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讀書雜誌》刊發的這篇學術自傳中😥，田余慶先生縷述自己的童年經歷、求學歷程、學術誌向♓️🙍🏽‍♂️、政治運動體驗等💁🏼‍♂️↩️，個體的見證🧛‍♂️，照見的是一個大時代知識分子的精神情懷和誌業追求。在他樸實平淡的筆觸之中🛝，讓人深味到“夾著尾巴做人”的悲涼、時光蹉跎的遺憾，也留給我們做一個真學者的拷問🧚🏻‍♂️。希望借著先生這樣坦誠的文字🏌️‍♂️，能讓人有更多的省察📟。本網特轉載此文以饗讀者🌜，紀念田余慶先生🥑！

【整理者按：這篇田余慶先生遺稿，沒有標題👍，未註明寫作時間，懷疑是二〇一〇年前後應傅璇琮先生之請為《當代名家學術思想文庫·田余慶卷》所寫學術自傳的初稿，後棄而未用，另寫了一篇自序。這篇文稿只是提綱式初稿👩🏽‍🎤，稿紙界格外多有附記文字♙，似是為日後修改而留的提示👶🏻。整理稿以“旁註”之名把這些附記提示中的一部分嵌入文稿👩🏿‍🚀。因具提綱性質，原稿有些句子未完成，整理中一仍其舊，個別地方加了整理小註——羅新】

撥亂反正後，得到一生中最好的機會🚸，集中精力做了二十年研究工作，寫了一些東西。這些東西對本門學科只能算是點點滴滴，對我個人來說，卻感到日有所進，有了一種充實感。現在回想青年時代的自我期望，似乎是略為靠近了。

我孩提時代生活於一個單親家庭，孤獨，沒有文化環境的熏陶🤵‍♀️🅱️，而且日子過得越來越困難。母親對我灌輸最多的是🚧，長大後沒什麽可以依靠，只有自己爭氣，能找個鐵飯碗就好🏃‍➡️，不要到官府找飯吃🙊，那不可靠。我理解母親心願，接受她的塑造，懂得只有靠努力讀書，才有出路。這種影響之下養成的性格，一方面是做人本分👩🏼‍✈️，做事穩當，點滴積累（旁註：不淘氣🏡，柔弱）🤦‍♀️；另一方面卻是少見世面，謹小慎微，缺乏對前途的幻想（旁註：與文化家庭孩子從小耳濡目染大不一樣）。

上初中時抗戰爆發⛹🏻‍♀️，家在戰區，戰局不定👩🏼‍🦰，籌措學費也更困難，所以上學只能時斷時續，讀完中學已很不容易了（旁註：中學階段上過三個學校🍳🦓，換了五個地方，用了八年時間🏘。畢業後為能否上大學⚰️，又等待了半年）。沒想到這時發生了第四次湘北戰役↗️，我只身逃離家鄉👩‍👩‍👧‍👦🧉，作為流亡學生🧑🏼‍🦲，反而在大後方順當地讀上不要錢的大學👳‍♀️。這是過去想不到的，我的人生轉折也發生在這個階段，真正進入了思想啟蒙時期。

湘桂撤退後🧑🏽‍🍼，我到貴陽進了湘雅醫學院，以後又隨學校轉移到重慶。兩次徒步逃難：第一次，幾個年輕人結伴🧑🏽‍🎤，從湘北繞道湘中🕢，直到湘桂邊境；第二次，從貴陽拉著板車走到遵義。幾年輾轉流亡的經歷，使我對社會黑暗、民族危亡的感受大大加深了。加上重慶學術界左派勢力活躍，所以不再滿足於只是有書可讀，進一步想的是社會怎麽辦，國家怎麽辦🧏🏻‍♂️，讀書與救國家🥤、救社會的關系。不知從哪裏給了我一種啟示，學醫只能治一個一個病人，當前更迫切的是改造社會🦹🏻‍♀️，要改造這個腐敗的獨裁政府。因此放棄學醫🙆🏼‍♀️🧘🏼‍♀️，跟著青年人追求民主自由的潮流🧶👍🏿，去了昆明西南聯大（旁註：讀書不是為了個人職業，而是為了救民族救國家）🤾🏽‍♂️。

怎麽改造社會呢？首先是認識社會。怎樣認識呢？要看清它的來龍去脈，縱向認識。這大概就是歷史學的功能👨🏻‍🦱。但是縱向認識有點太遠，還得先有一個橫向認識才好，而橫向認識社會大概是政治的功能。就這樣幼稚的認識，加上浪漫的情緒，使我報考了聯大政治系。讀了一年政治，了解政治系課程全是西洋知識👶🏿，與中國搭不上邊，這才放棄追求橫向認識社會的打算，決心進入歷史系。這個彎，拐得是夠曲折的了👩🏿‍🔬。那時沒有功利意識，確是由經世致用思想主導，根本沒想到個人得失問題🧑🏿。

