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高興，也非常感謝人大家書研究中心約我參加這個會議。這次論壇非常有意義，有一種奠基性意義。

既然講家書，那家書是什麽？其意義何在？今天早晨我認真思考了一下。我想講兩個字，第一個字是“家”，第二個字是“書”。講“家”字，是講家書的文化意義和功能；講“書”字，是講家書的審美意義或文學價值。

基本說來，“家”是人類社會構成的基本單元，是社會有序運行的前提和基本條件。“家”字由兩部分構成：“宀”和“豕”，顯然就是在同一個屋檐下，擁有共同財產和共同生活的所在。家庭關系是社會關系最基礎的一個環節，因此家庭關系的處理是處理好社會關系、實現社會和諧的基礎。

所謂社會關系就是孟子所謂“五常”，就是五大社會倫理，即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五倫。每個人、每個社會成員都毫無例外地生活在五常、五倫之中，非此即彼。你不是父親就是兒子，不是哥就是弟，不是老公就是老婆，不是上級就是下級，朋友非此即彼，無一例外。在這五大關系面前，每個人都沒有自由選擇的余地。這是天經地義、天造地設。

孔子說“不知禮，無以立”，禮者何物？荀子說“禮別異” ，禮的基點或曰前提是別異，是分別、分理、分化。人類社會的生成發展就是一個不斷的地分理、分化的過程，人類社會一定首先分化混沌，然後告別愚昧，戰勝野蠻，然後步入文明，走向自覺，獲得發展。人類社會的發展一定是建立在三大分理、分化的基礎工程之上。這就是天人之分、人倫之分和個體生命的身心之分。這三大工程決定了人類群體的三大行為，即如何對待上天大自然；如何對待他人；如何對待個體生命。這三大行為就分別實現了人類的三大文化：物質文化、社會文化和精神文化。那麽，這三大關系如何處理，即三大行為如何實施？孔子教導我們：以禮相待。

那什麽是禮？荀子說：“禮也者，人道之極也。”極者，則也。禮就是人的行為準則。而“禮本於仁”，是孔子講的。中國文化就是“仁”文化。“仁”是中國文化的最核心理念，是孔子的核心思想。“仁”是處理天人、人倫和身心三大關系的最高準則、最有效途徑和最適中的方式。

禮之本是“仁”，“仁”之主要內涵是敬，這就是仲弓問仁獲得的孔子的答復：“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而“敬”之落實則是忠恕，就是孔子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尊天（董仲舒所謂“崇本”）、互敬、自重才能分別處理好天人、人倫和身心三大關系。其原理非常簡明：“敬”是“人道之本（二程語）”。

我們進一步思考。禮的基點是“分”，禮之本是“仁”。那禮的目的、禮的基本價值是什麽？有子說：“禮之用，和為貴。”原來禮的基本價值或基本指向是“和”。人類只有對天、對人、對自己個體生命以禮相待，即有忠有恕才能最終實現天人和諧、社會和諧、身心和諧，達到人類理想狀態。

再從根上說。孔子說：“親親之謂仁。”仁導源於血緣、導源於親情。我們每個人只有首先做個好的家人，然後才可能做個好的社會人。而家人關系最基本的就是你與父母的關系。與父母怎麽處理？無疑就是孝。每個人只有首先做一個孝子，然後才可能做個君子。因此《論語·學而》第二章講：“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於是我們又導出一個結論：仁之本是孝。而“孝者，德之本也”（《孝經》）。

家書實質上所體現的正是這樣一層深刻的意義。家書是家人溝通，實現家和的重要方式和途徑。家庭關系處理好了才能處理好社會關系。而社會關系處理離不開外在的自然環境（天人關系），更離不開內在的個體生命依據（身心關系）。所以先哲告訴我們：“上至天子，下至布衣，一是以修身為本。”修身是每個人的畢生功課。因此馮友蘭說“仁是人之為人的最高標準”。

