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是人類的創造，是文化的載體，是文明的體現，是精神自覺的產物。她“是過去人類的精神遺產的寶庫”也是“人類文化學術前進軌跡上的計程碑”（朱光潛《談讀書》）。她可以突破時空局限，與古人把談，與外國人對話；她可以聯系古今，“保存國粹，保存我們”（魯迅《熱風·三十五》）。

《說文解字》：“書，箸也。從聿，者聲。”《釋名·釋書契》：“書，亦言著也，著之簡、紙永不滅也。”《廣雅·釋言》：“書，記也。”簡言之，書者，用筆記事、用筆說話也。記事在先而說話在後。文字之發明首先用於記事，最早記事是“史官”用筆（聿）書於簡冊，是謂“策書”、文書。這就是史書所謂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書·顧命》：“太史秉書，禦王冊命”。此書即記事，記載前事之冊書。大冊為典。而所謂大冊，就是莊子所謂“先王之陳跡”，就是《尚書》所載“典、誥、誓、命、訓、謨”之屬，《詩經》之“大雅”及“頌”等。《書·多士》：“惟殷先人有冊有典。”說明商代已開始用簡記事，或者說我國以簡作為書寫材料的歷史至少是商代開始的。

春秋以降，人文發育，精神自覺之後，人類開始用筆說話，用筆表達自己思想情感，真正意義上的書由此誕生。孔子師生集團把左史右史們所記“先王之陳跡”編輯（“論”、“次”、“修起”）為“經”，以開化，指導後人。他們把左史即太史所記占筮檔案編為《易經》；把右史即內史所記先王之“事”，之“誌”，之“行”，分別編為《書經》、《詩經》和《禮經》。孔子等為什麽從不可計數的簡冊或曰原始記錄、原始檔案中選擇出此四種，進行編輯，即“論”、“次”、“修起”，進而把它們上升為經典呢？

原因很簡明：《易》旨在追尋生命的由來，探索“性命之理”，“幽（陰）明（陽）之故”，旨在明“天道”，預知天意，以期得到上天的幫忙護佑。故可以把其價值意義概括為“天道可知”。而“《詩》以道誌，《書》以道事，《禮》以道行”（《莊子·天下》），我們了解了氏族先王（聖人）之“事”，之“誌”，之“行”，就可以啟迪智慧，提高修養，像“先王”聖人那樣達到生命的理想境界。故可以把其價值意義概括為：“聖人能及”。又何以證明天道可知，聖人能及？孔子在“論”、“次”、“修起”三項工作基礎上，又做了第四項工作：“作”，作《春秋》，孔子以他所居魯國的史實為《易》、《書》、《詩》、《禮》四者成經，即為“天道可知，聖人能及”八字提供事例史證。於是中華原典：“五經”，中國最早的書終於誕生。五經的誕生是孔子師生集團為中華民族做出的最重大貢獻，她構成了中國文化的根基，中國文化的所有產品由之產生，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由之逐漸形成。

經以載道。“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隨之解釋“經”的“傳”和實踐、落實“經”的“子”相繼相次問世。“傳”者即《禮記》、《左傳》、《公羊》、《谷梁》之類；“子”者即《論語》、《孟子》、《孝經》、《爾雅》之屬。而“子”以孔子為首，為代表，包括老子、莊子、孟子等先秦諸子，以至漢代董仲舒、淮南子之流，釋（佛）子最後參入，於是構成了一個無與倫比的中華民族的思想理論大體系，中國經書的大體系，成為國學的核心構成。

與孔子同時或稍晚，印度次大陸、東地中海沿岸進入所謂“軸心”時期，印度《奧義書》，波斯《古聖書》，希伯來《聖經》的《舊約全書》以及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等先哲論著，較晚的伊斯蘭教《古蘭經》等也應時應運而生。

