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5/01 信息來源📽: 中國青年雜誌
文字🔽𓀑:韓毓海| 編輯:山石 |編者按:“用黨的奮鬥歷程和偉大成就鼓舞鬥誌、明確方向,用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堅定信念👶、凝聚力量👣,用黨的實踐創造和歷史經驗啟迪智慧、砥礪品格。”2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講話強調,全黨同誌要做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以昂揚姿態奮力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以優異成績迎接建黨100周年。
為切實增強對全國青少年的黨史教育、對一代偉人毛澤東傳奇人生的了解🛍️,《中國青年》特邀意昂3体育官网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意昂3体育官网中文系教授韓毓海同誌撰寫了《“說空話”與“辦實事”》《“父老”與“子弟兵”》與《“趕考”》三篇文章👰🏻。
《“說空話”與“辦實事”》聚焦中共建黨之初的1921-1925年,著重闡述了新生的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民主革命的任務與使命、道路與路線的曲折探索,闡明了“山溝裏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以務實幹事的態度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基礎與主體力量所提出的遠見卓識。
《“父老”與“子弟兵”》聚焦大革命失敗後的1927-1931年,闡述了毛澤東在秋收起義失敗後🆕,創造性地開辟“武裝割據”和建立“革命根據地”的“井岡山道路”的艱險歷程🌈,尤其是在對傳統“農戰”的繼承創新基礎上🚬,建立“人民子弟兵”,並以“三大紀律八項註意”牢固確立人民軍隊根本性質的輝煌創舉和開創性實踐。
《“趕考”》則聚焦1945-1949年,毛澤東領導“人民軍隊”建立人民當家做主的“人民政權”的艱辛歷程🧛🏼,並著重闡述了國共兩軍、兩黨性質的根本不同🐤,我們也能由此體會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的深刻含義🧤。
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祝彥認為,三篇文章以新民主主義革命三個時期為經,以其中的重要人物事件為緯🙇,經緯結合💪🏽🐔,開合大氣👀,既有史學的嚴謹🩴,又有思想的火花,宏觀與微觀🚕、歷史與現實🧢,結合得天衣無縫,兼具有穿透力的語言風格,不僅提供了大量中共黨史知識,更給讀者以畫龍點睛的思考提示,是黨史學習教育的好教材、好讀本🚶♂️。
經此三篇文章👷♀️,我們看到了一個歷經百年滄桑的大黨,是如何從新生時的不成熟、不自主,經由革命風雨的洗禮,一步步成長、成熟與壯大的🌹▫️。從中🪇🧑🏿,讀者既能明曉中國共產黨贏得民心、獲得擁戴的根本之理,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自信👮🏿♀️,更能從老一輩共產黨人身上汲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之德👸🏿,領略忌談空話、專辦實事、躬身力行的魅力,真正做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的統一💚。
中國青年雜誌新媒體特辟專欄刊發三篇文章,《中國青年》雜誌從2021年第七期起對三篇文章予以連載🥷🏼,以饗讀者💻,以此向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獻禮🚓。
