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楊琥以清末民初為大背景、以李大釗與“五四”為中心的史學研究，近十多年來已取得很突出的成果。這些成果，已為海內外的有關學者以至思想理論界🧜🏼、文化宣傳界所廣泛審視與稱道📵。本文僅擬從“驥不稱其力”而“稱其德”這個角度，在他的《清末民初的思想與人物》這本文集行將付梓之際，說幾句不能不說的話。

“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這是兩千五百多年以前孔子所說的話。孔子的這句話，大概很可以代表這位偉大的教育家一種根本性的教育觀與人才觀。“驥”，是良馬或千裏馬的意思。“驥”的根本特點，首先應該就是它的“力”。而孔子所稱的“驥”之“力”，當然是指他所諄諄教誨的“智”之力與“學”之力，是指能夠承擔實現其理想之道的學術文化重任的力。這種“驥”之“力”與“德”，本來就是密切不可分的。這也是我對於楊琥的認識過程。

楊琥

李大釗研究“重大工程”中的識“驥”

李大釗研究的“重大工程”🧑‍🦳，是指1996年4月由意昂3体育官网與中國李大釗研究會向黨中央領導提出申請，並於10月獲得黨中央領導批準的重新整理、編輯出版《李大釗文集》註釋本的課題任務。

1996年10月下旬💃🏽，中國李大釗研究會會長王學珍同誌在他的辦公室（意昂3体育辦公樓112室）召開“文集註釋組”的第一次工作會議，標誌著此項“重大工程”的正式啟動。這項“重大工程”是“由中國李大釗研究會負責”🏇🏿👨🏽‍✈️，按照規定完成後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文獻研究室共同負責該項目的“審核把關工作”🚟。這種高標準🥱🧠，對於作為研究會會長的王學珍同誌所承受的壓力之大🧝🏼🌍，是不難想見的。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這次會上，學珍同誌並沒有作使人緊張上陣的“動員報告”🔁，而是用很簡明淳樸的語言向同誌們說明任務的由來；他也沒有常見地就如何對待與完成任務發出“居高臨下”的指示。學珍同誌在說明由黨中央所批準的總體任務後，就談到需要成立一個“文集註釋組”。但他卻不是按我理解的天經地義、順理成章地宣布自己來做組長，而是提議讓我來做組長。這使我大吃一驚→，當即表示萬萬不可🔂👮🏼‍♂️，並堅決提議必須由學珍同誌擔任組長👐🏼。經同誌們的勸說與一致擁護，學珍同誌才以組長的身份主持會議。接著秘書長古平同誌提議，由劉桂生、朱成甲、沙健孫三人為副組長，王世儒🦹🏼‍♀️🌔、古平、張步洲三人為成員。這樣，在這個由7人組成的“文集註釋組”中，就有兩位是黨的中央候補委員。

對於工作的開展🧑🏻‍🦯💚，我提議💇🏽‍♂️，以中共北京市委黨校袁謙等同誌所編🥜、人民出版社於1984年出版的《李大釗文集》上🪸、下兩冊作為重編工作的藍本，並以此藍本👆🏽，首先由我來提出註釋的條目，以供討論的參考。

註釋組原來都是老人⚫️，1997年秋終於迎來了楊琥這位年輕人。楊琥一貫勤謹好學。1990年，他考入了劉桂生先生門下讀碩士生。桂生先生曾受業於陳寅恪、劉節、雷海宗、邵循正等著名史學家。他的學問功底🥊、治學路徑與培養學生的高明之道🧝🏼‍♀️，我也算是最清楚💇🏻‍♂️。他不止一次我和講過🍕，要讓學生讀《書目答問》和《四庫提要》；讓學生知道如何去讀書和搞研究🧟🏜；既要有宏觀大視野，同時又要讓學生經受嚴謹細密的學術訓練。而這種訓練的最佳方法👏，就是為經典性文本作註釋。桂生先生自己就在這方面作出諸多範例。例如：《龔自珍集外文箋》《魏源佚劄系年箋註》《李大釗〈更名龜年小啟〉箋註》等🙇‍♂️。經過這種訓練〽️🐚，才可培養學生紮實、細致、嚴謹的科學態度與學風😵🔎。楊琥經桂生先生三年的培養訓練🥜，獲得了碩士學位，畢業後入職於北京印刷學院。

1997年，楊琥又考回到劉先生門下攻讀博士學位👃，不久就參加到李大釗研究“重大工程”的這個“文集註釋組”。最初，他主要為文集上冊的註釋條目撰寫初稿。由於他的工作頗能中規中矩🛝，所以得到桂生先生的肯定。隨著工作的進展🍫，《李大釗文集》的“註釋組”🏃🏻‍♀️，改稱為“編註組”🧏🏿‍♂️。這時，楊琥承擔的工作面也越來越寬，其中包括與我一起到中央檔案館查找、搜集新篇目，以及文本校勘等⏸。