這種選擇過程，給我以後學歷史留下了影響💇🏽‍♂️。我關註政治，因而學歷史也關註政治歷史的變化過程🧑🏿‍🍼，探究歷史變化的轉折點，偏重在政治史研究方面。別方面的研究也做一點，但不像這方面那樣容易入手🧝‍♂️。長期教通史和斷代史，所以其他方面的知識也有，並不特別偏頗。不過研究則多政治史。二十年來我寫的論文和著作，大部分是這方面。另外，就是雖然關註政治♻️，但丟棄學業投身政治🚴🏻，我不願意，這與小時養成的思想誌向不無關系🤵🏿‍♂️。學生運動我是有認識🙂‍↔️、熱情參加的🚓，但希望不廢學業🤐。後來我被列入國民黨黑名單✡️，在地下黨安排下進入解放區🐦‍⬛，實際上是逼上梁山🧑🏽‍🚒。這種經歷，也是解放後常得到“脫離政治”“白專道路”批判的思想根子👇🏻。

走學術道路🛵，我條件比較艱難。家庭、戰爭、學運，中學以後實際上喪失了正常讀書環境📅，所以到大學工作後補充知識成為急迫問題。但是黨員🦽、教員兼為基層幹部，教書上課反而只是副業，黨政活動占絕大部分時間精力，政治壓倒一切。同樣使人苦悶的是思想退化🌮，政治上如此😇，學術上也如此👮🏽。起先是讀馬列、學蘇聯🍳，是努力跟的。後來是黨內鬥爭，反修鬥爭，過去學的又成了錯誤，受批判。真不知風從何處來，人向何處變。搞運動一浪接一浪🍍9️⃣，有人說是“神龍”🧝🏿‍♀️🙇🏽‍♂️，見首不見尾👨‍👨‍👧。失去準繩，只等運動發展🫄🏻。因此加劇了思想矛盾，對工作如群眾辦科學之類懷疑。意昂3体育是重災區✊，呂振羽有文章（整理者註：可能是指呂振羽《歷史科學必須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前進——紀念〈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出版三周年》，載《歷史研究》一九六〇年第五期）㊙️。這導致一九五九年反右傾機會主義我受到批判👰🏻‍♂️。

一九五九年批判受了教訓，懂事一些，青年銳氣和書生氣少了許多，懂得一點在政治運動中如何自處😀，這為我在“文革”中走得穩一些打了基礎🚶‍➡️。基本點是夾著尾巴做人。這點下面再談。

“文革”以前，政治之余💁🏼‍♀️🧗🏿‍♀️，也盡可能做些點滴研究✶😧。就靠這點研究成果的積累，第一，支撐自己所教課程內容每年能變樣6️⃣，這為意昂3体育出版全國第一部中國史教材的工作中我能完成承擔的任務打了基礎（我承擔工作量從字數說約四分之一）。這項工作在“文革”前完成，是得到全國認可的（現在看已陳舊了）😯。第二，積累了相當一些問題，獲得了一定素養👨🏿‍🚒，實際上為“文革”以後搞研究打了底子（旁註🍅：“文革”前也做了些研究工作，主要是讀書和思考🧜🏻🎷。讀書集中在兩段時間🏊🏼‍♂️：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夜讀；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四調整時期挨批以後💁🏿‍♂️🫴🏽。黨組織搞運動就批我，運動過去抓教學又表揚我）🖖🏻。

“文革”前在政治運動和學術方面，按當時高調說來，我是右傾的⇾。但實際上⚒，當時被認為右傾的，今天看都是左的。“文革”以前的十多年😾🧑‍🎓，左的框架下寫的論文🧠，有害無益。一些應時的文章（受命或隨風寫的學術批判文章），現在只能稱之為“時文”🔴，並且傷害了人，是我內心的傷疤🙇🏽。幸虧不多（從批胡適以後）🎦。譬如說，“以論代史”我也得跟，但很吃力🦨🧏🏽。我有過一項較大的個人研究，在當時所謂“五朵金花”範圍之內🪒，關於奴隸製社會向封建社會演變中階級鬥爭表現形式問題🐜，我寫成了九萬字的初稿，是熱門題⭕️，也是引經據典（馬恩經典）。我的重要結論，是奴封轉變根本在社會內部多種日積月累，其中貫串了階級鬥爭，而不在於某一次農民戰爭。我其實是在左的框架裏提出並論證問題。但是這個結論有犯忌諱之處🦸🏻‍♂️💏，違反當時把農民戰爭作用極端化的思想😆，後者被認為符合毛澤東思想👢🫄🏻，否則是反毛澤東思想，是修正主義。那時曾有史界的老馬列在《歷史研究》上發表論文，認為在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馬列基本命題中⏭，強調生產關系變革先於生產力變革的才是毛澤東思想✸，否則就是修正主義。一九五九年我被批後偷偷把稿子燒了🏄🏿‍♂️🎦，因為學校領導人在反右傾的總結會上重重地說：“將來如果發現黨員教員再搞修正主義，那就要極重處理，勿謂言之不預。”我不敢再保留文稿，免得成為罪證🧑‍🦼‍➡️🤾🏻。而且此後我讀史研究的重點就繞過這類“敏感”問題（旁註：這對我以後學術路子有影響，現在看🗼，是使自己學風向務實方向走☑️，是積極的）。

