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為紀念遵義會議召開80周年，2014年12月13日，高等學校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與文化資源研究中心、遵義師範學院在遵義聯合舉辦“紀念遵義會議召開80周年座談會”。會議主辦方從近百篇征文中，遴選部分論文結集出版《遵義會議研究》，該書即將由意昂3体育官网出版社出版。此文為該書的入選論文。

80年前，在中央紅軍長征路上，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國共產黨在黔北重鎮——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它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1)。與此相連，它也是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的裏程碑。對此，本文主要從兩方面論述。

一、遵義會議促成“廣大的反對‘左’傾路線的幹部和黨員，都在毛澤東同誌的領導下團結起來”(2)

回顧黨的歷史可知，遵義會議前，從1931年1月在上海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起至1935年1月遵義會議前，從總體看，在黨內，特別是在中央領導機關，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主要領導人，“披著馬列主義理論的外衣，仗著六屆四中全會所造成的政治聲勢和組織聲勢”(3)，使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黨內統治達4年之久。同前兩次“左”傾錯誤(4)相比，第三次“左”傾錯誤“形態更完備，統治時間更長，結果更悲慘”(5)；它“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表現得更為充分和完整，“在全黨影響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6)但是，犯這一路線錯誤的同誌，在很長時期內，卻一再肯定同事實不符的關於六屆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之“正確性”及其所謂“不朽的成績”，(7)在很大程度上歪曲了黨的歷史。

在此期間，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主張正確路線的同誌，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表達了對這一錯誤路線的不滿，並要求予以糾正。例如就在1931年1月26日，即六屆四中全會召開的同月，毛澤東在《興國調查前言》中即寫道：“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裏面想象的東西，和看到的粗枝大葉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絕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過去紅色區域弄出了許多錯誤，都是黨的指導與實際情況不符合的緣故。所以詳細的科學的實際調查，乃非常之必需。”(8)

1934年10月紅軍被迫長征後，特別是11月下旬，中央紅軍搶渡湘江，突破敵人第四道封鎖線後，面對紅軍從開始出發時的八萬六千多人銳減至三萬余人的情況，“廣大幹部眼看五次反‘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在又幾乎瀕於絕境，與四次反‘圍剿’以前的情況對比之下，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了錯誤路線所致”，因而部隊中明顯地滋長的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達到了頂點”(9)。

也是在這種情況下，經毛澤東等人的努力，12月12-31日，為遵義會議做直接準備的通道會議（12月12日）、黎城會議（12月18日）和猴場會議（12月31日）相繼召開。毛澤東的正確主張，被中央大部分領導人所接受。猴場會議後，中央紅軍在運動中堅決消滅阻敵，直撲烏江，進軍遵義。至1月中旬，遵義會議勝利召開。2月5日至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雲南紮西鎮連續召開會議，史稱“紮西會議”。8日，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遵義會議決議》），遵義系列會議圓滿落幕。

而上述情況的出現，與長征開始前和長征途中毛澤東所做的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密不可分。可以說，從1931年11月“贛南會議”(10)到紅軍長征開始的3年間，毛澤東的處境十分艱難。盡管他在“贛南會議”後的第三天（11月7日）(11)即出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主席，但實際上卻一直身處逆境，遭受著接連不斷的批判和不公正的對待。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以對黨和革命事業高度負責的崇高品格，堅持三條原則：“一是少數服從多數；二是不消極；三是爭取在黨許可的條件下做些工作。”(12)在此前提下，長征出發前，毛澤東即基本做通了王稼祥和張聞天的工作。如同張聞天所說：“這樣就形成了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反對李德、博古的‘中央隊’三人團，給遵義會議的偉大勝利放下了物質基礎。”(13)長征開始後，張聞天、王稼祥和毛澤東住在一起，毛澤東開始對他們解釋反五次“圍剿”中中央過去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從長征一開始，王稼祥同誌就開始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14)而張聞天很快地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並且在政治局內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的鬥爭，一直到遵義會議”。(15)

回顧這段歷史，張聞天後來還寫道：“對於我個人來說，遵義會議前後，我從毛澤東同誌那裏第一次領受了關於領導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性的教育，這對於我有很大的益處。”(16)可以說，正是教條宗派“在政治上、組織上的分裂”(17)和“廣大的反對‘左’傾路線的幹部和黨員，都在毛澤東同誌的領導下團結起來”，從而使“遵義會議，實際上變更了一條政治路線，過去的路線在遵義會議後，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不能起作用了”。(18)

這是遵義會議作為黨的建設特別是作為黨的思想建設和政治建設裏程碑的最重要標誌之一。

二、遵義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

遵義會議主要議題有兩個：一是“決定和審查黎平會議所決定的暫時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的問題”；二是“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19)其中第二個議題更帶根本性，更為重要。經過開誠布公的思想交鋒和反復商討，會議集中全力解決了長征路上最迫切需要解決的軍事和組織問題，做出了下列決定：“（一）毛澤東同誌選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誌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誌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20)