剛才蘇叔陽先生講到《詩經》“關關雎鳩”。“關關雎鳩”實際講的是人倫關系中的核心關系即夫婦關系的處理問題。夫婦一倫是五倫的中心。以此為中心把五倫一分為二，其右邊，即父子和兄弟是血緣的，其左邊，即君臣和朋友是社會的。中間夫婦則既是血緣的又是社會的。而父子關系衍生就是君臣關系，兄弟關系衍生就是朋友關系。因此夫婦一倫是五倫中最重要的一倫。我們先聖先賢因此勾勒出了人類社會的發展史：“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然後有禮儀之所措”。《禮記》講得非常清楚。那麽，夫婦關系怎麽處理？《詩經》告訴我們，像關雎那樣一唱一和，夫唱婦隨。可是我們今天對此似已無所認識，甚至還要批判。剛才蘇叔陽先生所講某某先生鄙夷《詩經》“關關雎鳩”，說明人人都有盲點，說明此公對《詩經》還缺乏深入的理解，其主要的就是不懂詩何以成經的道理。要知道，讀經，讀五經必須要有兩個前提，首先經是什麽；其次何以成經。比如讀《詩經》，必首先明白詩是什麽，然後要明白詩何以成經。詩成經是中國文化的特有傳統。

要而言之，不懂五常、五倫就不懂人，就不懂人是什麽，就不懂人的生命應該怎麽開展。於是難逃一個社會結果：物化，要麽動物化，要麽器物化。所謂動物化，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就是把動物界的弱肉強食的生存原理應用推廣到了人類社會。於是人際間你爭我搶、你死我活、扭打撕咬。總之貫穿一個字，就是爭：競爭、鬥爭、戰爭。所謂器物化，就是機械化、工具化、模式化，說到底就是科學化。要知道任何東西、任何文化產品都不是完美無缺，都不可能至高無上，都有功能的局限，科學自不例外，同樣有局限性。要知道人類言行的前提只有一個，就是生命本體的關照，就是首先要明白人是什麽。我們先聖先賢有非常到位的認識。孟子告訴我們，人是身和心靈的共同體。科學呢，只是指向人的身體，指向人的物質生活，而無關乎人的心靈和情感。所以愛因斯坦說科學只能服務，不能領導。康德說科學不能使人性走向完善。我們不能用科學來處理天人、人倫和身心三大關系，處理家庭關系。今天科學發展了，物質文明發達了，物質生活舒適了，但人情淡漠了，一切都作科學觀，真切切，生硬硬，冷冰冰。這是人類的悲哀，時代的悲哀，民族的悲哀。

如果人們搞清楚了這些基本的道理，就會明白作為一種文化產品的家書的意義和功能，就會明白家書所體現的是什麽，凸顯的是什麽，折射的是什麽。我要說它不僅僅是一封書信，是家人之間情感溝通的必要工具或方式，而且是一個維系家庭，以至社會運行的一個基本的交接點，切不可小視。家書固然是家人所為，但家書所涵所示並不僅僅是家事家常，而關乎社會，關乎國是。因為如剛才所講，人類三大行為中最主要和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處理，而人與人之間關系最基本的是家人關系。人生在世必須首先做一個好的家人，才能最後做一個好的社會人。家人關系最基本的就是二人（仁）關系，即子女和父母的關系。與父母關系怎麽處理？毋庸置疑是做孝子。人生在世必須首先做一個孝子，才能最後做一個君子，沒有孝子也就沒有君子。這是我們上面說過的。這就是中國文化，就是一種從人生命本體關照出發，落實到人生命本體關照的一種文化。基督教文化基本說來是神學，佛教文化基本說來是鬼學，科學文化基本說來是天學，中國文化基本說來是人學，其特點非常突出，價值非常明顯。人生在世，不能獨立為生，不能離群索居，一定生活在二人關系裏，生活在群體裏，生活在社會裏，這是非常簡明的道理。這就是家書的文化意義和社會功能所在。

下面我們說第二個字“書”。“書”字怎麽寫，兩部分構成：“聿”和“曰”。“聿”就是筆。所以“書”的本義是執筆曰，就是用筆說話，簡單說就是筆談。那為什麽要筆談、要用筆說話？因為離開了家，不能晤談、面談。於是“書”這種行為就發生了，家書這種文化產品就產生了。魏晉南北朝時有句話叫“尺牘書疏，千裏面目”（《顏氏家訓》）。人們可以通過書信看到千裏之外的家人、朋友等的樣貌。還有我們都熟悉的杜甫的那句詩：“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可見書信價值之特出，之不可或缺。

