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西周《杜伯盨》

現下國學升溫，且有復興之勢，上世紀末即有國際有識之士呼籲“回到兩千三十多年前汲取孔子智慧”。其原因何在？其實很簡明，無非有二：其一外因。科技和資本這兩個龐然大物的無情運作，已然有超人類及其社會組織駕馭能力之外，人類社會運行已現失控勢頭。人類在物化：要麽器物化，向器物方面發展；要麽動物化，向動物方向墮落。器物化，就是機械化，工具化，模式化，一句話即科學化。動物化，就是所謂社會達爾文主義，即把動物界物競天擇，優勝劣汰基本原理引入和推廣到人類社會，於是人際你死我活，爾虞我詐，一味競爭、鬥爭、戰爭。總之，當今人類世界已走入一種非常狀態：役於物，蔽於用，迷於客——被物質所奴役，被實用所蒙蔽，被客觀所迷惑。美的東西（藝術欣賞）和善的東西（宗教情懷）已漸漸遠離人類生活。

其二內因。國學是中華民族智慧和教養的結晶，特點顯著，價值特殊，可以概括為兩個字：人學。總之是一種人之為人不可或缺的大學問。所謂孔子智慧就是中華民族的智慧，是中華民族對世界做出的重大貢獻，可以概括為一句話：孔子揭示了人類屬於自己的世界——神、物、心三位一體而以心為主導的世界。國學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為三個字：道、禮、和。道，內在根據；禮，外在準則；和，理想狀態。其重心或主要表征是禮，準確地說是禮樂。神、物（科學）均人類生命之外者，心乃人類生命之主宰，而禮樂乃人所為之要者。禮的基本精神是序，樂基本精神是和。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王安石語），乃“人道之極（準則）”（荀子語）。而“禮，本於仁”（《禮記》）。仁是實現人人乃至天人、身心三大和諧的最高準則。而“禮主敬”（《禮記》），敬是仁的主要內涵。子曰：“無敬何以別（犬馬）乎？”“敬是人道之本”（二程語），“敬者禮之神也”（王夫之語）。敬有二層次，即忠和恕。忠即從，恕即容，“從容中道，聖人也”（《中庸》）。合乎禮的規範才謂之“中”，才合道，中道。“禮之用，和為貴”，有秩序，才能實現和諧。這就是國學的基本精神和價值所在。

石鼓文（大篆）

國學的主要構成也可概括為三個字：經、傳、子。經，文本，元典，即五經；傳，註解、闡釋文本元典者；子，實踐落實文本元典者，而以孔子為代表，包括老子、莊子、孟子及先秦諸子，最後“釋子”參入。五經是中國文化的根基，中國文化的所有產品均由此生發。

經、傳、子必以漢字為其載體而成就而流傳，故唐代大學者韓愈先生首倡“讀書必先識其字”。韓愈“識字”說平凡而偉大，在今天更有其重要的現實意義。而當今言國學者多有偏失，究其原因，主要在三字：不識字。如《禮記·中庸》：“極高明而道中庸”，“從容中道，聖人也”，直視“極”和“從容”為形容字；如《易·大壯》：“小人用壯，君子用罔”，將“罔”臆解為網絡，殊乃可嘆、可笑！

所謂識字，即識古字、知本義。如何識知？有兩點至關重要，其一註重聯系，古籍文獻的熟諳尤其是系統掌握自然是其最要緊者；其二形上考察，即要有相當的理論思維能力，要有相應的文化的或人文的修養，要有一種哲學性的抽象思維能力。不能一味用所謂科學手段即分析方法來解讀漢字，因為漢字不是科學，屬人文，是人文成果。不能像某些所謂文字專家那樣，找到似乎相關的一條文獻，就由此而下斷言。要切忌斷章取義，切忌望文生義。不能像梁啟超先生所揭露的某種人那樣，在顯微鏡下生活。比如解“禮”字，解“中”字。如果沒有對禮和禮器的系統而深入的了解，如果沒有或不具備形而上的思維能力，即對中國文化特質的相應認知，就很自然地把“禮”字構型理解為豆中盛玉，或解釋為“用玉裝飾的貴重大鼓”。同樣，也會自然而然地把“中”解釋為旌旗飄揚。

然而既要識字，要知本義，其字當然最好是“原生態”古體，保留其構形的原始性越多字義識讀實際上就越直便。但漢字形體結構隨著文化的發展，語言的進步，或繁或簡會發生變化，這也是不爭的定律。因此“識字”便成為一種困難的事情，於是便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

今天我們要說的是，漢字形體結構的演變是有其特定規律的，不當簡化即背離漢字形體結構演變規律的簡化是本義走失，造成誤讀的主要原因。如上所說的“不識字”，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於此種簡化所致。五經諸子無不是繁體字，即50年代以前的漢文字所記載。因此不可否認，我們今天“識字”，確有其更大的難度。