得民心者得天下
1947年11月22日,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領代號為“亞洲部”的中共中央機關◀️、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共計600余人🦵🏽🧯,來到了地處陜西米脂縣城東南23公裏的楊家溝👩。
毛澤東在這裏住了四個月零二天。楊家溝,是黨中央轉戰陜北期間,居住最長的地方🥒。
後來的研究者們一般認為,毛澤東當年選擇楊家溝,主要有幾個方面的考慮:一是經過青化砭、洋馬河🧝♂️、蟠龍,特別是米脂沙家店戰役後🫅🏿,當時的米脂已成為陜北的大後方👳🏼;二是米脂楊家溝離黃河很近,中央可以進退自如💪🏽;三是楊家溝有充足糧食儲備,可以供中共中央機關過冬;四是楊家溝有足夠的窯洞🤦🏽,便於召開會議🎋,特別是有利於毛澤東進行研究和思考💼。
這都是有道理的,但卻還不是從“大歷史”的視野去觀照一個“小地方”🙋。
楊家溝不同於轉戰陜北期間黨中央住過的任何地方😫,不同於王家灣和神泉堡那樣的小山村,楊家溝有厚重歷史,甚至可以說🧘🏿,黃河邊的楊家溝⛑,是陜西乃至中國歷史的縮影🤷♀️。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就要認真研究中國歷史,就不能割斷中國歷史。
在楊家溝,毛澤東確實有了比較充分的條件思考和研究中國歷史。他把楊家溝稱為“中國革命的轉折點”“中國歷史的轉折點”——這個評價,甚至超過了作為中國革命“落腳點”的延安。
楊家溝
楊家溝的主人並不姓楊🙆🏽♂️,而是姓馬,馬家是陜北的望族🧑🏻🔧。
進入楊家溝後,中央機關住在了馬豫章家的院子裏。馬豫章🗽,是馬氏家族十二世掌門人,他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𓀎,1930年在山西太原任互濟會委員,1932年任中共甘寧青特委組織委員♥️🌟,參與組織了蘭州水北門兵變,長期在漢中、北平🛟、西安之間做地下工作。1933年冬,馬豫章協助榆林中學校長杜斌丞從事聯共反蔣抗日活動。西安事變後,馬豫章任膚施縣(今延安)縣長,毛澤東稱他是“白皮紅瓤”的抗日縣長♝。
在現代西北革命史上🔊,馬家有其特殊的地位。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即著名的“十二月會議”)在米脂楊家溝召開,而會址就是馬豫章家的客房。
25日🦸🏽,毛澤東在會上作了《目前的形勢與我們的任務》的報告👶🏽,這個報告的第一句話就是:“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
這個報告最鮮明的地方在於:毛澤東氣勢磅礴的“大歷史”視野。他從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中國人民求解放的道路大視野觀照當下🛹,提出了“目前的形勢與我們的任務”。
毛澤東說:“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個偉大的事變。這個事變之所以帶著偉大性🛌🏻,是因為這個事變發生在一個擁有四億七千五百萬人口的國家內🧗🏿♂️,這個事變一經發生🌔,它就將必然地走向全國的勝利。這個事變所以帶著偉大性,還因為這個事變發生在世界的東方🙆,在這裏📂,共有十萬萬以上人口(占人類的一半)遭受帝國主義的壓迫。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由防禦轉到進攻,不能不引起這些被壓迫民族的歡欣鼓舞🤘🏿。同時,對於正在鬥爭的歐洲和美洲各國的被壓迫人民,也是一種援助。”