那麽書信尤其是家書具體有什麽價值？其審美意義在哪裏？西人說，書信是溫柔的藝術。我們先哲說，“書者，舒也，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這是《文心雕龍》給書信下的一個定義。這裏一個共同的關鍵詞是“柔”，或溫柔，或優柔。沒有錯，但我們認為還不止於此，讓我們展開一點來說。

前面講的是孔子“不知禮，無以立”。孔子還有下句話：“不學詩，無以言”。這是什麽意思呢？很簡明，孔子說，不學詩經就不會說話，就說話不好聽，就沒有辦法感動人。

為什麽孔子如此發言？其價值意義何在？我們必須要明白。那首先要明白的就是詩是什麽。詩是什麽？先哲有明確定義：“誌之所之”。也就是說詩是人生命意誌、情感因素的著落之處、流露之所，是人內在情感真實的表達，或者說是表達人生命意誌、情感因素的最適中的語言方式。古人說：“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而嗟嘆之，嗟嘆知不足而詠歌之。”情感在心裏發動起來了，就要表現。最基本的表現方法無疑是言，是說話。但往往言不達意，言不盡意。為什麽？因為言稍失於理性。要彌補感性的不足，於是就咿呀哈呀嗟嘆之，但嗟嘆又過於感性，無法準確表達思想。於是人們就要尋找一種最合適的語言方式，於是詩就產生了。詩之所以合適，是因為它有三大優良特性：語音之和諧；語義之形象；語詞之簡要。

其次我們要明白詩何以成經。詩何以成經？孔子講得清楚，其一，“無邪”，真情實感，不虛枉。“五四”時期，學術界的疑古派大張旗鼓，歷史典籍無所不疑。而只有《詩經》卻沒有懷疑的。為什麽？原因就是詩人只是在表現自己的真實情感，在寫自己對生活，對一些人物、對一些景色的認識或感受，而不是像史官那樣寫歷史，不是像官吏那樣做記錄、寫文件。

其二，“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詩有特殊的社會和文化功能：振奮情感，激揚熱情；觀民風，移風易俗；有效或更易於人際的交流溝通；益於或可以適中地表達人的不滿情緒。詩何以成經？《禮記·經解》進一步給出答案：“溫柔敦厚，詩教也。”溫柔敦厚是我們中華民族，黃河流域的農業民族的整體國民性格特點。《詩經》在培育這種優良國民性格方面發揮出了為其他經典所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然而五四以來我們許多專家卻說《詩經》是歌頌勞動人民純真愛情的，簡單地把《詩經》歸類於文學。庶幾可笑，可嘆！這顯然小孩化、幼稚化、西化了。如果只是愛，只是像西方人認為的文學功能是歌頌愛情，那還有成經的可能性嗎？還有成經的必要和價值嗎？愛只是人的天性，是人和動物共有的本能，是感性的，是無師自通的，並不是成熟的、有教養的、高尚的行為，用愛是不可能處理好三大關系，實現人類的理想狀態的。而只有由愛提升到敬，做到忠恕才能最終實現天人和諧、社會和諧和身心和諧。

中國散文學會有一次舉辦發獎儀式，請我出席，要我講幾句話。我首先發問，什麽是散文？聽者發懵，立刻靜了下來。緊接著我說，當代只有雜文而沒有了散文。聽者更懵了。等我說出第三句話：散文者，詩之散也。掌聲起來了。不學詩，沒有詩性修養是不能寫好文章的，你寫出來的東西就不好聽，就感動不了人。現下流行的一些文件不就是這樣嘛，能感動人嗎？文件裏多是些套話、大話、洋話，還有些假話、傻話。或者中國人不說中國話，用洋名詞洋概念忽悠國人，居然創造出了一個獨立的封閉的自我欣賞的話語系統，自己未必清楚，別人休想明白的話語系統。原因何在？其主要的就是這些作者缺乏詩性修養，缺乏中國語文的修養。

