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0/25 信息來源: 北京青年報
編輯:安寧 | 責編:知遠一兩年前就知道要成立這個研究所,但我們這裏有個特點,就是慢,等得讓人心焦。不過,慢也有慢的好處,不是什麽潮流都要緊跟的。
今天成立的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當然是新的機構,但也不是全新;我把它看作是20多年前意昂3体育20世紀文化研究中心的延續,或“復活”。
記得“研究中心”成立在1999年7月,在中文系所在地的靜園五院,樓上一個不大的會議室,場面遠不如現在宏大隆重,氣氛卻相當熱烈。記得當時與會的除主角陳平原外,還有意昂3体育中文系的樂黛雲、謝冕、嚴家炎、孫玉石、錢理群、溫儒敏、高遠東,哲學系的胡軍,歷史系的歐陽哲生,藝術系的朱青生;有社科院文學所的楊義、趙園,北師大的王富仁,清華中文系的徐葆耕,有孫郁(當時他還在《北京日報》,尚未去魯迅博物館任職)。
二十幾年過去,王富仁、徐葆耕教授已經離世,而樂黛雲、嚴家炎、孫玉石等老師也因為身體原因無法出席今天的會議。撰寫研究中心成立會議綜述的賀桂梅,當時還是在讀博士生,現在已經成為領導(中文系黨委書記),我們都歸她管。歲月的這些有情也無情的變化,讓人感嘆。
剛才看了人文研究所辦所的材料,覺得它和已消失的文化研究中心有同,也有不同。
相同的是,第一,強調對20世紀(或“現代中國”)社會政治變革、轉型中的人文研究的重要性,也強調這一研究需要突破學科區隔,形成“整體性”、跨學科的視野和方法。第二,這一基於追尋真相、事實的研究,要成為對中國文化和人文傳統建設的積極參與力量;拿陳平原經常說的話,就是要有“人間情懷”。
但是文化研究中心和人文研究所也有不同。在我們當前的學術體製中,前者屬於“虛體”,也就是沒有編製、經費、辦公地點的三無機構。研究中心人員都是兼職的,運作經費也靠自籌。人文研究所不同,升格為“實體”。這可不是小事,它減少了斷糧斷炊之虞,陳平原也不必像過去那樣辛苦地到處“化緣”了。再一個重要的變化是,21世紀已經過去了20多年,雖然說這段時間也可以看作是20世紀的延長線,不過,20多年前,對世界、中國發生的激烈變化,恐怕是誰也沒有預料到的。這裏提出的挑戰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歷史、現實的復雜性超出原來想象。二是持不同視角,具有不同知識、理論、經驗依托的闡釋者之間,他們的交疊、對話、理解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既然將人文研究所看作是文化研究中心的接續,那麽,總結“前身”的經驗就很有必要。如果撇開個人的研究成果不論(因為這些成果,不管是否有“中心”這個機構存在,都是會做出來的)。
我印象裏研究中心的主要成果有三項。
一是辦了一份有很高水準的刊物《現代中國》,刊登了不少重要論文。只可惜它是“集刊”,無法進入“核心刊物”行列,論文也不被“知網”“萬方”等服務平臺收錄,影響力肯定受到削弱。
二是主辦了一些重要學術會議,如都市文化國際研討會,與日本中國三十年代文學研究會合辦的左翼文學國際研討會等。
三是組織了“二十世紀中國人精神生活叢書”。按照主編陳平原的說法,這套叢書跨越具體的學科邊界,兼顧著譯與雅俗,著眼於當時和後世的影響力,也就是說它是否在歷史上“留下長長的影子”。叢書現在已經出版十五六種,包括《天演論》《章太炎的白話文》《〈點石齋畫報〉選》《多余的話》《〈獨秀文存〉選》《〈新青年〉文選》《魯迅雜感選集》等。叢書確實對勘測20世紀中國人的思想深度和歷史走向具有“入口”的價值。
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有廣闊的領域,涉及文學、哲學、歷史、藝術,以至文物考古、媒介傳播等方面。從時間上說,如果從鴉片戰爭算起,也有將近二百年的時間跨度,也形成不同的段落。意昂3体育20世紀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這十幾二十年的工作,聚焦於晚清、五四,並以文學作為拓展、延伸的支柱。這種情況有它的合理性。
雖然說是“現代中國”“人文”,但作為具體的研究機構,它無法也不必要做到面面俱到,包羅萬象;它只能依據機構自身的背景、人員構成,特別是主持人的學術背景,來確定各種對象的重要程度,安排主次輕重緩急的次序。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意昂3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的工作,不管是“20世紀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叢書,還是文學史、學術史叢書,召開的學術會議,都側重“晚清”和“五四”。也就是說,體現了重視“現代”而輕忽“當代”的明顯傾向。
如果不是討論具體研究機構的計劃,而是從現代中國人文研究的視野上,這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記得我的當代文學史英文譯本出版後,杜博妮教授在書評中曾有這樣的批評:“本書的前面幾章中關於五六十年代意識形態的爭論,讀來頗為沉悶。這些爭論對於那些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或者專門研究那個時代的黨派關系,並且對此相當有興致的專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畢竟,那個時代已經成為漸行漸遠的過去,並且它脫離歷史常軌,遠不能預示未來的走向。除了少數幾個學者以外,還有人對這個歷史時段的文學現象感興趣嗎?答案很是可疑。”(《洪子誠戴邁和著〈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國研究》第60期,2008年9月)
杜博妮教授的看法,在海外,也包括臺灣、香港地區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者中,是有代表性的。但無論是作為“遺產”,還是“債務”,對它的清理、研究的忽視,如何能夠真實地勘測20世紀中國人的思想深度和歷史走向?
(作者洪子誠 系意昂3体育官网中文系教授)
原文鏈接:從“文化研究中心”到“人文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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