而隨著人文的演進，時代的變化，社會的發展，生活的多元化，先哲先賢又創作出無數好的具有經典意義的書，蔡倫造紙以後我國更早早地出現了紙的書。比如可比配經書而被稱作“亞經”的《莊子》、《離騷》、《文選》、《史記》、《漢書》、《說文》、《通典》、《通考》、《通鑒》、杜詩、韓文等；比如《世說新語》、《陶淵明集》、《李太白集》、《蘇東坡全集》、《花間集》、姚姬傳《古文辭類纂》、王漁洋《古今詩選》、張惠言《詞選》、《西廂記》、《琵琶記》、《桃花扇》及《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四大名著；以至從漢代《倉頡篇》、《急就章》，到南朝周興嗣《千字文》，宋王應麟《三字經》，以至明清《治家格言》、《幼學瓊林》及《笠翁對句》、《弟子規》、《聲律啟蒙》等一些蒙學經典。再比如海外先哲《羅蘭之歌》、《亞瑟王傳》、但丁《神曲》、薄卡丘《十日談》、塞萬提斯《唐吉坷德》和盧梭《社會契約論》、達爾文《物種起源》、弗雷澤《金枝》以及莎士比亞的劇本，莫裏哀的喜劇，歌德的詩文集，易蔔生的劇本及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等等。還有當代巴金、魯迅、冰心、葉聖陶等的書以及一些紅色經典。代有精華，滿天星鬥，琳琅滿目，不勝枚舉。可謂“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參辰之錯行”（子夏語）。就像“是在時代的波濤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把珍貴的貨物送給一代又一代”（《培根論說文集》）。於是使人類真正成為“宇宙的主人”（巴甫連科語）。

人類是萬物之靈，其靈性開化表現無非有二：智慧和教養。托爾斯泰有一句名言：“理想的書籍是智慧的鑰匙。”高爾基說：“書是人類進步的階梯”。二哲所言非常到位。書籍是使人開化的要津，是人們認識自身，認識社會，認識生活，獲取知識，愉悅心靈，啟迪智慧，培養素質，提升生命境界的重要途徑。

作為“四書”最後一書的《中庸》的開篇詞是三個“之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言上天大自然只是賦予了我們每一人的性命，並沒有賦予每一個人完成這一性命的才能和本事。那此才能和本事，亦即智慧和教養從哪來？也就是說如何才能做好一個人？孔子明確教導我們要“學”，甚至“學而不厭”。那學什麽？“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學而》）實即“文”和“獻”。所謂“獻”，即人物、文物之類；所謂”文”，即書、典籍。故學文首先就是讀書。所以歐陽修說：“立身以立學為先，立學以讀書為本。”朱熹說：“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莫先於讀書。”王夫之說：“（讀書）辨其大義，以修治人之體；察其微言，以養精義入神之用也。”所以愛默生把“人們對於永恒的領悟歸功於”讀書。

於是讀書自古被先哲們視為雅事樂事，視為一種生活方式，甚至視為一種生命方式，以至於須臾不離，終生樂在其中。孫中山先生說：“我一生最大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就是讀書。我一天不讀書，就不能夠生活。”宋黃庭堅說“人不讀書，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西晉張華為尋求一個理想的讀書之所，竟幻想寄情於一種神仙夢境“琅繯福地”。

那讀書讀什麽？結論當然十分明確：讀好書，讀理想的書，讀“經過時代淘汰而巍然獨存的書”。一句話，讀先聖先賢智士仁人所創作的好書，也就是我們以上所揭諸書之類。愛默生有一句話可以視為讀書真諦：“直接閱讀上帝。”就是說不要看照片，讀拷貝，要直接觀照上帝本身。用我們傳統話語表述就是三個字：讀經典。

陳寅恪先生講過一件事。說當年他遊學歸國，他的老師夏曾佑先生對他說，你們很了不起，能讀外國書，我不成，而中國的書我都讀完了。當時寅恪先生不以為然，以為夏老糊塗了。可當他到了夏老先生的歲數時豁然醒悟，原來先生是對的，中國的書看似如汗牛充棟，實際並沒有多少，作為個中精粹、精華、核心之經書也就那麽有數的幾種幾十種，也就是區區幾萬，幾十萬言。而所謂“史”、“子”、“集”之類無非是其衍生品，無非是“經”這個主幹上的分枝而已。

