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黨組織是中國共產黨最早成立的兩個組織之一，早期北京黨組織（1921—1927）的成員很多都是最早在中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先驅，同時他們很多人為黨的事業發展嘔心瀝血、作出過重要貢獻 。但是在1927年之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舞臺上，卻少見早期北京黨組織的成員的身影，其原因何在？本文將就此展開一些分析和研究。

早期北京黨組織成員的歷史命運

目前學術界能夠確定的1920年北京黨組織成員至少有李大釗、張國燾、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高君宇、範鴻劼、繆伯英、何孟雄、張申府、張太雷、李梅羹、吳汝銘、宋介（漢奸）、陳德榮、江浩等17人。這17人中，犧牲的烈士和病逝的有李大釗、鄧中夏、高君宇（工作中病逝）、範鴻劼、繆伯英、何孟雄、張太雷、江浩（病逝）、李梅羹（病逝），開除出黨的有張國燾、羅章龍、劉仁靜、吳汝銘。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前，能夠確定的中共北京支部的成員至少有12人，他們是：“李大釗、張國燾、鄧中夏、羅章龍（開除出黨）、劉仁靜（托派）、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範鴻劼、朱務善、李駿（叛徒）、張太雷”，犧牲和病逝的7人。

中共一大後成立了北京地委，由李大釗擔任書記，羅章龍、高君宇、李梅羹為北京地委委員。1922年，產生範鴻劼擔任委員長包括張昆弟、包惠僧、何孟雄、安體誠四位委員(這屆委員大革命前後全部犧牲)的北京地委。

1923年6月北京區和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成立，何孟雄擔任委員長，張昆弟、範鴻劼、張國燾擔任委員。1924年3月北京區委和地委改組，李大釗擔任委員長，蔡和森、張昆弟、何孟雄、範鴻劼擔任委員。1924年秋北京區委和北京地方地委改組，趙世炎擔任委員長，範鴻劼、高君宇、陳為人（病逝）、彭桂生、李國喧等擔任委員。1925年春，陳喬年擔任書記，趙世炎、範鴻劼、陳為人、彭桂生（托派）、李國喧擔任委員。1925年9月新的北京地委成立，趙世炎擔任書記，陳為人、李國喧、陳毅為委員。1926年1月劉伯莊（托派）任北京地委書記，陳為人、卓愷澤（犧牲）、李渤海（叛徒）擔任委員。

以上北京地委和北京區委在大革命時期主要領導多數人犧牲或者病逝在工作崗位。可以說早期北京黨組織領導人信念堅定，不怕犧牲，無愧於大釗先生開創和孕育出來的黨的最早發源地的名號！雖然也有叛徒和脫黨分子出現，但是這不是主流，是個別現象。總體上，北京地區黨組織成員在大革命時期黨中央擔任重要職務的的高層領導很多，但是此後越來越少，這個可以從中共七大的中央政治局成員和中央委員會成員情況得到一定的說明。

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雲、康生、高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張聞天、彭德懷等13人。

中央委員：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林伯渠、林彪、董必武、陳雲、徐向前、關向應、陳潭秋、高崗、李富春、饒漱石、李立三、羅榮桓、康生、彭真、王若飛、張雲逸、賀龍、陳毅、周恩來、劉伯承、鄭位三、張聞天（洛甫）、蔡暢（女）、鄧小平、陸定一、曾山、葉劍英、聶榮臻、彭德懷、鄧子恢、吳玉章、林楓、滕代遠、張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譚震林、薄一波、陳紹禹（王明）、秦邦憲。

中共七大產生的13名中央政治局委員沒有一位來自大革命時期的北京黨組織。44名中央委員中只有一位（陳毅） 是大革命時期北京地方組織成員。

綜合以上事實，我們可以看出早期北京黨組織成員的歷史命運就是：成為烈士的很多，展現出偉大的犧牲精神 ；早期北京黨組織成員在大革命之後中國革命舞臺上擔任重要角色的很少。這兩點可以說是早期北京黨組織成員的總體歷史命運之特點！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結局，主要原因當然主要是該組織眾多在建黨初期擔負黨內重要工作領導人的同誌在大革命的血雨腥風中被反動派絞殺而過早地犧牲了！