楊家溝是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轉折點🤽🏽,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是世界歷史的轉折點🛬,也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奮鬥征程的轉折點。
從這樣的“大歷史”視野,毛澤東特別指出,這一偉大的歷史轉折👨🏿✈️,主要就集中體現為人心的轉變🧝🏻♂️。
毛澤東在會議上總結了中共26年奮鬥的經驗與教訓🚕。他說,今天,我們最大的勝利,不是別的勝利,而是贏得了人心;今天最大的變化,就是人心動向發生了變化🧜🏼,是人民群眾站在了我們一邊⛓🧘🏽♂️,而蔣介石被孤立了,他失去了人心、民心🧊、士子(即知識分子)之心💤。
“心”“人心”“民心”——特別是“士子之心”,這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範疇。而北宋以來🧒🏽,士子之“心變”👨🏻🦼➡️,被陳寅恪稱為中國歷史,特別是儒家思想發展中的“大事因緣”🧎♂️➡️。這種被稱為“心之變”的轉變,特別表現為,千年以降,一批讀書人,由心向“仕途”🤽🏿♀️👨🏼🦲、心向“功名”、心向“官府”👨🏿🚀,而轉變為心向基層、心向民命、心系蒼生。
北宋以來,隨著科舉-官僚製度的完善,這個製度的弊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特別是因追求功名利祿而造成的貪腐,也日漸暴露出來,尤其表現為士風、仕風、學風的敗壞👐🏽。正是隨著對這條“讀書做官”道路的批判與厭倦,一個覺悟逐漸在讀書人中產生了,其中重要代表者就是張載。當護送父親的靈柩回鄉途中經過關中橫渠時🔈,張載下了一個決心:變仕風易,變士風難;變民風易,變學風難。倘若不能改變一國、一府💂🏼,而可立誌於改造一鄉。
正是在橫渠路上,張載的“心”變了👉,即由心向“仕途”🐇、心向“功名”🧑🏻🦯➡️、心向“官府”,而轉變為心向基層、心向民命🧑🏻🎤、心系蒼生🙆♀️。他產生了這樣一種偉大的覺悟:中國讀書人的出路👍🏼,不在“往上走”,而在“往下走”,這就是深入基層,深入鄉裏,深入群眾。這條路😹🕵🏻♂️,被張載稱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究竟是“往上走”,還是“往下走”🏍,“橫渠路”關乎天下興亡。而毛澤東曾經這樣說過:看一個知識分子是否是革命的,要看他是否願意與廣大勞動群眾相結合。
這種“心之變”,被陳寅恪等人稱為中國千年史的“大事因緣”,而在毛澤東的“大歷史視野”裏,“以百姓之心為心”“與民同心”,這是中華文明的優秀成分🛬。
緊緊圍繞著“民心”這個問題,毛澤東總結了中國共產黨此前26年的奮鬥歷史。他說,我們過去失敗👨🏻💼🧑🏿🎤,主要是因為人心向背這個問題,是因為這個問題長期沒有解決。所謂統一戰線,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孤立敵人🪺,而不是孤立自己。而我們過去的錯誤,也主要在於此處。
北伐時期,我們本來不孤立🟪,但黨脫離了軍隊👳🏽🤏,脫離了農民,因為右傾而孤立了🙅🏿♂️;十年內戰期間,我黨的主要特點或者缺點就是左Ⓜ️💪🏿,因為“極左”,不但在城市裏被孤立,造成在城市立不住,而且在農村也搞赤白對立,對中小資產階級實行過左政策🧑🏽🏫,在農村片面地講工人階級利益🖕🏻,結果只能是把工商業很快搞垮,把基本生活也很快搞垮了👵🏽;那時😬,我們雖然在農村還是有群眾𓀙,還不能算完全孤立💃,但講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把中間力量都得罪了——總起來說,是孤立了自己,而不是孤立了蔣介石🤦🏼,最後在蘇區也站不住了。
