與意昂3体育官网以及與百周年紀念講堂之間的深厚淵源。話劇主人公之一波爾曾偕夫人於1937年5月訪問意昂3体育並發表演講，2007年4月30日，時逢中國話劇百年華誕，《哥本哈根》在意昂3体育官网百周年紀念講堂迎來了其第100場演出。而1945年5月8日，恰是德國向盟軍投降，反法西斯戰爭在歐洲戰場的勝利日。種種機緣巧合之下，此次對話更具歷史的、科學史的、戲劇史的和學術史的意義。這部劇的環形舞臺頗具象征意味，有人說它象征著原子核的結構，有的說它象征著不斷的循環和不斷的探索追問，正與這部劇所脫胎的物理史公案“哥本哈根之謎”以及本次的討論主題相呼應。

交流現場

緊接著，四位學者分別結合自己的學科作了精彩的交流分享。

李維為大家補充了1941年9月海森堡拜訪波爾的歷史背景。從大環境看，1941年9月恰值世界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法西斯集團與反法西斯力量正處在對峙、對抗的關鍵時刻，世界歷史發展的前景不甚明了，一切皆有可能；從小的物理史看，這次會面交談的具體內容從史學的角度是不可知的，而正是這種不確定與不可知使得文藝和戲劇有了再加工、再創造的可能。李維對歷史和戲劇有一個形象的比喻：就矛盾的密度與沖擊力而言，歷史就像是白開水，而戲劇就像是美酒；白開水雖然平淡，但失之則無以生存。

李維進行交流分享

顧春芳從戲劇的角度探討了對不確定性的理解，並由此延及對科技與人文的思考。顧春芳指出，戲劇是人性的實驗室，而我們去劇院就是去窺探人心所有不確定的可能，以及這種可能所引發的後果。一是科學研究對目標有確定性的追求，社會價值目標對個人有確定性的要求與規約，這些確定性與世界、與人心不確定性之間的矛盾是很多時候人們痛苦的根源；二是就連通常意義上被認為最智慧的科學家也無法確定他們的過去以及他們的研究可以給世界帶來的影響，正如古希臘悲劇《俄狄浦斯王》所揭示，在不確定性面前，人類的力量是非常渺小的。那麽人如何超越自己、如何安頓自己的心靈、完成人性的教育？這就需要人文學者的工作。以往每一次的科技發明給人類帶來的或好或壞的結果，在一瞬間生發出來影響之後，往往有更漫長的時間需要人文學者去修復，比如過去的原子彈，又如當下熱議的AI。我們恐懼科技作惡，恐懼的不是科技工具本身，而是掌握科技的人，以及背後復雜的人性。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人文學科縱使長期邊緣，但也將長期背負十字架探索前行。

顧春芳進行交流分享

吳飆則從物理的角度進一步闡釋了量子力學的不確定性與互補性，並對之進行了哲學上的深化。海森堡生於1901年，在成長過程中親歷一戰的爆發與德國的戰敗，戰敗被打壓的陰影與對強大德意誌的渴望使得在當時的背景下，他不可能不為當權的納粹政府服務。然後，他對量子力學不確定性與互補性原理的發現作了說明。海森堡提出了一組悖論：想要測量粒子更為精確的位置，需要光更短的波長；但是光的波長越短，意味著動量就越大，對微觀粒子的速度影響就越大，速度就越不確定。由此推論，在物理上就永遠不可能完全確定微觀粒子的位置。波爾在閱讀海森堡的初稿後進一步提出互補性原理，即波和粒子二者之間不能同時出現，但在解釋現象的時候又缺一不可。而且不止是粒子與波、動量與位置，其他指標例如能量與時間也有類似的關系。最後，他將這種不確定性和互補性引向了哲學，與中國哲學的太極圖作了類比。表面看來，太極圖是黑白分明的兩條魚，但實際上它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更具象征意味的是，一個人既不能同時看到黑、白兩個方面，但是又不能把它們分開，正與量子力學相合。

吳飆進行交流分享

張蒙從中國原子能的發展史上作了一些史實補充。張蒙指出，抗戰時期美國魏德邁將軍已經把美國研製原子彈的消息告訴了中國。抗戰勝利後，曾昭掄等科學家曾赴美考察和學習原子彈技術。