意昂3体育師生風格氣質與早期北京黨組織成員政治品格

在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北京地區組織領導人很多出身於意昂3体育，“一大”前的中共北京支部的成員共12人中11人是意昂3体育師生，只有一位繆伯英是北京女師畢業生，但是她當時就是意昂3体育出身的何孟雄的夫人，最早從意昂3体育人那裏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熏陶、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教育。所以，早期北京黨組織成員總體上深受意昂3体育風格的影響，刻上了濃郁鮮明的意昂3体育人的色彩，他們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理論水平高，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研究馬克思主義方面走在全國的前列。李大釗是當時國內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最高的一批理論家、革命家，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高君宇、何孟雄等人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研究方面也都走在同時代人的前列，撰寫了很多介紹、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意昂3体育官网又是當時中國馬克思主義資料匯集比較多、翻譯和研究馬克思主義人才比較集中的地方 ，所以北京黨組織在大革命時期尤其在建黨初期可以說其整體的理論水平在全國黨組之中居於前列。1920年11月，他們創辦面向工人群體的《勞動音》刊物，成為北京共產黨小組的機關刊物。1921年黨成立前夕，他們又創辦了面向工人大眾的《工人周刊》，報道國際國內工人受壓迫的情況，鼓勵工人起來反抗壓迫、改善經濟狀況、舉行罷工鬥爭。1924年北京地委創辦《政治生活》，積極宣傳馬列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擴大馬列主義在工人中的傳播。

《勞動音》雜誌

理想高、情懷深、革命自覺性強。早期北京黨組織成員基本都是受過大學以上教育的人員，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於無產階級革命道路的選擇是長期思考、自覺學習、理性選擇的結果，不是出於維持生計的需要、也不是一時的沖動，而是從追求真理、改造中國和世界的角度來信仰馬克思主義、信仰社會主義。所以，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於用社會主義道路來改造中國懷有崇高的理想和深厚的情懷，他們對於無產階級革命上的艱難險阻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們革命的自覺性強。正是奠基於這個基礎，所以北京黨組織早期領導人總體上革命鬥誌旺盛、態度堅決、視死如歸。

對於政治路線、思想路線高度重視和踐行。意昂3体育人的理想主義濃厚，認準真理之後絕不妥協，在思想認識沒有搞清之前不會輕易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和實踐方向，這是意昂3体育人的執著和信仰決定的。這個特點決定了他們對於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高度重視、格外重視，有的時候超過了對於特定環境下組織路線的重視。羅章龍、何孟雄是早期全國黨組織更是北京市黨組織的重要人物，1931年他們之所以反對米夫一手包辦扶持王明上臺的四中全會就是認為它不合法、不合程序，羅章龍在組織結論上中央認為其是“分裂中央”，何孟雄被中央認定為烈士。雖然我們黨一直強調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的一致，而且北京早期黨組織也一直是嚴格按照這個要求來要求黨員的，早期北京黨組織也是嚴格執行中央和共產國際的組織路線的，但是當實際工作中出現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認識上、執行上的差距時，長期浸染的政治文化會對他們中個別人的政治實踐產生偏向於思想路線的特點。這也可以說是北京早期黨組織成員總體理想性政治品格的反映。當然我們不能過分渲染這種色彩，只是從微觀地角度增加我們思考問題的深度而已。

