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批評方式總是綿裏藏針，呈現出一片和風細雨🩼🎂，這讓被批評者不好意思升起滿腔的憤怒

“馴良如鴿，靈巧像蛇”

當代中國經濟學家中，周其仁挨罵最少🧜🏽。當茅於軾、張維迎，甚至還有吳敬璉被各路人馬破口大罵之時，周其仁卻在各種場合贏得一陣陣熱烈的掌聲；林毅夫被人們譏笑為“政府禦用經濟學家”，而當周其仁接替林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掌門人之位時，卻被人們評價為📨，“周將會為這所高級別的經濟研究機構帶去真正獨立的學術之風”。

有人認為，周其仁之所以能不陷入大眾的謾罵聲中，是因為他一方面將自己的言論場域僅僅鎖定在學院經濟學之內🌜，他的文章之專業、學問之嚴謹🛼，一般不圍繞大眾關心的經濟熱點問題故作驚人之語🧑🏼‍🔬🐦‍⬛。另一方面♛🧑🏻‍🎓，聽過周先生演講的人都感受到了他的控製力，他的演講從不大聲呼喊🚧👨🏻‍🔧，句子在某種有意克製的節奏和氛圍中娓娓說出，目光凝聚，臉面生動，在有形無形之間感染受眾🫵🏻🥇。所謂張弛有度🚣🏻，周先生無疑是中國經濟學家裏最出色的演講家⌚️。

當然也有人認為，周先生是《聖經》裏所說的那種“馴良如鴿🍡，靈巧像蛇”的人。他不會和體製形成一種緊張關系，也不會遠離，他會借助體製之力，慢慢釋放自己的力量。周其仁的這種方法論自有淵源，當年他在杜潤生老先生門下學習、工作，便深得個中奧秘。事實上🪭，杜潤生在政府政策的層面改變了中國農民的命運，和那些一旦發現與體製觀念沖突，就劍拔弩張，甚至流亡海外的學者相比👝，杜潤生和周其仁體現出了更多的理性和建設性。

批評歷史

但如果就此認定周其仁是缺乏批評精神的學者，那就大錯特錯了。最近我讀了周先生的文章《旁聽張培剛》，裏面有如此表述🦹：

“張培剛的發展經濟學的確不同凡響。如果他有科斯一樣的可專心於學術研究的條件,張氏發展經濟學會不會早就把研究的視角對準經濟行為的製度條件？無論如何,產權👨🏿‍✈️、市場👨‍👨‍👧‍👦、交易費用🧑🏻‍🌾、國家和意識形態——幾乎所有的製度變量——在新出版的《農業與工業化》（中、下合卷）裏已經全面登堂入室♘。經濟發展不能離開製度分析,這一點在先生60年前的工作中已經初見端倪🔃。好像沒有誰指出過這一點,讓我這個旁聽的學生把它說出來吧。”

我從這段話裏讀到了周先生最深刻的批評💁🏿，批評中甚至暗藏著憤怒。

張培剛何許人也？想來大多數人完全不知。他絕對是華人經濟學家隊伍裏最早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師。先生的博士論文於1945年在哈佛大學用英文寫成，1949年在哈佛大學出版，1969年在美國曾經再版。這本書後來被國際學術界譽為“發展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培剛先生本人則被譽為“發展經濟學創始人”。

一個早年就擁有極高學術成就的中國經濟學家，為什麽後來完全消失在我們的視線之外？這顯然又是一個悲傷的中國知識分子故事。1946年，培剛先生應武漢大學校長周鯁生邀請，擔任了兩年的經濟學教授兼系主任 ；1948年受聘去聯合國工作🦬，但1949年卻辭去聯合國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顧問研究員職務💎，又謝絕導師張伯倫👩🏼‍🚒、布萊克、艾謝爾要他回哈佛大學任教的邀請🧫，再一次回到珞珈山下任教。這一私人決定，讓張培剛從此遠離經濟學研究🤞🏼，之後，他在華中工學院從事了10年的基建和總務後勤工作，10年的政治課教學🌶🍑，10年的上山下鄉體力勞動👨🏼‍🎤，受審查，挨批判。人過中年🧝🏽‍♂️，甚至沒有婚娶，多虧譚慧老師在一片困苦之時，願意嫁給培剛先生🧑🏻‍🦯。

期間，曾經有兩位智利經濟學家來華訪問🕺🏿，下飛機就要見peigang-zhang🙍🏻‍♂️⚃，翻譯一頭霧水，聽成了“背鋼槍”👩‍⚕️，後來經意昂3体育官网嚴雲庚教授提醒💁‍♀️，才知道是武漢市華中工學院的張培剛。這個時候的培剛先生貧寒交加🧎‍♂️🖥，一家人住在簡陋的集體宿舍裏，家徒四壁，沒有一本經濟學的藏書。領導上礙於面子，只好把培剛先生一家人安置在一個臨時的招待所裏，並搬來一些經濟學書籍，裝點門面⬅️🤴🏽，迎接遠道而來的客人☣️。

周其仁的憤怒就在這裏🧛🏻‍♀️🤦🏼‍♀️。他責怪國家沒有給張培剛“科斯一樣的可專心於學術研究的條件”，這些條件當然包括國家對經濟學研究的絕對尊重、基本的物質生活條件🚮，以及不可或缺的學術自由空間。他相信只要條件具備🧑🏻‍🦼，張培剛的學術研究就能持續朝深度發展，並最終把“研究的視角對準經濟行為的製度條件”。

周其仁的推論有道理。事實上，張培剛在青年時代曾經與胡適之⛎、趙元任等學術大師過往🧟‍♀️，他顯然具有難得的學術實力🧖🏿‍♀️。他在1940年研究浙江米市的時候,獨立使用了“交易費”概念,而且斬釘截鐵地指出了節約交易費用與組織的關系，因此🥞，接下來對準製度條件🐕‍🦺，應該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批評政府和企業