遵義會議後，中常委即分工，決定“以澤東同誌為恩來同誌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後來，“在由遵義出發到威信的行軍中，常委分工上，決定以洛甫同誌代替博古同誌負總的責任”。(21)

雖然，遵義會議時，從軍事指揮分工看，毛澤東不是紅軍最高領導人，從黨內領導職務看，毛澤東也不是黨的最高領導者，但在實際上，毛澤東起到了作為黨和紅軍當之無愧的核心領導人的作用。對此，周恩來曾回顧說：“遵義會議開了以後，要繼續前進。這個時候，爭論又起來了，打仗如何打法也引起了爭論。……在那種關頭，只有堅定不移地跟著毛主席走。”(22)

周恩來還說道，為了在復雜局面下及時果斷地做出正確軍事決策，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還是成立了一個幾人的小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組指揮作戰。”(23)張聞天後來更進一步指出：“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及大批幹部會遭到嚴重的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一。第二，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誌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義會議克服了‘左’傾機會主義，首先在革命戰爭的領導上。” (24)

這些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正是遵義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的最主要依據。而這一事實也從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說明黨的組織建設在黨的建設中的地位，說明遵義會議在黨的建設中的裏程碑意義。對此，作為遵義會議參加者之一和上述歷史進程見證人之一的鄧小平，在1989年6月19日同幾位中央負責同誌談話時指出：“我們中國共產黨現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領導集體。在歷史上，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劉周朱和任弼時同誌，弼時同誌去世後，又加了陳雲同誌。到了黨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劉周朱陳鄧六個人組成的常委會”，“這個領導集體一直到‘文化大革命”’。(25)鄧小平的這番話，講於遵義會議後54年，而這個中央領導集體對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深遠影響，以致在世界範圍的重要影響，則伴隨著中國的進步和發展而不斷彰顯。

總之，正是由於“廣大的反對‘左’傾路線的幹部和黨員，都在毛澤東同誌的領導下團結起來”和“開始了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才從最重要的方面，為黨和紅軍實現“生死攸關的歷史轉折”創造了條件。並且，“也正是由於這一轉變，我們黨才能夠勝利地結束了長征，在長征的極端艱險的條件下保存了並鍛煉了黨和紅軍的骨幹，勝利地克服了堅持退卻逃跑並實行成立第二黨的張國燾路線，挽救了‘左’傾路線所造成的陜北革命根據地的危機，正確地領導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運動，正確地解決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組織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了神聖的抗日戰爭的爆發。”(26)

結語

中國共產黨已走過93年曲折而輝煌的歷程。其間，就黨的若幹歷史問題，黨中央率領全黨，先後做出兩個重要專項決議。一是遵義會議召開10年後，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後經同年8月9日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一致通過的《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二是遵義會議召開46年後，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

就對遵義會議的評價來說，這兩個重要專項決議，都有自己的特殊貢獻。其中，前者是在著重分析“第三次統治全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內容和嚴重危害；其發生和發展的復雜原因及深刻教訓；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主張和堅持正確路線的同誌，為糾正“左”傾錯誤所發揮的重要作用等基礎上，強調“遵義會議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後者則通過回顧黨的歷史，特別是回顧遵義會議前後黨的歷史，而面對改革開放的新考驗，強調“如果沒有毛澤東同誌多次從危機中挽救中國革命，如果沒有以他為首的黨中央給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和人民軍隊指明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我們黨和人民可能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27)

這兩個重要專項決議，都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特別是與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實際相結合而形成的光輝歷史文獻。它們不僅在當時，而且在當前和今後都是我們繼續深入研究遵義會議，以及深入研究黨的其他歷史問題應該充分重視和利用的。

讓我們以紀念遵義會議80周年為新的起點，結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要求，進一步從遵義會議的深厚積澱中，汲取黨的建設的經驗和力量，不斷提高黨的建設水平，走好新的長征路。

(1)《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40頁。

(2)《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9頁。

(3)同上書，第968頁。

(4)分別指：1927年11月-1928年4月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1930年6-9月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

(5)《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頁。

(6)《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8頁。

(7)同上書。

(8)《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頁。

(9)《劉伯承回憶錄》，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版，第4頁。

(10)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代表團主持下，中央蘇區的黨組織在江西瑞金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通稱贛南會議。

(11)1931年II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澤東被選為主席。

(12)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38頁。

(13)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4頁。

(14)《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5頁。

(15)張聞天：《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1934年12月16日），見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頁。

(16)同上。

(17)同上。

(18)《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頁。

(19)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1935年2月或3月），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頁。

(20)同上書，第44頁。

(21)同上。

(22)周恩來：《黨的歷史教訓》（197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頁。

(23)周恩來：《黨的歷史教訓》（197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遵義會議文獻》，第73頁。

(24)同上書，第85頁。

(25)《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頁。

(26)《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9-970頁。

(27)《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43頁。

編輯：歆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