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是中國傳統文化核心的、精粹的、經典的、學術的部分，是中華民族智慧和教養的結晶。其基本精神可以概括為三個字：道、禮、和。道者，內在根據；禮者，外在準則；和者，理想狀態或最終目的。率性（遵循天性、天道）行之謂之道，各行其道謂之禮，各得其所謂之和。道、禮、和三字包羅萬事萬象，大到宇宙天體，中到人類社會，小到人類個體生命以至於每一個人的具體行為概莫能外。三字互為因果、相輔相成，構成一個有機的知行合一的理論體系，一個基本由儒道釋三家共同創造的偉大理論體系。

國學的主要構成也是三個字：經、傳、子。經者，文本、元典，《易》《書》《詩》《禮》《春秋》是也；傳，解釋、註釋文本、元典者也，諸如《禮記》《左傳》《公羊》《谷梁》之類；子，實踐、落實文本或元典者，諸如《論語》《孟子》《孝經》等。子以孔子為首，包括老子、莊子、孟子等先秦諸子，以至漢代董子之流，佛教最後參入。

佛教是以子，即釋子的身份參與到中華經典理論大體系中來的，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構成。“緣”文化即其中不可或缺而頗具特色的一部分。

佛教認為，世上一切事物和現象都是“因緣而生”，都是因緣和合的結果，萬事萬象都處於因果關系之中，依一定條件生起、變化。這就是《法華經·方信品》所謂“佛種從緣起”。而一切事物或現象的生成變化既有其主要或直接原因，也有促成其生成變化的輔助原因或條件，前者即所謂“因”，後者即所謂“緣”。因緣是形成事物，引發認識，造就業報等現象所依賴的原因和條件。《涅槃經·師子吼菩薩品》曰：“因有二種，一者正因，二者緣因。成佛雖因佛性為正因，亦須有緣因。”緣者緣助，能開發正因之性者即緣因。故《翻譯名義集·釋十二支》引僧肇語曰：“前緣相生，因也；現相助成，緣也。”

因、緣二者互相聯系，彼此依存，相輔相成，不可或缺。因，為本（種）、為主、為正，固然重要，但緣是條件、是助力，同樣不可或缺。道理很簡單：佛家認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佛性即因，是天然的、本生所有的。但正如種子沒有土壤、水分以及陽光等不會發芽生長一樣，有因而不得其緣是無生無成無果的。因此佛家在強調因的同時特別註重緣的價值，稱“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隨處任緣”。既然萬事萬物皆“因緣而生”，即依憑某種條件才得以存在，並隨條件變化而變化，那麽它就不具備質的規定和獨立實體，即沒有恒常自在的主體，故謂之“空”。因而只有條件的存在和變化才是絕對的，事物本身的存在與變化只是相對的。於是龍樹《中論·觀四諦品》說：“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這也是強調中道乃真正把握一切事物現象的實相的方法和途徑。

因緣說在古代中國生長發育，並產生深刻影響。究其原因還是在於我國特定的天然根基和生態基礎，在於中國本體文化的特質和傳統。中國文化是道文化，是人道、人本文化，重根、重本、重淵源、重祖宗、重傳統。孔子後學告訴我們，“天地者，生之本，物之本；先祖者，類之本，人之本”。《老子》曰：“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有根才有枝葉，有源才有流，有傳統才有現代。《莊子》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而“天下萬物發於根，始於母，原於雌”（龐樸語），故無論儒道皆大力倡揚柔。柔是中華民族整體國民性格特點。“溫柔敦厚詩教也”（《禮記》）；“柔能生剛，柔能克剛”；主張“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莊子》）。

於是道家表現出了非凡的人生大智慧：“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人類之最適中最理想的行為是“為而不爭”。為，有所作為。有所作為才有文化成果，才有文化財富的創造，才有人類生存發展的物質保障。不爭，才能減少文化成果的損失，實現文化積累。不爭，才能避免傷害，甚而贏得尊重，贏得自己的發展時間和空間，才能走向強大以至高大、博大、悠久。中華文明之所以綿綿不絕，成為四大文明中唯一延續至今的文明，就在於知雄守雌，在於“柔克”“自勝”，中華民族不是“勝人”而是自勝的民族。

於是道家、儒家殊途而同歸，視“和”為終極目的或理想歸宿。和者，天人和諧，社會和諧，身心和諧也。然而“和”畢竟只是理想，爭則是客觀甚至永久的存在。如何實現理想狀態，即和諧？或曰實現理想的途徑或方式是什麽？儒、道之答案各不相同。

道家偏向消極，主張“無為自化”，眾所周知，不必贅言。在這裏，儒家則彰顯出中國文化的主體精神，張揚人類所獨具的品性：教養，強調“中庸”，主張“從容中道”。從即忠，容即恕，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中庸是中國文化的核心理念。中者，適中之謂。“庸者，用也，常也”。用者，用中，以適中的方式做事；常者，常規，常態，常行。我們祖先以適中的方式做事成就了中國的文化傳統，成就了中國人做人的規矩和行為準則、道德規範。中庸有兩大標本：上天和祖先。於是中庸內涵和基本表現形態只是兩個字：序與和。上天宇宙既是嚴整的秩序，更是圓滿的和諧，序與和是上天宇宙運行的大準則。於是我們祖先“則天”，“率性”，“承天之道而理人之情”，以此準則來規劃和安排中國社會，於是成就了“禮儀之邦”，成就了獨樹一幟的禮樂文化。故二程說：“禮只是一個序，樂只是一個和。一個序，一個和，二字含蓄多少義理。”