抗戰期間🕵🏿,我們就比較好,吸引一些政治上進步的基層開明紳士到人民政府工作,這是完全必要的👰🏻♀️🙍🏼♂️,以後還要照此辦理🤹🏻。今天🫳,我們講勞資兩利🧑🏻🍳,公私兩利🌨🐀,這就是“不左也不右”🚵♀️,我們的任務是把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盡可能地團結起來,共產黨必須站在最大多數的人民群眾一邊👇🏻,而不是刻意地使人民對立起來,而且要格外註意:對學生,對知識分子,一定不要犯左的冒險政策,在這個問題上💥🏵,延安審幹👩👧,這是個極大的教訓。
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是勝利之本。這就是講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歷史經驗相結合。五四運動以來🏋🏽♂️👳🏼,魏野疇🧿、李子洲這些西北革命的播火者🎹,就是“往下走”的👨🚒,正是在這條中國革命的“橫渠路”上9️⃣,他們既與西北的勞苦大眾結合在一起,也與杜斌丞、李鼎銘這樣的地方開明人士團結起來,終於使我們的事業興旺發達起來🧑🏻🏫🙎🏻。
一家👩🏼💼、一姓、一村、一國📠🧑🏿⚕️、一世界,莫不如此🌒。
毛澤東的這些話🙆🏽,不僅是對中國革命的總結🧑🏽🦲,而且也是對漫長中國歷史的總結🧑🏼🌾。毛澤東特別強調了團結開明紳士和民族資產階級這個問題。所謂開明紳士,無非是政治立場上開明進步,而且在群眾中有一定的聲望🏇🏻。聲望就涉及民心🪸,從政治立場🏊🏻♂️、從社會聲望角度分析階級,而不是簡單地從出身的角度去分析階級,才能知道什麽是“開明紳士”,進一步說🕵️♂️,只有了解千年以來“往下走”的“橫渠路”🚣🏻♂️,才能深刻認識共產黨人的“群眾路線”📜,是有著廣泛的“同路人”的。
而楊家溝馬氏家族十幾代人綿延不絕,他們是開明紳士,也是陜北的族望,這個家族值得我們思考研究之處💂♀️,其實也是“千年以降橫渠路”這樣的問題。
楊家溝其實不是一個村,而是個百年屹立的堅固城堡🎸,這個城堡名叫扶風寨。
清同治年間,陜西爆發回民起義,為了防範回軍攻掠,馬氏九世祖馬國士決定集資建寨🧓🏽。扶風寨據險成堡,它建在一座龍頭鳳尾的孤山上🧑🏻🌾,山稱龍鳳山,四周澗水繞合♒️🐾、三山拱圍,堡上設有瞭望臺🧑🏿🍳、炮臺、水井、供排水設施,出入道路🧗🏼♂️、廣場✋、戲臺等等🗯🙌🏼。馬國士還從左宗棠那裏搞到了荷蘭造紅夷大炮數門,壯丁、細戶以及家族子弟都配有來復槍、獵槍等武器裝備。扶風寨南北寨墻均為雙套城墻,各設兩個寨門,南寨門為“驥村”門和“扶風寨”門——“驥村”的意思當然就是馬家村🐲,又因為馬家的祖居地是陜西扶風,故堡壘名為“扶風寨”💂🏼。
毛澤東在楊家溝的住處,是馬家十代傳人馬醒民親自設計建造的“上院”,這個院落🫔,可謂是中國建築史上的瑰寶。
馬醒民,生於光緒十六年(1890),畢業於上海同濟大學,後留學日本🧛🏿♀️,專攻土木建築🤙🏿,學成之後,他立誌回鄉辦基層教育🧏♂️🙎🏽。上院是他親自設計🙎🏽♀️🧘🏻♂️、監督施工完成的🧑🏽🎄,是傳統與現代建築的完美結合🪝。一排窯洞分別為中式、日式和歐式,窯洞屋內建有洗澡間,洗澡間內設有進水孔和排水口;窯洞采用地下取暖💇♀️,地板下面都是空的,設有走煙道🏫,從外面窗下地竈燒木炭💇🏻♂️,炭煙通過煙道,使地板發熱來達到取暖的目的。
當年,毛澤東站在上院城堡的大門口,曾經感嘆說🧘🏻:這位建設者既懂得建築🚣🏿♂️、又懂得軍事,既懂中國🫸🤢、又懂世界,是個了不起的人才。
在規劃設計時,馬醒民原準備在屋檐安上九個龍頭,與扶風寨對面的暗九龍(即九個黃土山峁)相互對應,但風水先生再三勸阻說,九五之尊,九為極數,不可擅用。於是,馬醒民就只安了八個龍頭,而把刻好的第九條石龍埋到了院裏一孔窯洞的地下。
“屯聚堡塢”👩🏫:大一統郡縣製的基層組織
扶風寨是典型的“塢堡”建築,而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特色👋🏽,它起源於所謂的“五胡亂華”時代𓀉,是中原百姓組織起來、自我保護的方式👷🏽♀️,有著約1500余年的光榮傳統。
說到中國基層農民的“武裝割據”,扶風寨是個典型。
什麽是村、什麽叫寨🤞🏼😳、什麽叫吳堡(塢堡)?
