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日益表現出“情緒社會”的特征。在人類豐富的情緒體驗中，積極情緒具有使人們感覺良好、提升主觀生命體驗、拓寬思維模式以及培育人們的身體、智力與社會資源的潛能，長期的積極情緒體驗還有助於應付和減緩消極情緒狀態，並在個人和社會意義上產生深遠的積極影響。但是，消極情緒卻更為人們所關註。在諸如憤怒、嫉妒、焦慮和怨恨等較為常見和容易識別的社會情緒中，怨恨是較為流行並得到較多關註的一種消極社會情緒。關註社會情緒，從不斷變化的社會情緒氛圍中捕捉有價值的政治資源，也日益成為關乎現代國家治理的重要問題。

一、人類正生活在一個怨恨的時代

怨恨像一個揮之不去的情緒幽靈盤桓於世界各個角落。近年來，無論是發達世界還是發展中世界，在此起彼伏的群眾運動中，如北非“茉莉花”革命，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以及一些發達國家發生的社會騷亂和排外事件等，都可以發現怨恨的魅影。隨著冷戰的結束，怨恨情緒在種族（民族）沖突中也找到了有效的甚至是充滿正當性的表達途徑。在現代社會，怨恨為各式各樣的群體事件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心理動力，又裹挾著勢不可當、難以馴服的民粹主義而成為因不平等而引發社會沖突的常見催化劑。很大程度上，怨恨日益被視為創造認同、道德結構以及價值體系的一種重要力量。與怨恨相關的話題已經成為一個世界性話題。

在中國，怨恨很長時間以來就是比較常見但卻沒有受到關註的一種社會情緒。在新國家構建時期，由平等意識所動員起來的怨恨某種程度上有助於進行社會動員進而實現有效社會整合，而“文化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因政治不平等所導致的怨恨的爆發。改革開放以來怨恨情緒的積聚，則主要源於各種新形式的社會沖突，而此前怨恨情緒的殘存也在很大程度上惡化了中國社會的公共情緒氛圍。仇富心理、嫉妒心理較為廣泛的存在和流行，不僅使中國社會道德與倫理資源窘迫的狀況雪上加霜，更成為促發群體性突發事件（特別是一些難以解釋的非利益相關性群體事件）的情緒基礎。近年來，中國社會頻繁發生的**件及仇富、仇官等諸多類似現象，使得怨恨情緒成為引發高度社會關註的一種情緒類型，並使處於急劇轉型中的中國社會同時也處在一個“怨恨的時代”。

怨恨還是一種跨越國界的情緒表達。譬如，西方國家長期以來所實施的針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不同政策，使得阿拉伯地區民眾產生了強烈的怨恨情緒，並使中東與西方國家之間有關世界的認識鴻溝始終難以彌合，更引發了這一地區長期的抗議浪潮。在由亨廷頓所預見的不同文明的沖突中，同樣可以發現怨恨情緒的影響。

怨恨本來主要是一種個體情緒體驗，但在社會化場景中的表現和結果卻往往是社會性的；也就是說，由怨恨情緒所推動的行為常常是群體性的。相對於愛和同情等積極情緒，怨恨情緒更容易使本來毫不相關的個體聯系起來，使得即使是最異質的成分也能迅速凝聚為“同仇敵愾”的群體。在現代社會，怨恨日益表現為一種群體情緒或通過群體性行動得以表達，而群眾運動所具有的療傷奇效也在通過將個體融入群體中，進而將失意的個體從深切的無能感中拯救出來的過程中得以實現。

怨恨作為人類的一種劣質情緒，已經彌漫於各類人群中。將怨恨看作是僅存在於劣勢（弱勢）人群的一種情緒的觀點，如果不是已經過時的話，也絕對不準確了。在美國政治中，即使是在民權運動之後的美國政治中，如何利用多數人對少數族裔下層民眾的怨恨贏得選舉早已成為選舉的重要策略。共和黨競選團隊尤其擅長運用這一策略。“政治的全部秘訣就是知道誰恨誰。”（The whole secret of politics is knowing who hates who.）民權運動已經過去了40多年，但美國政治中白人針對少數族裔的怨恨一直存在，這種種族怨恨（racial resentment）常常通過反對議題廣泛的種族政策表現出來。近期相關研究發現，在自由派中間，種族怨恨反映了種族偏見的政治影響，而保守派中間的種族怨恨則更具有意識形態色彩。客觀地說，在今天的中國，社會怨恨情緒也絕不僅僅存在於弱勢群體，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為不同階層之間的一種彌散的負面情感甚至是莫名其妙的恨意和敵意。

