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拜讀110歲的周有光先生幾年前的一段話，我確實頗有感觸和擔憂，也引起聯想和反思。針對這些年文化和民德方面的種種問題，周老說：“我經歷過清末、北洋時期、民國、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五個歷史時期從文化上看，最好的是民國時期。國家有民氣，民眾有文化，學界有國際一流學術成果，社會有言論自由，教師能教出好人才。”對周老的這種判斷，大家肯定見仁見智，甚至爭論不休，筆者此處姑置不論。但筆者由此聯想到和反思起民國時期針對文化和民德問題的新生活運動。

新生活運動指1934年至1949年國民政府推出的國民教育運動。當時蔣介石鑒於僅靠政治欺騙和武力高壓已難維持統治，“挽救墮落的民德和人心”，他寄希望於超過政治、物質和武力的精神力量，即所謂“精神力量的偉大,超過於一切物質的力量和一切武力。”蔣介石指出，“我們要改革社會，要復興一個國家和民族，不是用武力能成功的，要如何才可以成功呢？簡單的講，第一就是要使一般國民具備國民道德，第二就是要使一般國民具備國民知識。道德愈高知識愈好的國民，就愈容易使社會一天比一天有進步，愈容易復興他們的國家和民族！”

鄧演達認為，蔣介石的遺傳意識和靈魂是孔子的，是儒家正統派的。蔣介石鑒於無禮不義、寡廉鮮恥之徒太多，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官吏則虛偽貪汙，人民則散漫麻木，青年則墮落放縱，成人則腐敗昏庸，富者則煩瑣浮華，貧者則卑汙混亂”，一般中國人的生活是“汙穢、散漫、懶惰、頹唐的野蠻生活”, 所以體現精神力量的“禮義廉恥”是新生活運動的中心思想。他強調唯有教育和“禮義廉恥”“才是復興的唯一工具”，要使“一般人民都能除舊布新，過一種符合禮義廉恥的新生活。”又從管子“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的說法，引申出“四維既張，國乃復興”的結論。蔣介石當時對“禮義廉恥”的詮釋是：“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後來結合抗戰需要，又修訂成“禮”是嚴嚴整整的紀律，“義”是慷慷慨慨的犧牲、“廉”是實實在在的節約，“恥”是轟轟烈烈的奮鬥。

蔣介石親自發動並高度重視新生活運動，不僅自任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會長，還接連發表《新生活運動之要義》、《新生活運動之中心準則》、《力行新生活運動》等講話，並督導編印《新生活運動綱要》、《新生活運動精義》、《新生活運動章則》等文件。宋美齡作為婦女新生活運動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人，推行新生活運動是不遺余力的，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新生活運動從總體上說用意深遠，切中時弊，是很有必要和值得肯定的。同時在解決文化和民德問題上，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和正面作用。但確實並未達到預期效果，尤其是表面形式遠超過預期效果。在新生活運動中，蔣介石就指出：“我們現在到處都可看到新運的標語，而很少看到新運的實效；到處都可看到新運的團體和機關，卻是很少看得見有多數國民確實受了新生活運動的效果。”1949年，國民政府因內戰失利，“暫停辦理”新生活運動。

新生活運動遠未達到預期效果，究其原因，有人歸於國民黨組織松散和基層脆弱，有人歸於國民政府擯棄下層民眾和公民社會，有人歸於蔣介石的黨化教育、政治高壓、思想控製和“尊孔復古”，有人歸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運動”情結，也有人歸於民德墮落已病入膏肓而無藥可救。這些歸納當然都有一定道理，又都有失之偏頗之處。我認為其中原因非常復雜，涉及主客觀很多方面，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十點：

一是領袖專製而搖擺。蔣介石倡導新生活運動極其高調，早在1928年4月，蔣介石就到曲阜孔府考察。1941年2月，蔣介石、宋美齡又公開帶頭吃素食淡飯。但蔣介石不僅堅持“一個政黨”和“一個領袖”的專製獨裁，而且言行不一，以超越兩端的高調而實際搖擺於兩端。例如，蔣介石一方面強製實施新生活運動，要求各級黨部“將新運列為黨務考績”，另一方面又強調“不能以做政治工作的方法來做”。再如，蔣介石本支持蔣經國上海打虎，但由於是選擇性封閉打虎，所以當蔣經國打到和宋美齡關系密切的孔氏家族這只老虎時，蔣介石說一套做一套, 盡管表面上還是唱高調，但實際上已法外施恩，在後臺包庇結案。最大的老虎不能打，不僅不能真正服眾，被打的老虎也不服。正如某立法委員說：“試問現在政府的權貴哪個不是豪門？哪個不是老虎？號稱打虎的蔣經國，又有什麽辦法！”1943年，周恩來說: “在倫理建設方面,蔣介石強調四維八德的抽象道德,若一按之實際, 則在他身上乃至他領導的統治群中, 真是亡禮棄義,寡廉鮮恥! ”