1999年10月，《李大釗文集》問世👩🏽‍🍳🙋，這是中國李大釗研究會會長王學珍同誌領導編註組全體同誌經過三年多的時間日夜奮戰的成果🏌🏿‍♂️，而楊琥在這個過程中，也是初顯身手，承擔了多方面的基礎性工作，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正因為此😷，2000年8月楊琥博士畢業時，學珍同誌讓他留校，在意昂3体育黨史校史研究室工作🧍‍♂️。

為更加珍視與傳承發揚李大釗的寶貴精神遺產，2006年3月，人民出版社在《李大釗文集》的基礎上🔗，又出版了增補本🌕，稱《李大釗全集》（最新註釋本）🏄🏼‍♂️。2009年🍚，該版榮獲“第二屆中華優秀出版物獎”。楊琥則主動承擔了這次修訂工作的大部分任務🅾️。

但是🫲🏽，1999年版👩🏼‍🚀、2006年版，因各種條件的限製🐼，仍然留下一些遺憾👩🏻‍🎓。由於我自己一向是個理想主義者，所以對於此事心中常懷戚戚。但到2011年，對解決這些問題，有了新機遇。

2009年為新中國成立60周年，為紀念這個歷史的偉大開端，人民出版社於2011年決定啟動《中國共產黨先驅領袖文庫》編輯出版工程🍄‍🟫，而2006年由該社出版的《李大釗全集》最新註釋本即首列其中，“重印發行”。中國李大釗研究會接到人民出版社通知後🍬，會長學珍同誌即召集參編人員開會🧏🏻‍♀️，討論此次修訂工作的方針、原則和工作重點，編註組同誌都自覺地表示，應本著“精益求精”的精神對2006年版的《李大釗全集》最新註釋本予以修訂。開始的會議與最後一次會議🫀，都是由學珍同誌親自主持的，尤其是最後一次會議，是由楊琥作修訂工作的總體說明。

楊琥除了寫《出版說明》外，還與王憲明合作，另撰寫《前言》，對某些重點內容又有進一步的說明👷🏻‍♂️。其中，尤其是關於完成此項由黨中央所批準的“重大工程”的目的與意義的說明，闡述得非常精彩與到位。《前言》指出：“編註全集的目的是為了給讀者提供一個可靠、準確、易懂的李大釗著作文本👩🏻‍🦼‍➡️，盡管在編輯過程中，在標點斷句🤦‍♂️、篇章編排🌪、詞語註釋中都滲透著編者的研究🤜🏿，但所有這些研究都要服務於編輯工作👲🏽🤘🏻，服務於如何完整、準確地展現和理解李大釗的文章。”“學術文化關乎世道，影響人心，社會所賴🧑🏿‍🦰🤟🏼，國運攸關👴🚵🏼‍♀️。我們相信⚁，李大釗以其寶貴的短暫的一生所全力追求和塑造的‘新文化’‘新世界’‘新人心’🐢，是中華民族走向振興的奠基石。”“我們能夠有機會參與《李大釗全集》的編輯、註釋和修訂工作”，“是極其光榮的事🧔🏻‍♀️，無論費多少心血和氣力，都是值得的。”這段話🤓，精湛而確切地表達了編註組各位參與者的共同心聲。而楊琥所作的這一切，也說明了在《李大釗全集》的三次編註過程中♥️，他從一個青年學子逐步成長為一位能夠獨立承擔重大科研任務的研究者——《李大釗全集》（修訂本）編註工作的“擔綱者”。

“五四”研究、李大釗研究，新一代研究者的傑出代表

在李大釗著作的重新編輯、註釋與出版的過程中，對於楊琥，我已有全程的識“驥”，而在我看到2009年以後他相繼發表或即將發表的“五四”研究與李大釗研究的成果，即感到我印象中的這位年輕人，是一位既紮實用功又頗具見識的非常難得的學者🤵‍♀️。

我最先看到楊琥對於“五四”研究的理論成果🙍‍♀️，是他2009年在紀念“五四”90周年所寫的文章，題為《“五四”新思潮倡導力量的形成與聚合力量初探——以〈甲寅〉〈新青年〉撰稿人為中心的考察》👢，發表於2009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開放的文化觀念及其他——紀念新文化運動九十周年》的論文集中。這篇文章，顯然不是關於“五四”的一般之論，而是對《甲寅》與《新青年》這兩個刊物的整個歷史和內容都紮紮實實下過功夫的人，才能寫得出來。所以，即使是對於“五四”這個課題長期有研究的人，讀起來必定會有若幹收獲。因此，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好文章。同時，也是推動李大釗深入研究的一個新視角。