張蒙進行交流分享

然後，四位學者就大的歷史背景下個體科學家的道德動機這一話題開展了深入討論。李維指出，人是多面、變化、趨利避害的，這是非常普遍的現象。海森堡早期出於知識精英的矜持，與來自街頭的納粹黨保持著距離；在當時所謂“雅利安物理學”和“猶太物理學”的學術意識形態之爭中，海森堡也是承認愛因斯坦的研究，強調理論物理學的重要意義的。二戰爆發初期，海森堡參與並領導了納粹的“鈾計劃”，幫助軍械局研發原子彈。在納粹取得了二戰初期的速勝、大勝之後，他找到了過去的老熟人波爾，希望他加入德國的研發陣營。在納粹德國戰敗之後，海森堡又是一變，為了洗脫政治責任，開始為自己解釋和辯白。《哥本哈根》的編劇很可能參考了海森堡在戰後被押期間的供詞，並以此為根據，創作了該劇。由此塑造了海森堡反納粹的良心科學家的形象。但供詞的內容與史實是有出入的。這在戰後的紐倫堡審判和美國軍事法庭審判中，也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因此，我們在認識世界歷史上的人物時，不應該被先驗的框架所束縛，一定要看證據，而且是要看當時的證據。當事人及他人的事後回憶，只具有參考價值，在研究中是不能作為主要論據使用的。

顧春芳接著談論了藝術對這一道德動機探索的意義。其合理性在於歷史真實與藝術虛構的之間關系——歷史需要論證過去發生的事情的真實可靠，有一個比較確定的標準，而藝術更希望能夠幫助人類在歷史教訓中做到以史為鑒，以一種悲憫的眼光看待歷史和歷史中的人物，它不是非黑即白的。這樣做的價值則在於對人性的拷問，話劇的舞臺在場實際上是在以其他人的命運選擇來拷問觀眾自我，當我們被放置到一些尖銳的歷史情境中，關於生死，關於國家，關於良知，我們會作何選擇？《哥本哈根》這部劇實際上延續了戲劇傳承已久的人文主義傳統，寫人身處具體歷史中的掙紮與不自由。而且這不是沒有現代意義的，當今世界同樣面臨百年未遇之大變局，世界將向何處發展到現在也還是未知。我們每個人都可能在不期然的時候被拋入命運的漩渦，我們是選擇活下去，還是選擇成為一個真正的、自主的人？戲劇就是這樣一個人性的實驗室。我們常說哲學把最深刻的問題交給戲劇，把討論不清楚的問題交給戲劇，這就是戲劇的偉大所在。顧春芳同時指出，戲劇中的選擇並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功利主義或者正義戰勝邪惡，而是某種悲劇性的對抗與沖突。戰爭沒有絕對的勝利者，她通過毛姆的短篇小說《不可征服的女人》講述了戲劇照耀下人性的復雜，而且不止是真理可以照亮人性，自己犯下的罪惡也可以照亮自己的人性。

各位學者接著就科學技術的現實利用問題發表了看法。吳飆認為這種探索利用的邊界與科學家的成長經歷等個人因素有關，谷歌的AI教父傑弗裏·辛頓（Geoffrey Hinton）非常反感有技術可以被利用為武器，故而其出走谷歌並發出關於AI研究的警告：目前的AI本身沒有製定目標的能力，但未來的AI未必；而且訓練AI的人有目標，並可能被向惡的一面利用。顧春芳指出其中悖論——如果我們對人性不放心，那麽這件事就不應該去做；但正是因為人性存在這樣的問題，所以這種事情一定會發生。正如前段時間的熱點基因編輯，當研究的成本下降，則完全禁止開展該項研究幾乎為不可能之事。但吳飆對此保持了基本樂觀的態度，我們清楚地知道人性的黑暗，清楚地知道這些技術在將來可能會使我們滑向深淵，從而審慎地約束自己的行為。換言之，科技某種程度上也為這種不確定性劃下了邊界。張蒙補充說，這個問題涉及倫理的變化，而這個倫理標準是不統一的。我們需要思考個人有沒有能力去作一個絕對客觀公平的價值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