二

小篆—秦《嶧山刻石》（局部）

“五四”以來，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文革以來，國學日以走出國人生活，遠離國民教育體系，五經被束之高閣。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國50年代後為弘揚五四精神，顯揚“新政”，崇尚科學，而開展的自上而下的空前規模的漢字簡化。這次漢字簡化的意義或功德自不可否認，但是否有其負面作用？值得我們深入反思。我們認為，這次漢字改革有著明顯且不可否認的負面作用，甚至產生了某種近乎“自我斷道”的效果。究其原因，我們可以歸結為一句話：它並不完全符合漢字形體演變的規律。

發生於我國50年代的這次漢字改革造成一個直接的不應有的負面結果，就是中國人不認中國字，中國人讀不了中國經。具體表現為三方面：1，加重了國人負擔。漢字本來就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成熟而相對難識讀的文字體系。一旦改革必然難上加難。已識字者必須要重新學習簡化體。而從簡體開始識字的童蒙，長大如果要想成為中國歷史學家、思想家等則必須要再學習和掌握繁體；2，加劇了我們民族歷史的割裂。簡化字大普及必然使得年輕國民讀不懂古代典籍，必越來越疏離我們民族的歷史，越來越難以知曉我們的祖宗先是怎麽想，怎麽說，怎麽做的；3，助長或延長了我們民族的分裂狀態。民族的統一的主要元素是文字，而不是語言。語言十裏不同音，而文字則可以不拘時空地傳情達意。中華文明之所以綿綿不斷五千年，根本原因就在於我們擁有成熟穩定的漢字體系。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維護漢字體系的穩定性至關重要。而這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實際上正大大撼動了這種穩定性。於是上揭不良效果便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當年秦始皇為鞏固新興的中央集權的官僚製度，焚書坑儒，消滅私學，毀棄“百家言”，並統一文字，進行了我國歷史上第一次由上而下的漢字改革，確立篆體。這是對經學（子學）的一次毀滅性打擊。然而雖然“焚書坑儒”失之猛烈，但最終並未也不可能焚盡殺絕。統一文字也采取了近乎高壓的行政手段，但畢竟由於其政治短祚，更由於這次文字改革幅度畢竟有限，與其說是改革不如說是“優化”——筆畫、體勢、書寫的正向良性變化：筆畫在周文字的基礎上小幅度簡化；體勢向正方發展；行筆比較圓轉。於是，古文經終於流傳下來，今文經繼而得以新生，並最終經漢武時董子之手，經學復興而由子學上升為“國學”，中華民族文化得以延續和發展。實踐證明，秦始皇文字改革是基本符合漢字形體結構演變規律的。

隸書—東漢《乙瑛碑》（局部）

漢今文經的出現與秦皇之後的另一次漢文字改革有關，即發生在西漢景武之際的篆隸之變。這次文字改革較實際較前者為劇，隸書由此取代行之不久的小篆而成為官方通行字體。隸書筆畫在秦篆的基礎上進一步簡化；體勢由秦篆的長狹變為寬扁；行筆由圓轉基本變為方折；筆道改等粗為或帶波磔；整體的象形性進一步趨於泯滅。這無疑使漢文字的使用效率得以相當程度的提高，由此空前地提升了國人的文化素質。要知漢武帝所設“五經博士”均課今文經。兩漢文化之所以如此博厚輝煌，與這次文字改革不無關系。

東漢晚期適於社會文化尤其是漢字形體發展的需要，我國歷史上最後一次文字改革終於實現，這就是真書正式取代隸書成為日常通行字體。漢字的形體結構終於實現其最終的穩定性：體勢確定為正方；筆畫高度凈化；行筆方圓兼施；橫畫改波磔為平直而略右上；布局改字遠行近為字近行遠。由此使漢字書寫速度大大提高，使用效率最大限度的全面增強，基本滿足了漢語發展的需要。自茲近2000年因因相循，一無變革。於是成就了別開生面的魏晉文化，博大清新的大唐文化，達以中國文化極致的宋文化及其魏晉玄學，宋元理學，漢賦魏文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二王歐顏柳趙書法等等。當然這與紙最終取代簡帛而成為文字書寫材料有重要關系。

真書—魏鐘繇《宣示表》

發生於上世紀50年代的文字改革則無疑有諸多可檢點之處：1、這次改革只是對漢字的筆畫做了較大程度的省簡，既不涉及體勢、書寫方式及布局，也沒有革故鼎新，出現新的字體。2、固然有不少字的簡化是基於舊有的非正體，如行書，甚至草書，這應該是可取的，如“才”字等。但是有不少是隨意截取原字一部分，或去掉一部分，或隨意找一個字替代，這就值得商榷了，如“愛”、“葉”等。3、很重要，這就是漢字有其特定的使用方式，即分正體和俗體。有了印刷術，前者書寫的難易就不是什麽問題了，更何況後來又有了繁簡錄入同速的電腦排版。後者則由人們日常隨意隨心的書寫行為所生成，有很大的約定俗成性，以追求速率為其主要目的，故筆畫簡略，筆道屬連是自然而然的表現。再加以書法名家的示範效應，所以其使用效率本來毋庸置疑，完全可以滿足記錄漢語的需要。