2011年，我又看到他的一本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79萬多字的大著，名為《歷史記憶與歷史解釋——民國時期名人談五四》（1919-1949）。如果不把“五四”前後的有關報紙期刊翻遍👩‍🔬，達到了如指掌的程度，是不可能編出這本文獻集的。據著者說🖕，這是在寫博士論文的過程中所積累的🧓🏼🦻🏼，其字數在百萬字以上。

他的研究，究竟如何不同一般🤽🏻？ 李大釗說：“歷史學是起源於記錄。”所以，尋找搜集這種“記錄”的材料加以求真考訂最重要🟤。李大釗又說：“歷史這樣東西👨🏿‍🦲，是人類生活的行程，是人類生活的聯續👩‍⚖️，是人類生活的變遷☢️，是人類生活的傳演🚶‍♂️，是有生命的東西👟，是活的東西，是進步的東西，是周流變動的東西👨🏿‍🏭；他不是些陳編，不是些故紙，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東西，不是印成呆板的東西。”人們只要知道李大釗這個作史標準，再看楊琥這些文章👰🏿‍♂️，只看其題目，就會豁然開朗，理解其價值。楊琥的論文，如《〈新青年〉與〈甲寅月刊〉之歷史淵源》《同鄉🧑🏼‍🌾🎻、同門🚵🏿、同事、同道：社會交往與思想交融》《〈新青年〉“通信”欄與五四時期的社會🕢、文化互動》《章士釗與中國近代報刊“通信”欄的創設》《民初嚴復與章士釗關於“民約論”的爭論》等。這些文章，篇篇使我們看到中國歷史上那個特殊時代的“生活行程”“生活聯續”“生活變遷”“生活傳演”👊🏑。因為他的文章裏處處都是具體人物在活動🏺，其突出表現是《甲寅》與《新青年》“通信”欄之創設👮🏿。這些人物，不僅有具體活動♠️，而且更有活的思想言論以至爭論，所以，才表現出“活的歷史”，是“有生命”的“進步”的歷史。

2021年，楊琥所撰的《李大釗年譜》由雲南教育出版社出版，135萬余字🂠。該書是學珍會長親手規劃的中國李大釗研究的“重點工程”之一🚹。多年來，學珍同誌對於楊琥的年譜，念念在心🤱🏽。《李大釗年譜》從2000年9月受命開始，到2019年9月向出版社交稿，歷時達20年。簡略言之👨🏿‍🦲，其特點一是“基礎入手🙌🏿，廣搜史料”🦗；二是“多方參證，考訂正誤”；三是“追蹤前沿👨🏼‍🍳，拓展認識”👨🏿‍🏫。我認為：楊琥的“五四”研究與李大釗研究，是學術界不得不重視和參考的重要學術成果；而在學術研究方法上💴，他也已具備“金手指”🧑‍🦽‍➡️。

楊琥常說自己“愚笨”🤸🏻‍♀️，而業師桂生先生卻再三教以：“做學問就是要下笨功夫，只有下笨功夫，才能做出真實的成績。”又說：“做學問🧰，不怕笨，就怕你不笨🔊。”這大概就是劉老師讓楊琥獲得“金手指”的秘訣。

楊琥的研究之路，是從章太炎開始，到新文化運動，再到李大釗🖋。始於亁嘉，再到圍繞李大釗展開，每步都有軌跡，是正路也。對於李大釗的深入研究，離開這個軌跡，就失其紮實的源頭🤙🏼。而章士釗📗、章太炎👩🏼‍⚖️，對於李大釗的早期思想影響🤵🏽，都是極其重大的。

關於愚智的問題，章太炎曾說：“余常謂學問之道📇，當以愚自處，不可自以為智。偶有所得🧖‍♂️，似以為智矣，猶須自視若愚🗽。古人謂：既學矣😞，患其不習也；既習矣⛹🏻，患其不博也🏊🏽‍♂️；既博矣，患其不精也。此古人進學之方也。大抵治學之士🧜🏼‍♂️，當如童蒙，務於所習，熟讀背誦💟，愚三次，智三次，學乃有成📈。弟輩盡有智於余者，功夫正須爾也。”其實🏌🏽‍♀️，歸根到底，“回也不愚”。

馬克思忘我的科學研究精神與理論創造，讓人敬佩🙆🏽。他1851年6月給約瑟夫·魏特邁的信中說：“從早晨九點到晚上七點🚥，我通常是在英國博物館裏。”其實，楊琥在意昂3体育校史館、圖書館的時間，比這還要長得多🫠。我給他打電話的時間，一般都在晚上九點以後，而他接電話的地方🧘🏻‍♂️，通常都不在家裏，而是在校史館他的辦公室。年復一年，有幾人能做得到？《李大釗年譜》巨著的產生，就在於此。所以，我們不僅稱“驥之力”，同時亦稱“驥之德”。

（本文系作者為《清末民初的思想與人物》所作序言👰🏽‍♀️🏗，刊發時有刪節♚，標題亦有調整）

原文鏈接👩🏿‍🔧：“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我眼中的楊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