現代世界日益被認為是一個充滿不平等的世界，甚至是一個正變得越來越不平等的世界。盡管這種認知不一定真實——雖有客觀依據和基礎（如以“基尼系數”為指標的相關評價），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人們主觀感知的結果，但是其結果則是建立在這種認知基礎上的不斷累積的怨恨情緒。哲學家羅伯特·所羅門（Robert C. Solomon）將怨恨看作人類執著於自尊的一種方式，認為怨恨的時刻也是人道處於最低點的時刻。當現代社會淹沒於怨恨情緒時，人類似乎也正與人類之所以成為人類的那種高尚而有道德的生活漸行漸遠了。

二、怨恨情緒的尼采式理解和非尼采式理解

後現代政治是普遍怨恨的政治（a politics of generalized ressentiment）。但是，將怨恨（Ressentiment/resentment）視為一種重要的人類心理和情感的認識並非現代社會所特有。

在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眼中，怨恨是不能采取直接行動反應的人作為補償而采取的“想象的報復”。尼采在《道德的譜系》一書中通過怨恨假說抨擊了基督教道德觀及其價值體系。在他看來，這是一種奴隸道德，一種以怨恨為動機的道德。舍勒（Max Scheler）也將“怨恨”現象看作現代社會諸多缺陷、弱點和價值錯覺中尤其值得給予特別關註的精神現象。在他的研究中，怨恨是一種有明確的前因後果的心靈自我毒害。這種自我毒害的後果是產生出某些持久的情態，形成確定樣式的價值錯覺和與錯覺相應的價值判斷。根據尼采、舍勒等人關於怨恨的理解，怨恨是存在於某些人心中的一種冥頑不化的情緒，它根源於在人的潛意識的情感體驗層次上被隱藏起來的那些不可救藥的無能。人們或許存在的強烈的怨恨感和憎恨感就產生於各種各樣的無能感和軟弱感。報復、不懷好意、嫉妒、敵視等是導致怨恨的一些特殊的初始形式。“Scheelsucht”（眼紅）和“Schadenfreude”（幸災樂禍）是兩個在英語中沒有對應詞匯的德語詞匯，但它們所傳達的情緒也被認為是導致怨恨的重要情緒來源。

在尼采和舍勒的概念中，怨恨代表著遵循一般的酸葡萄邏輯（the logic of La Fontaine’s fox）的弱者的情感，這可以看作對怨恨的一種尼采式理解（Nietzschean approach）。不同於尼采和舍勒對這一概念的使用——“ressentiment”，有的學者使用了“resentment”一詞。雖然“resentment”一詞不能完全涵蓋“ressentiment”的全部含義，特別是其中的微妙含義，但“resentment”反映了怨恨這一概念不太受到關註甚至常常被忽視的一個理解維度，即怨恨這種情緒也包括對現實社會存在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狀況的情緒上的反對。與尼采式理解相對應，對於怨恨的這種理解也被稱作非尼采式理解（non-Nietzschean approach），在英語寫作中一般使用“resentment”這個詞匯。

在《正義論》中，羅爾斯（John Rawls）將怨恨界定為一種道德情感（moral sentiment），一種人們在受到不正當對待時產生的情感。他對怨恨的這種理解代表了典型的非尼采式理解。在社會學研究領域，傑克·巴伯雷特（Jack Barbalet）將怨恨與廣泛的社會與政治現象如階層之間和階層內的對立、社會不平等及公民身份等聯系在一起。在他看來，在以縱向和橫向階層流動為特征的社會中，怨恨的確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情感。這種情緒既是由各個社會的特定社會結構所決定的，也決定著不同階級（階層）之間鬥爭的強度。巴伯雷特的研究也體現了有關怨恨情緒的一種非尼采式理解。

怨恨總是形成於存在比較的社會中。在現代社會，怨恨心理形成和積聚的重要社會根源，在於急劇的社會變化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結構包括階層結構、職業結構等方面的重要變化。具體而言，社會變革帶來的利益分化和一些社會群體的利益相對剝奪感是怨恨產生和積聚的重要社會機製。

在有關怨恨的尼采式理解和非尼采式理解中，怨恨都是基於對社會不公正的切身體驗而產生的一種令人煩惱和不悅的情緒。不同的是，尼采式理解反映了對於怨恨情緒的消極情感，而非尼采式理解則傳達出對於怨恨情緒的一種積極態度。正是這一差異使人們對怨恨這種情緒的理解和認識出現了鴻溝。其中，對於怨恨的尼采式理解有助於解釋怨恨情緒的產生，特別是產生於平等意識並已成為人性一部分的深刻心理根源；而對於怨恨的非尼采式理解，則可能為使社會擺脫怨恨情緒的糾纏和困擾提供具有建設性的思考方向。換句話說，如果忽視對於怨恨情緒的後一種維度上的理解和認識（非尼采式理解），就可能使現代社會在面對怨恨情緒時束手無策，任由這種社會情緒在看不到盡頭的惡性循環中膨脹和加強。在這種意義上，對於怨恨情緒的非尼采式理解可以看作尼采式理解的改進形式，代表著人們正面理解怨恨這一消極情緒的一種積極努力。