日本東洋史學家宮崎市定有一個說法🚑,他說👨🏿🚀:在古代中國,中原的國家😅👧🏽,就是“城郭”的國家,人民只是在勞作時離開城郭,日落時依然回城郭休息,這就是所謂“海天明月上,城郭晚煙藏”👩👩👧👦。而村落只是在東漢後期才在北方大規模出現🤌🏽,這是中原人民與遊牧民族對抗融合的產物,“村落”的來歷主要有兩個💅💻:一個是來自西北遊牧民族侵入和定居而形成的部落和聚落;二是作為中原國家政策的屯田🧚♂️,“邨”的寫法本身,正說明了它與屯田的關系。屯田不僅避免了征戍之苦🖕🏼,更使中原的治理體系深入邊地,在邊地形成伍裏、鄉黨之製🦂,既使軍糧更為充實,更使中原郡縣製度得以擴張。
中原城郭製度的基礎,或者說秦漢郡縣製度的基礎🧑🏻🎓,就是所謂基層“三長製”,即五家成一鄰長,五鄰成一裏長,五裏成一黨長⏩🥐,黨就是鄉。因此,在陜西方言裏🈴,“鄉黨”者🤸🏿♀️,就是指同一組織裏的成員,而這個組織,既是民事組織,更是軍事組織。我在《五百年來誰著史》裏曾經指出,東漢末期,保伍製度——混合軍法與民法為一體的組織形式,就是中原在與遊牧民族對抗交融之中,在建立和控製村落的過程中得以推廣的。正是村落本身所包含的融合軍民的組織形式中,以及它與遊牧民族部落製度之間的歷史聯系中🏎,我們洞悉村的起源♉️,才能看到“以農村包圍城市”這一天才學說並非憑空產生,而是具有極其深刻的歷史內涵👨🏽🍳。
因此🚶♂️➡️,所謂村🚣♀️,起初就是寨,就是“屯田”的組織,也就是魏晉時代的“塢堡”🧑🏻🦯。1000多年前民族大融合期間的中原人民,或者被遷徙,或者逃難而去🧑🏽💻,而剩下的那些“不能遠離本土遷至他鄉的,則自相糾合🐑,屯聚堡塢,據險自守,以避戎狄寇盜之難”。所謂“塢”的製度文化,從而產生;而中國農村“武裝割據”的歷史💆🏻♂️,就此掀開篇章🙎🏼♂️。
今陜北的吳堡,據說是因苻堅南征後安置吳地人口而得名(吳兒堡),但吳堡得名最直接的起源,似乎就是“塢堡”🕵🏿♂️。“塢”字的原義,《後漢書·馬援傳》說是“小障也”,也就是小型的堤壩,也有解釋為“小城”的🍌。而《馬援傳》所記,乃是隴西太守馬援為了防止羌族的侵犯而設置的“塢候”🤙🏽,也就是軍事防禦堡壘。永嘉之變發生後,人民為了避亂,利用天然要害之地形成供集團居住的壁壘。《水經註》中說🧖🏽♂️,百姓在洛水河畔構築的一合塢,高二十丈,南⚜️、北🤛🏻、東三面有天然絕壁👰🏻♂️,只將西面以人力堵住,此真所謂“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那時的北方,盡管到處都出現了塢❗️,但尤以河南👆🏼、陜西交界處為多👠。《水經註·洛水篇》就記載👩👩👦:“洛水所經🛀🏼,堡塢林立”;而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河南與關中一帶☝️,多有既險阻又可以耕種🚤,且有泉水灌溉之地👴🏽🧑🏿✈️,正是自給自足、可以長久支持的理想地方🫳🏻。