今天有人提出“識繁用簡”，實際並非一種無奈的選擇。“識繁用簡”是由來已久或自古已然的客觀事實。

三

草書—晉陸機《平復帖》

作為漢語的物質外殼，漢字一定是適於漢語的需要而產生，而使用而演變。漢字分正、俗，漢語分文、白

所謂正體即官方通行的正規的字體系統，諸如甲骨文、金文、籀文、小篆、隸書、真書，史籍所謂章程書、銘石書、署書等，歷代詔書、奏章、科舉試卷、童蒙課本及碑版、經卷等基本歸於此類。

所謂俗體即民間或文人間交流會通的不正規的字體系統。其主要包括行、草兩大類，史籍所謂槁書、草稿、行狎書、章草、行草、破體及考古所見簡牘、繒書文字等均屬此類。行書是使用最普遍、效率最高的字體，因此成為書法家最樂於表現的書體。書法藝術的產生或者說書法藝術最終脫離漢字的日常書寫而升華為一種藝術正是由俗體產生的。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所有字體都有正俗之分，準確的說，都分真、行、草。如篆體。篆，掾也。其上“竹”頭乃載體，其下則“掾”之省。掾者，官也。其行體即隸書，其草體即古草；如隸體。隸，佐也，附屬，輔助。隸體生於秦，起初作為篆的輔助字體而存在，但很快便取代篆而成為正體。其行體便是今日所見簡帛書；其草體便是史籍所謂“章草”。再如真書。即今天通常所謂楷書。名之楷是不準確的。楷者，楷模、模範之謂也。任何字體均有楷。書法所謂楷體多指唐代真書之楷，即歐、顏、柳之法書。真書的行體、草體即今人俗言之楷、行、草中的行、草。

這裏要強調的是，漢字形體演變規律或途徑有二：即簡化和繁化，每次變革並非全然以出現新字體為終結。除產生新字體者，諸如由大篆而小篆之變；由隸而真之變，還有另一種情況就是取代，如篆隸之變。50年代的這場變革似無法納入如此漢字形體發展演變的歷史進程。

四

行書—晉謝安《中朗帖》

最後不能不說到漢語的文白問題。

當年胡適之等人發動所謂“白話文運動”，批評漢語文言“落後”，“模糊”，其實批評錯了。因為他們當時一味崇尚西方，以洋文為標準而詬病漢語文言文，以隔壁老二、老三的觀點來審視考察文言文，以所謂西方語言學的方法，即所謂科學方法來分析文言文，這無疑是有問題的。

語言的文白矛盾是客觀存在，並永遠不可能消除。

廢止文言文，推行白話文，對於社會進步、文化發展尤其是科學知識的普及確有推動之功，或可以稱得上“功德無量“。但是我們同樣不能否認其由此生發諸多負面作用，諸如大量自然資源（紙張）的浪費；人們大量時間的浪費。當今媒體經常講某某大家、大師“著作等身”，其實個中“幹貨”有限，水分多多，“哎呀！哈呀！”之類日常白話都成為書面語言，且都可以占一整行。而我們今天回頭看五經，看《論語》，《道德經》，寥寥數語，卻意旨明確而言簡意賅，含量沉厚，博大精深。

要知文言文在歷史上一直是正統主流文化的代表，中國古代典籍的保存和流傳有賴於是，中國歷史乃至中國版圖如此完整有賴於是。

季羨林先生曾講我國有些人得了“失語症”，中國人不會說中國話了，這無疑與此有著不可開脫的的幹系。

中國漢語的“模糊”性其實正是其特質和優越性所在。前賢先哲都曾反復強調過，無庸贅言。正是由於此一特性才產生如此特性的具有先天麗質的漢字。漢語屬單音節語言，一個字就代表一個音節，也就是一個詞。而絕大部分的字都有相對獨立的意義。如此字、詞、意的相對完整性使漢語不需要“是”動詞，不需要時態，不需要所屬格，語句簡練，甚至全句可以沒有動詞。也就是說漢字視覺形象的統一感與語音、語意的統一感是一致的。因而減少了語言文字的描述性，而增強了它的表現性。書法藝術正是基於漢語、漢字的這一特性而產生的。

2005年7月初在重慶大學中文系講座，2007年7月成稿，2013年2月定稿。《語文建設》2013年12期擬刊，後因故未果。

作者簡介：

張辛，字此夫。著名學者，意昂3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理事，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學術委員會委員，意昂3体育官网書畫協會會長，教育部人文學科學位論文評審專家，中國最早的考古學博士之一。曾被評為“意昂3体育十佳教師”，被聘為全國“真語文”系列活動總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