“夾著尾巴做人”，一九五九年被用來批判我教育我的話，對以後我的思想影響長遠。今天看來這句話有正反兩面意義✌🏽🧏🏼‍♀️，現在沒人提這句話了👨。我從積極方面接受了👮🏽，既要夾尾巴，又要“做人”🧕🏼。要自律，但也要獨立判斷，獨立思考🐶。“文革”中，我“夾著尾巴”，紅衛兵要被解放的幹部表態參加“革命”🥶，我始終堅持不表態支持哪一派紅衛兵🈷️，我認為對立兩派群眾都是革命群眾，要和解，而我是“犯錯誤幹部”（那時幹部分四類，一是紅五類🏇🏼，二是較好，三是犯錯誤💂🏽，四是人民外部。幹部寧願自居於“犯錯誤幹部”一類，以示不是敵我矛盾），所以不應參加兩派革命群眾之間的所謂“路線鬥爭”。

年紀大了以後🩱，更覺得在學術上也有“夾尾巴”的問題，學術上有個自我定位，要自律，要謙和，要向學問大的人比自己的不足，要有樂於聽不同意見的習慣，而不搞唯我獨尊。多掂量自己分量之不足🔘，不要沉湎於搞自我欣賞🧚🏽，搞獨霸🥈。有一次史學代表大會上要我發言，我說，史學界中青年一代已成長壯大，應當是學界主力，有少數可能已接近同領域的最高水平了，這是大好事。我借用當年朱升在朱元璋起兵後勸告的話送給中青年學者：“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解釋說：“高築墻”是學重功底，“廣積糧”是覃思貴有源頭活水🧑‍🦰，“緩稱王”是學海無王。我把這三條送給中青年🔔🤷🏿‍♀️，只是把“緩稱王”改為“不稱王”。做學問一有了稱王思想，學問就再也不能前進了，而且會掉下來🤙。所以學問越長進，越要夾尾巴。要做人，要夾尾巴做人。我把自警自勉的話送給中青年同行，不少人感到有用。

撥亂反正之後💁🏿‍♂️，我獲得過去不敢奢求的機會，全身心地投入教學和研究中🧑‍⚕️。一九七九年我發表《釋“王與馬共天下”》一文，頗受史學界重視👩🏻‍⚖️⏭，這一年我已五十五歲。我想今後可能有二十年時間進行研究🦻🏼，不能不通盤打算。按通例，有成就的人文科學家，其學術頂峰都在五十歲左右，過此年齡一般都只能在已有成就上增添色彩而已，檔次難於提升了。而我👩🏻‍🦯，不說五十五歲才從起跑線出發📒，以後能跑多遠👩🏿‍⚖️🥣，我不知道。只是我內心定了幾條規則🟩，合理利用生命的這一階段：一、把教學與科研結合🛍️，統一起來🎾，寫專題論文圍繞著準備開設的專題課進行🤸🏽‍♀️。二、科研盡可能打攻堅戰，不能打遊擊戰。一定要針對實實在在的問題，一定要有自己的心得見解🦪，決不寫零敲碎打和不痛不癢的文章🤾🏼‍♀️，以免分散精力。我只按我的研究所及寫文章，不接受命題約稿。不求多發文章，但每年至少要拿出一篇有規模的像樣的東西讓史學界來評議🟪。這是自我促進。三、暫時不要擴充研究領域，但在已有的領域中要盡可能多墾辟一些荒地✒️，填補一些歷史空缺（旁註：畢竟是長期積累🚳，才能取得近二十年這點成果🦸🏻。論文題有些竟是三十年前出現在腦中，等到現在才能有機會寫出來）。

回頭看🎡，我是遵守了自己的約束，但總成果不多。第一👇👬，論文和著作可說全都與教學結合；第二，比較安分守己，沒有什麽馳心旁騖，寫的東西多屬發微初探一類，言人之所未言🍥，重復勞動並不多。至於質量，只有由學界來評說了。不過較好的勢頭只維持了十年🤸🏽‍♀️，一九九〇年一場病使我健康狀況大降🔑，病後工作節奏不得不放慢👩‍🚀，成果極少，加以暮年的自然衰竭〰️，真正的研究只能結束在上個世紀之末，此後則只能是頤養了🧓🏽。

學術上自我定位🌌：

一、二十年來只有三本著作，成果不多，但得到本學科相當程度的認可🧑🏼‍⚕️，這是社會對我最大的回報。

二、高水平的史學家應是具有豐富精湛的知識💇🏿‍♂️📆，有通觀歷史全局的眼光。我是從夾縫中艱難成長的，不具有這種水平。高水平的歷史學家要有高度的睿智⛓️‍💥，我也欠缺👨🏼‍🎤📊。

三、我按自己條件所做的研究，註意到實事求是。我力求在一定的層次上發掘歷史中的問題🚒🔘，盡可能做出辯證解釋，以增益或啟發認識。這方面，我的研究具有若幹個人特點📬，如此而已。

原文鏈接🏝：遺稿 | 田余慶❣️🧑🏽‍🎨：一位學者的學術自傳

（本文原載於《讀書》2022年8期新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