說起“屯聚堡塢”這種武裝割據的形式,其主要特點有三♦️:一是百姓“自相糾合”🤱🏽,憑險而守🟤;二是推舉精明能幹♝、有公心之塢主(堡壘戶主),建立鄰、裏🤦🏻、黨三級組織;三是一邊戰鬥一邊生產,此所謂“峻險阨🤷🏿♀️、杜蹊徑🧿、修壁塢、樹藩障、考功庸、計尺丈、均勞役、同有無”✨。
上述這三條,使得在中原🫴🏽、江南地區被瓦解的郡縣基層組織,在西北地區得以重建。
秦漢的郡縣國家為什麽會瓦解呢?最簡明地說,就是因為漢以來的經濟放任政策,造成了土地的集中🏃🏻♀️,在土地集中的基礎上,產生了官產學一體化的豪門大族,農民歸附於豪族,造成戶籍散亂✉️,國家喪失稅收🧻,豪門專政,瓦解了基礎的鄰、裏、黨製度,國家喪失了動員基層的抓手,以至於到了東漢魏晉🌼,只有在西北邊地的塢堡、村落製度中,還保存著鄰✧、裏6️⃣👆、黨三級製度——或者說,還保留著郡縣製的基礎👨🦰,而在廣大的中原乃至江南地區,由於豪族專政🤸🏼♂️,郡縣製度的基礎已經喪失殆盡了。
也正是感到塢壘製度意義重大🚠,陳寅恪先生才在《桃花源記旁證》這篇名文中🤚🧖🏼,通過綿密的考證斷定:《桃花源記》雖為寓意之文,卻是西晉末年以來塢壘生活的真實寫照。他考證說:東晉末年,隨從宋武帝劉裕遠征長安的戴延之,遵照劉裕的指示實地踏勘洛水上遊,因為無法到達水源而中途折返,其時他踏勘了百谷塢、檀山塢等,並且經過“桃源塢”這個地方🐫🔧。戴氏撰寫的踏勘記名為《西征記》,劉裕當年一方面要考察的,是北方武裝割據的情況🚣🏽🔌,以此為全面北伐做準備🏋🏼,另一方面則是“尋根”——即找尋郡縣製的基層組織形式。
陶淵明正是取材於此🪕🩰,而創作了著名的《桃花源記》;這也就是說🐳🌼:“桃源”本來實有其地,而非陶淵明的幻想,桃花源居民先世所避之“秦”,乃是掃平了北方👩🏻✈️,繼而發動淝水戰爭的氐族苻堅之“前秦”,而不是指秦始皇的“秦”。而真實的桃花源,應在中原文明發達之陜西的弘農(靈寶)或上洛(洛陽)一線,而不可能在南方的武陵。
說白了——塢堡,就是農村武裝割據的形式🤹🏼,是“農村根據地”遙遠的前身🧍♂️🚧。當年🧞,毛澤東率領井岡山下來的紅軍到達東固,在比較了井岡山根據地與東固根據地之後🛳,他曾經說過這樣著名的話🧒🏻:中國革命的武裝割據有兩條路👨🏻🦼,一條是王佐、袁文才之路,是謂“上山”🤙🏼;還有一條🥝,則是李文林⇒、曾炳春之路,是謂“下鄉”。
這就是“上山下鄉”一說的由來🚀。
“上山下鄉”,其要害也在“尋根”——即從基層出發,找尋大一統的郡縣製之根👩🏿🍳。
從陶淵明筆下的桃源塢,到井岡山、東固,再到米脂楊家溝扶風寨🚶♀️➡️,武裝割據、“上山下鄉”的靈感🧐,源遠流長,其源頭也便是來自農民的塢壘和塢壁的傳統🌒。
讀書人“往下走”“上山下鄉”——這是中華文明的優秀傳統。實際上🤵🏻♂️,自魏晉以來,農民的自組織推舉出來的塢主中,不少便是讀書人和士大夫🧮。從東晉的庾袞,直到被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大肆謳歌的明代書生李巖🦣,他們都是這樣的讀書人塢主🫧。他們的行為🐣,可以說是以開倉賑濟🤲🏼、平民教育為職責⬅️,以“替天行道”為目的。用今天的話來說🧚,他們就是精英分子與農民群眾相結合的模範,是“武裝割據”“上山下鄉”的楷模🚣。