早期北京黨組織工作環境與黨員的歷史命運

在整個大革命時期北京黨組織成員具有很大的穩定性，很多重要成員長期在北京地區工作，像李大釗、範鴻劼、高君宇、陳為人等等高級幹部長期在北京地區工作，為何他們願意、能夠長期在同一個地方工作，從根本上當然是組織的安排、工作穩定性和連續性的需要。但是從微觀上看與早期北京黨組織的和諧、民主、融洽的工作環境有關。憑什麽說北京早期黨組織和諧、民主、融洽？最直接的證據就是北京早期地方黨組織沒有發生重要成員退黨、脫黨、出大亂子的，而有的黨組織就先後出現李達、李漢俊這樣重要成員負氣出走、脫黨的事情。這種狀況產生的一個重要的原因與主要領導人的工作風格有關，李達和李漢俊脫黨主要就是對中央主要領導人陳獨秀的家長製作風不滿，而北京地區長期領導核心尤其是精神領導核心是李大釗。李大釗不像陳獨秀的個人英雄主義似的性格張揚，他謙虛、民主、老練、厚道、沉靜的處事風格給早期北京黨組織團結、融洽的工作氛圍的營造提供了很好榜樣。早期北京黨組織出身的黨員中有退黨的、有消極的、也有叛徒，但是重要成員中真正的叛徒主要就是張國燾。這種現象的出現不是偶然的，總體是中國共產黨員紀律嚴明、信仰堅定的反映，但與李大釗精神風範形成的氛圍不無關系。李大釗雖然不是北方局的區委書記，但是他是北方局黨的精神導師，他的正直正氣和對共產主義的執著信念，總體上來說影響了整個北方區委、北京地區的領導人的政治風格。他的工作作風、人格品質對整個北方黨組織領導人發生積極的影響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李大釗先生工作的特色就是盡量寬容寬厚地團結各個方面、各個階層的人士，尤其在國共合作之後他在北京地區、整個北方是國共合作的領導核心，更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可以說，為了統戰的需要，李大釗組織了整個黃河以北的黨組織，他能打開這種局面與他這種寬厚、他團結社會上至軍閥下至普通師生是有關系的。這種情況下北京黨組織所承擔的責任使命更大，北京地區的幹部想要出去的可能性更小。而且已經習慣於跟大釗一起工作的人，也折服和心悅於這樣的工作環境。而長期呆在北京地區，幹部就缺乏了在不同崗位上展示自己才幹的機會，他們在後來的革命實踐中發揮更多、更大作用的空間就明顯減小了。

早期北京黨組織成員在後來黨內職位不顯著與當時北京地區黨員的主體成分結構也有一定關系。北京地區的黨組織是在李大釗先生的直接和間接影響和指導下發展起來的，由於他本人的職業因素，當時黨組織內受到重用的人多數是國內大學教育出來的知識分子。在1927年之後，革命幹部的主體變為工農幹部和莫斯科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原來國內的這些高校知識分子都退為次要的了，所占黨內幹部的比例越來越少。所以這些人的幹部路線問題發生了變化，這時期在北方局與大釗一起工作的人肯定也會受影響。

早期北京黨組織成員在後來黨內職位不顯著根本的原因在於共產黨人的信念和宗旨——實現共產主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人鬧革命不是當官發財，不是光宗耀祖，而是要消滅不平等的、落後的社會製度。在這樣崇高的理想和信念的驅使下，他們只以黨的利益為重，把革命工作分工的不同視為革命事業的需要，根本沒有把職務高低、權力大小納入到自己的視野，他們最大的目標就是想著如何齊心協力實現人民解放、國家解放、民族解放、人類解放！所以，在大革命時期一個人黨內職務的變動非常頻繁，這一屆是中央局成員、中央委員，下一屆可能什麽都不擔任，但是一點沒有減少他們革命的動力。