二是官員徇私而腐化。1948年，蔣介石指出：“古今中外，任何革命黨都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的沒有精神，沒有紀律，更沒有是非標準。”“我們多數將領氣節掃地，廉恥盡喪，敗德亂行。”眾所周知，“官德隆，民德昌；官德毀，民德降。”當時的法學家章淵若說：“只有在一個賞罰分明、貪汙絕跡、紀律振肅的國家，社會才有是非，才有公道，而民眾才會明禮義，知廉恥，有紀律，守秩序。否則，在好人終是吃虧的變態社會律下，有誰願肅身自好呢？”。所以盡管蔣介石“以極大興趣投入此運動”,並嚴厲要求“關於此次新生活運動, 是註重實行, 絕不類似過去之各種運動徒事粉飾”，“但運動仍很快地墮落到官僚的‘文字遊戲’中去了”。

三是學者清高而彷徨。相對於近些年某些學者對功名和金錢的過分依附和空前墮落而言，民國時期某些學者是有些正氣骨氣和善於獨立思考的。但很多學者的清高而彷徨，影響了他們對新生活運動的正確理解和親身參與。例如，胡適說：“我要過的生活，只有兩種，一種是監禁式的，一種是充軍式的。監禁式的生活是把我關在圖書館和研究室裏，沒有一點人事的紛擾；充軍式的則是許我到各處地方去搜集材料，開辟學問的疆土。”又如，民國時期是一個多變而彷徨的時期，很多學者也隨之多變而彷徨，尤其是在傳統與現代、中學與西學、君主與共和、改良與革命、專製與民主、人治與法治、戰爭與和平、美國與蘇聯、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兩難選擇上，用梁啟超的話說就是：常“以今日之我，反對昨日之我”。

四是商人投靠而奸詐。民國時期商人投靠而奸詐的事例很多，例如，1948年，上海商人利用幣製改革囤積居奇，牟取暴利，結果物價飛漲，人心惶惶。其中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和孔祥熙的兒子孔令侃，因各有靠山，有恃無恐，所以大肆囤積，最為奸詐。蔣經國雖然痛下決心，堅定打虎，但有心殺賊，卻無力回天。蔣介石命令蔣經國停止打虎，釋放有罪的商人孔令侃和杜維屏，並無奈地說：“國民黨的腐敗已經深入骨髓，這不是哪一個貪官、奸商的問題！”

五是百姓貧窮而愚昧。管子說：“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盡管這種“衣食先於道德”的觀點頗受非議，因為不少人“衣食足而無廉恥”，也盡管蔣介石1935年發起了“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但民國時期百姓貧窮而愚昧，不具備起碼的生存條件和知識水平。如1936年，有人描述：“中國大部分國民,是衣不足,食不飽,住不蔽風雨的貧民, 是無物可用的貧民。” 所以蔣介石所謂的“不必先講要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有路走,先要教好一般人知道吃飯,知道穿衣,會住房子,會走路”，還是被很多人批評為一條無法走通的道路。胡適說：“我們不要忘了生活的基礎是經濟的，物質的。許多壞習慣都是貧窮的陋巷裏的產物。人民的一般經濟生活太低了，決不會有良好的生活習慣。”梁啟超將國民“生計憔悴之逼迫”與“專製政體之陶鑄”、君王“霸者之摧鋤”、“屢次戰敗之挫沮”等“四端”，列為“養成國民大多數惡德之源泉”。毛澤東曾將“國民思想愚昧，民智不開，往往不理解、不接受好的政策法規，到了民國也不例外”，作為“國家幾乎滅亡的根源所在”。