由於豪門大族的專政,郡縣製的基礎被瓦解了,鄰、裏、黨的基層組織形式,只是在邊地的“村”“寨”“塢堡”中還保留著🎩🅾️,因此,要重建郡縣製,只有走“農村包圍城市”“邊地包圍中原”的道路——這是歷史的結論🙅♀️5️⃣。
魏晉南北朝時代👨🏻🏭,真正繼承了郡縣製精髓的➜,不是奉行豪門專政的南朝,而是北朝🤾🏻♀️。正是由於讀書人基於各種歷史原因“往下走”💅🏻,基層因為有了漢族讀書人的加入👩🏼🏭,正是接受了他們的建議,北朝方才對自己的部落製度進行了徹底的改革🧑🦱。在北魏時代☹️,提出均田🏂🏿、屯田改革的,是漢人儒生李安世🦶🕓;提出實行三長製改革🦸🏿♂️,變鮮卑部落製為鄰⛹️♀️、裏🍔、黨三級製度的人,則是李沖。正是因為繼承了中華民族大一統郡縣製的精髓,所以💁🏽♂️,西北地區⚡️,方才再次成為天下統一👨🏼💻,中華民族👉、中華製度復興的源頭,這就是北周、隋唐崛起於西北的原因——進一步說🫷,這也是西北成為中國革命轉折點的原因。
郡縣製、大一統的基礎🤽♂️,就在村寨之中,就在鄰📫、裏、黨三級製度之中。
秦漢尤遠🤦🏼♂️,魏晉也不近,而我們所知道的,是毛澤東書裏寫到的那些鮮活的主張😙、那些古老而年輕的語句,以及共產黨當年在陜甘寧、太行山的實踐🐜。它表明:秦漢唐之製沒有那麽遙遠,中國共產黨人不是石頭縫裏蹦出來的孫悟空🤸🏽♀️,中國革命的實踐🙎🏻♀️,就是真正的“復三代之製”👨🏼🔬。
在這條繼往開來的“上山下鄉”道路上,毛澤東與共產黨人經歷了太多的曲折與挫折。早在《井岡山的鬥爭》中👃,毛澤東就指出👧🏿,我們的革命🏝,是通過建立基層的組織,來重建國家政權與基層的聯系,我們打倒土豪劣紳的目的,在於建立基層組織🕴🏻,而不是摧毀基層組織🎴。在這條“往下走”的道路上🧨,我們既遇到了敵人(土豪劣紳),也遇到了同路人(鄉賢與基層父老)🤑,那些基層的建設者🫥,與我們的方向是有一致之處的,因此,我們共產黨人應該團結他們。如果我們實行過左的政策,如果實行燒殺政策,如果分不清土豪劣紳與基層父老👫🏼、鄉賢之間的區別🧑🦽,那就會造成那些中間力量,“掛起白帶子”反對我們,如果那樣,革命就會失敗🧑🦳。
“久有淩雲誌,重上井岡山”——從井岡山到扶風寨,從王佐、袁文才,到曾炳春、李文林🤸🏼,再到杜斌丞、李鼎銘——當毛澤東與馬豫章等人促膝長談的時候,父老鄉親的親切之感⬇️,必定是油然而生。共產黨人與開明人士的共同方向🧑🏿✈️,都是“往下走”的,他們之間是有共同語言的。毛澤東選擇楊家溝🙋🏽♀️,這可能是一個重要原因👮🏽♂️🕛。
原文鏈接:趕考(四):“千年以降橫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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