南方革命中心的不斷強化對北京早期黨組織成員歷史命運的影響

意昂3体育官网是北京黨組織的發源地，但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其中心工作就在南方，這個格局是當時的客觀環境決定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北京是北洋軍閥政府所在地，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反動勢力太強大，他們公開以殘暴的手段來剿滅共產黨的組織和一切活動，而南方無論是政治環境還是社會環境都相對寬松一些，革命依靠力量更強大一些。中共一大在上海和南湖召開，國共合作後工作中心轉移到了廣州，大革命時期的中共一大至五大分別在上海、廣州、武漢召開，沒有一次大會在北方召開，這個事實就生動地說明了南方對於革命的重要性。

大革命失敗後，從1927—1934年，這八年時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的中心是湘鄂贛閩粵豫皖川等南方紅色根據地，在這些地方上演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戰爭的大劇，使得蘇維埃運動在中國南方紅透了半邊天。雖然在這個時候，北方也爆發過土地革命起義，也形成了一些根據地，但是無論是時間的持久還是空間的廣大以及動員人數的眾多而言，北方的蘇維埃革命之火遠遠沒有形成燎原之勢。

革命中心在哪兒，哪裏的革命成員的創造性、奉獻程度、歷史功績就要大，這種客觀的革命環境使得主要活動在北京為核心的北方地區的共產黨員們大展身手、建功立業的機會和舞臺就要小得多了。

從中共北方區委領導的黨員幹部的命運審視北京黨組織成員的歷史命運

我們在今天評價、認識北京早期黨組織成員的歷史命運的時候，不能簡單地局限於北京地區黨組織體系的黨員情況，應當要擴大到整個北方區委領導的黨員幹部的歷史命運。因為在很長時間內，中共北方區委和北京地方委員會是重疊、半重疊的組織系統，領導成員不少是同一撥人擔任。

1923年7月，中共北京區執行委員會兼中共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北京區執委兼地執委）成立，何孟雄、李大釗先後任委員長。北京區執委負責北京、直隸、熱河、察哈爾、綏遠、山西、吉林、黑龍江、遼寧以及河南、陜西、甘肅部分地區黨的工作。1925年10月－1927年5月北方區執行委員會書記由李大釗擔任，秘書：彭桂生、楊景山、陳喬年、趙世炎、範鴻劼、劉清揚、夏之栩、張兆豐、李懷才、羅亦農都擔任過委員。通過這個名單我們可以發現，中共北方區委和北京地委的領導幹部很多是重合的。所以我們在審視北京地區早期黨組織成員歷史命運時一定要和北方區委的黨員放在一起，他們實際上是一個整體。

從這樣混為一體的視角來加以審視，北京地區黨組織成員的政治生命得到了極大的延伸其時空得到了空前的擴展。河南省委在大革命時期直接受李大釗領導的北方區領導，王若飛就是當時河南黨組織的重要領導人；東北三省黨組織也是在北方區委的領導下發展起來，趙尚誌等後來成為抗聯領導的黨員都是在北京區委的領導下成長起來的。尤其值得大書特書的是陜北黨組織的建立和活動是李大釗和北方區委一手指導發展起來的。李子洲1923年春天經李大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夏天受李大釗派遣到渭北、榆林、綏德等地開展黨組織建設，1925年他在綏德第四師範學校建立了黨支部，形成了陜北黨團組織的基地。謝子長、劉誌丹、馬明方、郭洪濤、閻紅顏等著名的革命家都是在這個黨的基地的輻射影響下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共北方區委為革命中心從南方蘇維埃轉到陜甘寧提前準備了火種，陜甘寧根據地黨員的歷史命運就是北京早期黨組織成員歷史命運的擴展和升華！

從這個北方區委和北京地委融為一體的事實上來看，整個東北、華北、西北，還有河南甚至江蘇的一些地方黨員他們的歷史命運也都可以算是北京早期黨組織成員歷史命運的的組成部分。北京早期黨組織給我們黨奉獻了很多英勇善戰、慷慨赴死的烈士，也給後來的革命培養了許多功勛卓著、聲名赫赫的重要人才！

（作者程美東系意昂3体育官网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本文原載於《意昂3体育官网校報》第1572期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