人們常講開卷有益，其實開卷未必有益。人們常講多多益善，其實多多未必益善。一切一切都應以適中為出發點，以適中為終結點。這就是中國文化的核心理念——中庸的基本精神和價值所在。開卷讀書的關鍵首先是開什麽卷，其次是怎麽開卷。適中的答案無非有二：1、則善從之，“欲精不欲博”；2、“用心欲專不欲雜”（黃庭堅語），讀書要用心，要有中心，“每一次作一意求之”（朱熹語）。

當年羅素到中國考察了幾個月，有感於中國文化的特質和意義，回國後向全世界青少年發起一個號召：“讀無用之書”。何謂無用之書？簡言之，即文史哲美之屬。2300多年前孟子把人劃分為身和心兩部分，而“心”是人類的主要構成，是“大體”，這是高明而到位的見解，而至今為全世界思想界所認同。凡指向或服務於人的外在的“身”的學術和知識，即“有用之學”，比如物質的、功利的、機械的、技術的、科學的等等；凡指向人的內在的心靈、情感、精神和教養的學問即“無用之學”，這就是先哲所謂“形而上”學，今人所謂文、史、哲、美。人生是情感，不是智能，故無用之學看似無用，實際無用而有大用，無用而有永恒之用。因此我們在“獲得現世界公民所必需的常識”（朱光潛語），有用的科學知識的同時，應該而必須了解、通曉“無用之學”，必須讀“無用之書”。

前些日子，我所在意昂3体育考古文博學院的學生舉行系列茶話會，邀老教授和他們對話。意昂3体育官网“德賽論壇”發表了我的專場發言。不妨轉引如下：

“知識無窮無盡，人類認識和獲得知識的過程是無限的。因為宇宙無邊無際，宇宙的運行有始無終，人類不可能在某一天，某個時刻把所有知識一網打盡，和盤托出。同時知識也絕非今人所認為的是萬能的，高尚的，知識決定高度。培根說的對：“知識給人力量。”知識的功能只是給人力量。它給予好人就成為好的力量，給予壞人就成為壞的力量。因此知識永遠不是第一位的。人生不是智能，而是情感，人類固然需要知識，需要智慧，但更需要教養，教養才是第一位的，最高尚的。中國文化是智慧+教養的文化。道家偏智慧，儒家偏教養。孔子明言自己“無知”，其意義正在於此。因此知識可多可少，甚至無關緊要，多多未必益善，先進的也未必合適。人類行為最終都要落實到合適，合適才是終極追求。

然而當今世界卻是那樣不如人意，人類在物化。蔽於用，役於物，迷於客成為當今人類的基本特征:一切被實用所蒙蔽，一切被物質所奴役，一切被客觀所迷惑。於是世界走向了平庸，走向功利，沒有了貴族，沒有了高尚，走失了人的精神的高貴性。”

於是讀書這等“雅事樂事已經不雅不樂了”（林語堂《論讀書》），或由文憑、職稱、謀職所迫，或由利益、情緒、境遇所驅使，只是讀一些應急應用，應時應景，簡單刺激的“一時的書”（美·羅斯金語），所謂有用的書。或以讀書為負擔，視讀書為畏途，一味舍難取易，求變求新，唯時尚是從。這對於涉世未深，正處於汲取知識、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尚未確立時期的青少年不能不說是一種無奈和悲哀。

其實人生所需知識在當今日常正規教學中所得已能基本滿足。何況當今國民教育體系正日趨西化，已基本倫為一種知識性專業化的體系，今天的課堂已經變成了一種單純傳授知識的場所。因此我們所要做或急需調整的就是加強人文修養教育，而首當其沖就是應該而必須把國學請進國民教育體系。因為國學是民族的根基，是中華民族智慧和教養的結晶。沒有了根，養分就無法保障。我們中華國民靠洋養分養活，那是極度不正常的事情！