三、怨恨情緒可以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政治資源

盡管消極情緒並非總是帶來消極後果，但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仍是常見的有關情緒類型的一種籠統分類。根據進化論的觀點，自然選擇只是在包含危險或機會的情形下塑造情緒。從情緒的不同類型看，消極情緒比積極情緒多，是因為危險的種類比機會的種類多。在急劇變化的現代社會，充滿風險和危機的社會環境無疑是一個極易催生各種消極情緒的現實背景。因此，現代社會也必將是一個容易產生各種消極情緒（包括社會怨恨）並與之長期共存的社會。

在普通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的研究中，怨恨是不同於焦慮、恐懼、憤怒等其他消極情緒的一種情緒類型，但事實上，怨恨似乎涵蓋了上述所有這些消極情緒的幾乎所有成分，又具有可能非常嚴重的厭惡道德、排斥社會共有價值的危險傾向。在這種意義上，關註和有效應對社會怨恨情緒，在很大程度上同時也意味著對其他諸多復雜消極社會情緒的有效管理。

因此，學會與情緒共處，從消極情緒中發現具有積極意義的價值，是現代社會政府管理乃至國家治理的一個重要內容。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情緒，怨恨具有普遍意義上情緒所共有的一般性特征。它首先是一個感情性反應的過程，是對於事物、人或情境的生理和認知層面的短暫的適應性反應。與其短暫和具體的一般特征相比，情緒體驗的互動特征與關系特征是情緒社會性的重要表征。情緒持續的時間雖然短暫，卻可以在即時性的社會互動中發揮促進並保持適應性機能的作用，促進人際間的情感交流，引發人際情感共鳴（包括移情），從而使某種關系狀態得以維系。具體而言，怨恨情緒雖然不能產生愉悅感，卻能在短時間內通過即時性的社會互動實現個體或群體的社會適應。這是怨恨情緒極為重要的適應價值，對個體和群體而言都極為重要。

情緒是與人們日常生活有關的有價值信息的重要源泉，也是啟動政治行為的重要驅動力。社會怨恨作為一種現代社會重要的精神現象，是特定社會與政治現實在人們意識中的投射，其中蘊含著不容忽視的豐富的信息資源，因而具有重要的信息價值。關註和審視包括怨恨情緒在內的復雜社會情緒，有助於發現尚未被充分關註與認識的社會問題，理解蕪雜的社會現象，為製定相關政策提供重要參考依據，進而有助於拓展政治審議空間，探索和發現社會問題的務實解決方案。

情緒不是理性，但作為人性中不可否認和難以回避的部分，是理性運用的一個前提條件並可以使理性發揮作用。民主政治不可能僅僅是一個平靜的協商空間，它同時也還一定是一個感性的空間。政治協商過程中的情緒參與，在一定程度上可為新的可能性創造條件，將情緒驅逐出公共生活領域將使政治失去變革的重要源泉。在這種意義上，情緒溝通與情緒喚醒是政治的命脈。在政治協商中，回應了人們情緒需要的協商結果更容易為人們所接受，也有助於促使人們產生將協商結果付諸實施的責任感。同時，由情緒和情感參與而獲得的理解，有助於使政治溝通過程成為一個培育公民同理心和互惠觀念的過程，更在和諧的情感溝通中形成有助於維持政治秩序的共同的情感和道德關切。情緒的溝通價值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得以實現。在社會管理過程中，對怨恨這一社會流行情緒的及時了解和把握，有助於使公共權威對社會公眾可能的反應和行為有所預期，並據此發現和創造適當的管理和溝通渠道，不斷改善政治溝通效果，實現有效社會幹預。

政治心理學被許多人認為用科學的衣裳裝扮起來，卻試圖隱藏其社會責任的那一面。發現和善用情緒的積極價值，正是在政治心理學與其社會責任之間所開辟的一個重要通道。

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情緒，怨恨既是社會結構及其諸多影響的一個方面的重要後果，另一方面也對更為廣泛的社會情緒氛圍、社會運動、政治認同以及正式政治製度和政治過程產生重要影響。愛德華·西爾斯（Edward Shils）曾運用怨恨情緒解釋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政治圖景。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希臘政治發展過程中小資產階級怨恨情緒的分析，也非常清晰地呈現了社會怨恨情緒的重要影響。戰後希臘小資產階級在獲得明顯的經濟成功的同時，在獨裁統治下卻不能取得政治上的認可，使他們不僅無法成為他們自認為是其中組成部分的“上層”階級的成員，在政治上也被邊緣化。這種長期的創痛體驗使得怨恨成為小資產階級的一種重要情緒，並在後權威時期為希臘民粹主義的產生創造了條件。隨著希臘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怨恨情緒逐漸被其他情緒所替代，最終促進了集體認同以及政治製度與民主進程的鞏固。因此，發現和運用社會怨恨情緒的積極價值，不僅非常重要，一些國家的歷史經歷已證明了其現實可能性。