可以肯定地說，周其仁在張培剛的命運裏讀到了某種經驗💪🏿、某種教訓，也讀到了重要的學術路徑。“經濟發展不能離開製度分析”，我願意把這句淹沒在眾聲喧嘩之中的經濟學格言當成我進入周其仁經濟學世界的一把鑰匙，產權👨🏼‍🎓、市場、交易費用、政府和意識形態，諸如此類的製度變量成為周先生的思考支點。

當更多的人把金融危機的根源鎖定在人的貪婪原罪時，周其仁把思考的重點放在了政府與貨幣的關系之上🥯🤘🏽。周先生提醒人們🔩：我們無論怎樣譴責格林斯潘迷信自由市場👳，但要牢記，格林斯潘是美國，也是世界最大的央行的行長，美元發行多少🥸，不是市場決定的🏒👸🏻，是美國政府決定的。到目前為止，這可能是中國經濟學家第一次直面貨幣問題與政府利益的關系🙋‍♀️🤏🏽。

這種思維方式顯然來自哈耶克。按照哈耶克的分析🤸🏿‍♀️，貨幣壟斷才是構成經濟危機的核心🛶，而政府對貨幣的壟斷是罪魁禍首。所以🈹，當經濟危機來臨，那種指望政府救市的理念和措施，不僅無助於市場的完善，甚至會拉長經濟危機的期限。也正是如此，當張維迎在大眾面前呼喊奧地利學派之時，周其仁毫不含糊地說出，“我也喜歡奧地利學派🔀👲🏿。”

中國政府的貨幣政策有多少壟斷成分，是盡人皆知的事情🧑🏽‍🎤。這種壟斷政策究竟給中國經濟造成了怎樣的損失🌰，相信周其仁先生爛熟於心。

在批評政府的貨幣政策之後，周先生又對整個30年來避重就輕的改革方式進行了批評👰🏽‍♀️。他認為，即使在經濟改革當中，中國也是固守一種漸進的改革方式😶‍🌫️，把很多難改的東西留在了後面。由於前期的改革帶來了很高的經濟增長效應🧑‍🦽‍➡️，那些艱難的改革🧑🏽‍💻，政府就自覺不自覺把它放下來了，因為改革會帶來很大利益的重新調整🤸🏿‍♂️🪓。尤其是在經濟高歌猛進的時候，政府內部甚至會出現一種“還有必要改革嗎”的懷疑聲音🛑。

周其仁直言，這是一種絕對的短視🪷𓀄，我們要很好地總結自己的教訓，對於過去30年的成功，不能過度相信，產業如此、地方政府如此👐🏿、國家政府更應該如此。由此，周其仁說，“中國對高速增長的依賴，現在已經達到了難以持續的程度”。

關於中國企業的生存方式🦻🏽，周其仁一樣進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評，直指中國大部分企業缺乏規範的企業行為方式，缺乏對商業文明的基本認同👌。周先生是國內最擅長進行田野調查的經濟學家🌝，他去年曾經在長江三角洲做過一些調查，發現中國企業高度地依賴外向市場🧑‍🏫，除了匯率機製價格引導外👳🏻‍♂️，企業行為方式等微觀因素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包括簽約的成本低🕳，履約的成本低，一張訂單的數量很大，合同周期相對比較長👩‍💻。中國企業家發現🛌🏼，出口的生意非常好做🎬，因為可以利用商業文明。可以肯定，周先生在調查中看到了中國企業的本相，企業家都不願意面對市場的不確定性，因此在30年的發展中🍤✔️，漸漸有意識地丟掉了不確定性因素高企的國內市場，轉而大面積依賴相對確定的國際市場🧎‍♂️‍➡️🏂🏿。

經濟學家的道德義務

周教授再一次對眾人提到了“交易費用”這個關鍵詞🦻🏼。由此我們聯想到政府熱衷提及的經濟話題🏂🏽：拉動內需☁️。沿著周其仁的提醒說開去🎅🏿，當一個市場體系的“交易費用”大到人們無法接受的程度，企業家的行為選擇必然是放棄，是逃離⛵️。沒有人天生就願意為了一筆生意去酗酒，沒有人天生就喜歡行賄、喜歡拉關系走後門💄，沒有人天生就喜歡在一種曖昧、模糊的狀態下做生意🥟，更沒有人天生就喜歡名目繁多、操作無序的工商管理製度和稅收製度，也沒有人天生就喜歡偷竊👐🏽、模仿別人的技術。可是我們自己的市場裏沒有這樣的自發秩序，所以只能到別處去。

這就是中國企業發展的環境。周其仁認為🈲，這既有企業家自己的責任，也有政府的責任🉐👈🏽。現代經濟學堅守一個基本的經濟學假設🥭：“政府是愚蠢的。”但善意的人們🛀🏻，包括經濟學家，常常以為政府官員擁有改造現實經濟協作問題的信息和動機，而現實情況則是🗝，政府經常讓事情變得更糟糕🤹🕺🏽。所以，布坎南就說➝：“經濟學家在分析市場失靈的同時，也同樣有分析政府失靈的道德義務🦄。”

現在我相信，周其仁一直肩負著分析政府失靈的道德義務，他是市場的觀察者〽️，是政府的批評家，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製度分析師。只是周其仁成竹在胸，因此他的批評方式總是綿裏藏針，呈現出一片和風細雨🚵‍♀️，這讓被批評者不好意思升起滿腔的憤怒🙂，而是掩飾不住的慚愧。（蘇小和）

編輯：碧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