總之，開什麽卷，讀什麽書的問題事關重大。書籍固然各有意義，但有些書可讀可不讀。對於中小學生而言，有些書甚至不能讀。正如章學誠所言：“讀書如飯，善吃者長精神，不善吃者生疾病。”尤其是在今天如此功利、浮躁的時代，在一個寫書人比讀書人都要多的時代，更要當心。對於人生剛剛起步的的孩子們，我們更要盡其天職：“誨人不倦”。朱光潛先生告訴我們：“讀書並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選得精，讀得徹底。與其讀十部無關輕重的書，不如以讀十部書的時間和精力去讀一部真正值得讀的書；與其十部書只能瀏覽一遍，不如取一部書精讀十遍。”這裏就講到了我們上面所說的第二個問題，如何開卷？也就是如何讀書？選得精，開什麽卷固然重要，但如何開卷，怎麽讀書更為重要。

關於讀書方法，前賢無不重視，多有論及，各有心得，各有教益。然最基本和重要的還是如黃庭堅所說“用心欲專不欲雜”，朱熹所說“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如何用心讀書？簡單說來就是朱子所謂“三到：心到、眼到、口到”，今天我們還要加一“到”：筆到。如再具體一點，那就要推廣一下朱光潛先生的經驗：“第一，凡值得讀的書至少須讀兩遍。第一遍須快讀，著眼在醒豁全篇大旨與特色。第二遍須慢讀，須以批評態度衡量書的內容。第二，須筆記綱要和精彩的地方及你自己的意見。”其他恕不再縷述。最終還是在於自己的領悟，找到適合自己的合適的方法。要減少盲目性，盡早進入自覺狀態。要善於讀書，養成讀書的習慣。

然而毋庸置疑，無論則善從之，還是“欲專不欲雜”，對於成年做學問的人來講可能是適合的，必要的，但對於尚處於朦朧不覺狀態的中小學生而言顯然不切實際，要求過高。我們今天只能依靠常規教學，必需我們的教師加以適當引導。因此國家教育部先後頒布了《全日製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和《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對課外讀物作了具體規劃和進一步調整。我們出版《語文新課標必讀叢書》，就是根據“新課標”的規定和精神，本著經典性，權威性，多樣性以及課程內外的銜接和互補諸原則，攜手國內語文教育專家慎重選擇，精心籌劃的。我們的基本目的只有兩點：“啟發興趣”和“指點門徑”。我們期待它成為提高中小學生閱讀水平，“開茅塞，除鄙見，得新知，增學問，廣視見，養性靈”（林語堂《論讀書》），一步步走向生命理想境界的一種“階梯”。

唐代文學家、教育家韓愈先生說：“讀書必先識其字。”漢字是中華經典的主要載體，是記錄和表達中國人的“思維活動、認識活動”的書寫符號體系。不識字何以讀書？不讀書何以明白道理、道義，不明白道理道義何以做人？所以識字不僅是讀書的前提，同時是做人的前提，是自覺生命開始的前提。然而今天國人識字出了大問題：漢字改革了。漢字改革造成一個不能否認的結果就是中國人認不得中國字，中國人讀不了中國經。於是中華經典日以走出我們國人的生活，日以走出我們的國民教育體系。因為五經諸子無不是改革以前的文字，即繁體字記載，無不是文言文體。因此我們鄭重建議，在進行日常語文教學的同時，盡可能地加強一些繁體字和文言文的識讀訓練。

2500多年前孔子教導他的弟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顯然孔子提倡“為己之學”。“為己之學”乃“君子之學”，在修身，在“美其身”；為人之學則“小人之學”，是做秀，顯擺，是“務以悅人”。“為己之學”是“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肢，行乎動靜”；“為人之學”是“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只四寸”（以上荀子語）。讀書是心靈的事，是個人行為。“為己”才是讀書之正道。二程說，為己者“‘因心以會道’，其終至於成物（成就自我和事業）”；為人者“‘馮（憑）譽以顯揚’，其終至於喪失（迷失自我）”。

《論語》開篇詞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論語·憲問》）這裏孔子明確指出讀書學習的目的就是獲得生命樂趣，最終做君子。讀書是人生多麽快樂的事情，我們一生只有堅持學習，善於讀書，不斷實踐，互相切磋，才能愉悅心靈，增強才智和修養，最終達到生命的理想境界。

讓我們共勉！敬畏經典，學而不厭，向先哲討教，向時賢學習。

讓我們開闊眼界，崇德廣智，向內用力，做好自己。

編輯：歆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