“禮者，人道之極（準則）也”（《荀子》）。禮是入道、行道的保障，即行為準則和道德規範。故孔子說：“不知禮無以立。”

“禮別異”。禮的指標是實現秩序，禮的起點或前提則是分。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是不斷分別、分理、分化的過程。人類社會的發展首先分化混沌，告別愚昧，戰勝野蠻，然後步入文明，走向自覺。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建立在三大分別、分理、分化的基礎工程，即天人之分、人人之分和個體生命的身心之分之上。這三大基礎工程決定了人類群體的三大主體行為：如何對待上天、如何對待他人、如何對待自己。這三大主體行為造就了人類的三大主體文化：物質文化、社會文化和精神文化。而天人、人人和個體身心這三大關系實即三大因緣，彼此依存，相輔相成。

“禮本於仁”。仁是實施三大主體行為，處理三大基本關系，並使之達到理想狀態，即和諧的最高準則和最適中手段、最有效方式。於是成為“人之為人的最高標準”（馮友蘭語）。“仁者愛人”，仁的基礎內涵是愛，即所謂“親親之謂仁”。但愛並非仁的主要內涵，愛屬自然，是天性，是本能，是感性的，有等差，有時限，講占有，可拒絕。愛是上天大自然賦予人類的一種基本情感。

“仁”的主要內涵是敬，即孔子所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是教養，是理性的，平等的、無時限，重分享，是互相的，並不可拒絕。故孔子曰：“無敬何以別（犬馬）乎？”敬乃是處理天人、人人（包括民族與民族，國與國之關系）及身心三大關系的要津。

於是孔子曰：“禮主敬。”《易·坤卦》：“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易·離卦》曰：“敬之無咎。”《左傳》曰：“敬，禮之輿也。”《莊子》曰：“敬中以達彼。”《壇經》曰：“內調心性，外敬他人，是自皈依也。”二程曰：“人道以敬為本。”朱子曰：“敬是聖門第一義。”王夫之則徑稱：“敬，禮之神也。”當然愛不可或缺，因為愛是天性。無愛則無敬，無敬則無所謂愛，“愛而無敬，獸畜之也”。所以愛和敬實際也是一種因緣。依佛家言愛即因，敬即緣，相輔相成。有真因才有正果，有愛無敬，不成正果。

故孔子說：“弗愛不親，弗敬不正。”由愛而敬，或曰由愛提升到敬，才謂之“中”，才合適，才到位，才符合禮的規範，也才能最終實施好三大行為，處理好三大關系。敬有二義：一是忠，即孔子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二是恕，即孔子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人類由正面，主動、積極地處理三大關系即忠，由側面，被動、消極地處理三大關系即恕。人類之所以為萬物之靈，就是因為人類有張有弛，有進有止，有作有息，可以動靜相得，剛柔互濟。人類既需要主動、積極，也需要被動、消極。而當今人類所忽視的恰恰是後者，這就是所謂物化，準確地說動物化的最主要表現。

總之，中國文化或國學歸根到底是三個字：道、禮、和。這三字彼此關聯，相輔相成，互為因果。道是因，禮是緣，和則是果。

道，有天道、地道、人道等。中國文化所重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莊子》）。由此決定了中國文化的基本性質：重人道，人本。

《禮記》說：“人道，政為大。”日前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特別引用了孔子所說“政者，正也”。這是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直接關系到執政者的人文素養及其執政效果。然而何以正？答案只有上揭四字：“弗敬不正”。所謂敬，無非有三：“尊天”（墨子語，即董仲舒所謂“崇本”），互敬（人與人，國與國，民族與民族），自重。三者是為人、為政、立國和立足於世界民族之林之正道。對上天大自然，對他人，對人民群眾，對自己個體生命不敬，就是人品不正，民風不正，黨風不正等等，一句話，就是不正道。結果只能是自然生態惡化；只能是失信於人，激化社會及民族矛盾；只能是身心不和，生命失常。只有尊天、互敬、自重才能提升境界，提高修養，進而改良執政效果，政通人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永保中華文明之道通達和長遠。

《中庸》曰：“從容中道，聖人也。”從，信從、服從，即忠；容，寬容、理解，即恕。善者從，不善者容。忠恕是人生修養的極致，只有忠恕，才能達到生命的理想境界，社會關系、天人關系才能實現理想狀態。對天，對人，對自身個體生命有忠有恕，就可以實現三大和諧，即天人和諧、社會和諧和身心和諧。費孝通先生生前最後發表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令”，體現出的正是中華民族的大胸懷、大境界和大智慧、大教養。

(作者：意昂3体育官网考古文博學院教授，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摘自《學習時報》2016年3月22日）

編輯：白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