而所謂詩性修養是什麽？無非是“詩六義”之賦、比、興，進而論之，無非是真、簡、柔。這些就是詩經的審美意義和文學價值所在。

我們認為家書同樣具有如是意義和價值，並不亞於其它任何文學體裁的意義和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真。家書最可貴之處就在這裏。老話說得好，是真佛只說家常。家書就如拉家常，說真話，說貼心話。不必造作，無須誇張，無所掩飾，用不著說套話、說大話，用不著玩名詞、玩概念，直抒衷腸，徑直而發，樸素無華，性情所致，信手為之。是真情實感的自然流露，誠懇可信；是內在誌向的如實寫照，親切感人。因此家書有著一種天然的藝術性。當然或有例外，比如兒女報喜不報憂；比如父母總說“均好勿念”等等，但這些不過是“善意的謊言”。有人會說到情書是那樣的花哨，口吐蓮花，筆下層雲。但情書畢竟不是家書，因為尚未成家。

其次，簡。書信用不著復雜。和家人說話不必彎彎繞，費周折，有一說一，有二說二，適中而止，筆談尤其如是。這裏有必要多說一句，文白本來有矛盾。文，書面語言求其簡；白，口頭語言則不厭其繁，更何況自古“洛陽紙貴”。然而五四以來竟一味推行白話文，於是哼呀哈呀都進了書裏。於是“著作等身“了，卻造成大量的自然資源浪費、大量的時間浪費，甚至體力浪費。可嘆！

簡是藝術的高境界。切中肯綮、直擊要害、化繁為簡、以簡馭繁是中國藝術家表現生命、表現生活、表現世界的高妙手段。減跡象以增內涵，以盡量簡單的形式表現盡量豐富的內容，是中國藝術的基本特色和最大價值。詩書畫皆然。《周易》之易是三易：簡易、變易、不易，而以簡為第一易，其意義非凡。《周易》之所以被視為群經之首，就是因為它是探討“幽明之故，性命之理”，生命由來的。簡是生命的內核，是生命最精粹、最內在、最後的構成。我們把汗毛刮掉，把肉皮去掉，把肉、骨頭和血液去掉，剩下的就是最幹凈、最簡單的所謂基因，這已經由科學所證實。書信的基本特點恰恰是簡，是平白，是樸素。由絢爛歸於平淡是大境界，是高追求。平淡出真味，樸素見精神。書信的藝術價值、審美意義就在這裏體現得非常突出。

第三，柔。道家說，柔能生剛，柔能克剛，這是有絕對性意義的。我常說大老爺們再五大三粗、剛猛無比，也是你媽媽生的。這就是柔能生剛；水性柔，但刀劈不斷，炮打不穿。這就是柔能克剛。因此柔性的力量才是最有力量的力量。中華文明是柔性文明，是“知其雄守其雌”的文明，是“自勝”而不是“勝人”（老子：“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的文明，是“下流”（老子：“大國者下流”）而不是逞強爭勝、張皇使大的文明。於是乎，才有了五千年綿綿不絕的歷史進程。然而五四以來，藝術界、文化界卻是一邊倒的“剛性需求”。改革開放以來才漸漸有所變化，有所回歸，才有了異樣的聲音。

柔即溫和，溫和的力量才是最感動人的力量，是從內部發出來的感動人的力量，是教養的力量。家書一般就像與家人談話，輕聲細語，娓娓道來。用不著疾言厲色，不必喊口號，用大詞、洋話嚇人。正像《文心雕龍》說的“散郁陶，托風采”“文明從容”。

今天就講到這裏。我們講了“家”和“書”兩個字。一個是說形而上的文化意義，一個是說具體的文學審美價值。要研究家書，應首先從字，由字源學入手。其實研究其它一些文化產品也一樣。唐韓愈先生說“讀書必先識其字”，這具有普遍的和根本性的意義。不識字就讀不了書，不讀書就明白不了做人的道理，不明白做人的道理就不能最終做一個理想的好人。可是今天識字出了大問題，有了大麻煩：漢字改革。於是造成一個直接結果：中國人不識中國字，中國人不讀中國經！

(作者張辛系意昂3体育官网考古文博學院教授、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該文是作者在首屆家書文化論壇上的發言，收錄人民出版社《雲中喜有錦書來》一書)

編輯：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