四、“怨恨時代”的國家治理

怨恨情緒常常不能得到應有的重視，在很大程度上與民粹主義被簡單理解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被妖魔化有關。民粹主義在歷史上就是一個常見的政治現象，在今天更是廣泛流行甚至成為一些國家政府政策的明顯傾向（如近年南非的土地改革就被認為是具有民粹色彩的政治行動而廣受批評）。民粹主義是怨恨情緒大肆流行的一個觀念或意識形態基礎，而怨恨情緒又為民粹主義提供了重要的心理動力。民粹主義沒有明確和穩定的內涵，在意識形態譜系中的位置也很模糊，甚至可以理解為一種流行社會情緒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外觀常被當作怨恨等社會情緒的粉飾，並使這些情緒不斷累積和強化。可以預見，怨恨和其他消極社會情緒將長期存在於現代社會，由這些情緒所塑造的社會氛圍則成為影響現代社會的重要力量。事實上，國家治理已經越來越難以擺脫社會情緒的困擾，情緒管理（emotional governance）也因之而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其中，個人、社會（一定程度上或可具體化為家庭及其他不同類型的群體或社會組織）和政府機構都應承擔各自的情緒管理職責。

現代文明的發展似乎正在創造一個在心理上日益軟弱因而需要悉心照顧的人類。某種程度上，今天的政治已經與曾經很長時間主導人們政治生活的對理念、信仰、製度、權威等價值和相關命題的關切漸行漸遠，而更多地表現為對民眾日常生活的關註，或僅僅是對民眾具體、瑣碎的訴求作出回應，因而表現出明顯的“微政治”的特點。於是，“微政治”議題主導了國家政治議題，高度情緒化的社會也在普遍的“微政治”關切中得到撫慰，而“治療（型）國家”（therapeutic state）則在人們的情緒化生存中應運而生了。“微政治”並不是使國家變得無能為力和無所作為，而是要求國家以不斷變化的方式實現國家和社會的有效治理。

在情緒無處不在的現代社會，實現有效的國家治理，需要與他人以及我們這個時代急迫的政治問題進行有感情的接觸，而我們所面臨的現實挑戰則是馴服我們無法避免而現實理性又難以完全超越的激情。雖然情緒具有對於政治過程極為重要的適應價值、信息價值和溝通價值，但政治過程中的情緒絕非多多益善。理想的政治過程既不需要註入更多的情緒和情感，更不是縱容情緒在公共空間泛濫和恣意縱橫。國家治理過程中的情緒管理首先是一個情緒教育的過程。在政治協商中，借助於法律和民主的政治製度，有助於使存在天然不足的人們的同情機能得以升華，在具有更大包容性的方向上培養人們對於其他人的同情和尊重，從而形成日益具有包容性和敏感性的道德情感機能。

怨恨以及其他消極社會情緒似乎已主導了人們的情緒生活和社會公共空間，從而也提出了有關政府管理的諸多新的思考方向。在政策層面，基於情緒的信息價值而製定具有針對性的政策，回應民眾基本關切，對於解決實際問題、紓解公共情緒，特別是因一些具體問題而產生的社會情緒至關重要。同時，政府管理還要避免遷就民眾不良情緒，避免使公眾不合理的要求影響決策過程和結果，導致消極社會情緒的惡性循環；在製度層面，建立穩定和暢通的溝通渠道有助於民眾情緒和情感的自然而全面的表達，是政治溝通過程中消除情緒赤字、實現有效的情緒管理的重要途徑；在價值層面，應超越“微政治”關切，以充實、明確、穩定和富有吸引力的社會共有價值引導人們重視情緒的自我管理，並在具有反思性的公共空間對個人際遇進行理性思考，在培育和涵養包容性公共文化的過程中抒發情緒，成為一個有情緒但更理性的政治人。

今天的社會已經不可避免地處於一個“情緒時代”。由於情緒具有深刻的社會性，以及在“個人麻煩”與“公共”問題之間建立聯系的重要功能，情緒管理已成為國家治理的嶄新維度和重要內容。關註怨恨情緒的適應價值、信息價值和溝通價值，發掘這種消極情緒的積極效用，有助於找到解決這一情緒症候的有效路徑，並在有效的情緒管理中改進國家治理。

可以想象，在很大程度上作為基本人性的一部分，怨恨情緒將與人類長期共存。因此，永遠不要奢望人類可以擺脫使人道陷於低潮的怨恨情緒，學會與怨恨共處、努力發掘怨恨情緒的積極價值才是更為務實的思考方向。

編輯：拉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