六是儒學批判而醜化。1934年2月26日北平《晨報》：“自革命軍興，‘打倒孔家店’之呼聲，傳遍全國，國民政府成立，且明令廢止祀孔。曾幾何時，向之主張廢孔者，今又厲行尊孔。”1937年，宋慶齡認為，提倡恢復儒學“是完全反動的一件事”。賀衷寒說，過去對中國固有的精華，往往完全不要，今天要加以發揚。新生活運動的目的，是把過去對文化的破壞運動，改變成一個建設運動。但由於儒學過去大受批判而被醜化，在這種背景下，禮義廉恥有時不僅不可能推行，而且還會走向反面。

七是西學移植而異化。西學具有物質、製度、精神三個層面，由於近代以來國人過多重視物質層面，所以民國時期移植西學時被大量異化，邯鄲學步的現象比較常見。西學中的精華，我們學到的很少；而西學中的糟粕，我們倒學到了很多。

八是信仰缺失而難建。民國時期對儒釋道傳統文化的否定，以及西方唯物論和無神論的傳入，使很多人信仰缺失並難以重建。1900年，有美國學者比較研究有無信仰的兩個家族，發現200年來，有信仰的家族出現了數以百計的醫生、教授、法官、牧師和大學校長，而無信仰的家族出現了數以百計的罪犯、流氓、小偷、酒徒和妓女。因為信仰缺失者往往無畏無恥，而無畏無恥者有時就是罪犯和流氓。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人寧可信仰虛無，不可毫無信仰。

九是暴力崇尚而至上。梁啟超指出：以暴易暴而導致的“內亂者，最不詳物也。凡內亂頻仍之國，必無優美純潔之民。”“內亂時，民生六種惡性：僥幸性、殘忍性、傾軋性、狡偽性、涼薄性、苟且性;內亂後，亦生兩種惡性：恐怖性、浮動性。”

十是戰爭連年而殘酷。新生活運動期間發生了8年抗戰，又經歷了3年內戰，戰爭殺死殺傷的人口數以千萬計。在到處殺人如麻的連年而殘酷的戰爭狀態下，提倡以禮義廉恥為中心思想的新生活運動，毫無疑問是難以奏效的。

從新生活運動之前看，民德墮落是我們中華民族面臨的數百年難題。明末顧炎武將改朝換代稱為“亡國”，將民德墮落稱為“亡天下”，認為前者“肉食者謀之”，只需統治者考慮；而後者“匹夫有責”，所有人都應考慮。1895年，嚴復提出“新民德”，針對的是當時“華風之敝，八字盡之：始於作偽，終於無恥。”1902年，梁啟超指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中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1903年，梁啟超作《中國歷代民德升降表》，認為當時“混濁達於極點，諸惡俱備”，是中國歷代民德最墮落的時期。1906年，劉師培指出：“中國民德之墮落，未有甚於今日者也。”1925年，魯迅指出：“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懦，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的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1934年，《大公報》指出：“惟中國社會積弊太深,在高位者倡導之事,往往為推行者所誤,或流為具文,或形成壓迫,或表裏矛盾,或始勤終懈。故往往有用意極好之運動,而終無實際之效果。”

從新生活運動之後看，民德墮落在某些方面的表現，近年來比過去更為突出。2004年，《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若幹意見》指出：“一些領域道德失範，誠信缺失、假冒偽劣、欺騙欺詐活動有所蔓延；一些地方封建迷信、邪教和黃賭毒等社會醜惡現象沉渣泛起，成為社會公害；一些成年人價值觀發生扭曲，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滋長，以權謀私等消極腐敗現象屢禁不止等等。”2011年，溫家寶針對大量可怕的毒食品事件指出：“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許多“倉廩實而無禮節，衣食足而無廉恥”、“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的自我毀滅和極端惡劣事件，說明民德墮落現象已無法守住人最基本的道德底限，也超越了人可想象的道德極限。究竟要多麽蒙昧和野蠻才能做出這些魔鬼般的事來？所以有人呼籲：“道德救亡”已成為當前中國最緊迫最重要的任務！

盡管針對文化和民德問題的“運動”或“活動”，我們多年來大張旗鼓地搞了不少，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我們一定要以史為鑒，不再重蹈新生活運動的覆轍，盡力避免表面形式大於預期效果的“運動”或“活動”過後，或者轟轟烈烈、翻天覆地的“革命”或“改革”過後，“禮義廉恥”等正確價值觀並未內化於心和外化於行，民德墮落總是“濤聲依舊”甚至“有過無不及”！民德提升始終“任重道遠”甚至“可望不可即”！

編輯：歆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