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左翼文化運動中心的上海，馮定（１９０２～１９８３）已是廣大進步青年敬慕的理論家，新中國成立初期他的代表作《平凡的真理》和《共產主義人生觀》成為傳播最廣的通俗理論讀物，他後半生２７年是在頗多坎坷的意昂3体育官网教授生涯中度過的🚤。王元化先生是３０年代與馮定結識的，他青少年時代就讀過馮定以貝葉為筆名撰寫的書🗝，１９３９年和解放初分別在新四軍和華東局兩次和馮定相聚。馮定是他的領導和前輩，他對馮定的人品和作風，深表敬仰🪽。２００２年是馮定百年誕辰，王元化先生因病不能伏案寫字，謝翔寶🧑🏼‍✈️、黃少卿根據口述整理並改寫了這篇文章💆🏻‍♂️。

會見前的認識

馮定在我未認識他之前，就已經知道他了。

抗戰前日寇侵略日漸加劇，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中國人民大眾陷入了痛苦的深淵👭🏻。那時黨所領導的左翼文化運動📉，取得了節節勝利🚣🏼‍♀️，形成了鼓舞人心的轟轟烈烈局面。30年代是左傾思想日見抬頭的年代，當時西方有不少的文化名人都開始左傾：如羅曼·羅蘭🐃、紀德🩹、德萊塞、斯坦貝克、巴比賽等等🚴🏽‍♀️🙋🏽‍♀️，都因為反法西斯主義而傾向了左翼，甚至曾被列寧批評過的費邊社中的肖伯納，也曾說過"20歲的中國青年，如果不思想左傾，那一定是沒有出息的人"。中國的左翼文化在群眾中也正在迅速擴大它的影響🏰。我是在北平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時🧑🏻‍⚖️👩🏻‍🦼，開始思想轉變的。記得當時以極大的熱情去尋找左翼讀物來閱讀，雖然這些報刊書籍是被查禁的，但是如饑似渴的讀者總是千方百計設法去得到它們🕖。正是這些書籍報刊引導我們那代青年走上了抗日救亡之路，也引導我們探索馬克思主義革命思想。當時這種影響是巨大的📙🤿，今天的青年，恐怕不大容易理解當時那種熱烈的情況了🙍‍♂️。抗日前後像我這樣的青年，由於受到左翼文化運動的影響走上革命道路的不知有多少👨‍🦼。今天許多研究者在回憶那段歷史時，往往只突出左翼文學運動的影響，卻不夠重視30年代左翼思想文化戰線理論家的貢獻。就拿我來說🖕，雖然讀了不少左翼文學的作品，但是註意到並認識到中國的社會問題和革命問題，卻是在讀到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後🦸‍♂️。

30年代左翼思想文化戰線，在上海擁有一批才華出眾⏲、思想睿智的人才，他們完全戰勝了統治者的禦用學者，使這些為虎作倀的禦用文人無法與進步力量抗衡。馮定就是這批左翼思想文化戰線中的一員🧑🏼‍⚕️。其他還有艾思奇🏃🏻‍♂️‍➡️🧖🏿‍♀️、錢亦石、孫冶芳、駱耕漠、薛暮橋👶🏼、李平心、許滌新🍆、胡繩★、顧準、金仲華等等🧟。自然，鄒韜奮主持生活書店和他所創辦的進步刊物，也在青年中起了很大作用。我在"一二·九"學生運動後，參加了"民族解放先鋒隊"🦠，曾和其他隊友一起學習左翼理論著作，比如艾思奇的《哲學講話》（這本書曾在刊物上連載🏊，出單行本後被查禁，抗戰初改版，書名改稱《大眾哲學》）。至今美國唐德剛教授還說他青年時讀了《大眾哲學》，才跨入哲學領域。當時李平心主編的《自修大學》在青年中也極有影響🫱🏻，在這刊物上，我讀到貝葉的許多文章😛：如《談新人生觀》⛓️‍💥、《哲學的應用》等等。當時貝葉的《青年應當怎樣修養》（生活書店出版）影響最大👨‍👧‍👦，我覺得貝葉的文章分析詳實，說理透徹，特別有一種平易近人的風格🙌。當時我就受到他的一定的影響，並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那時還不知道馮定這個名字，只知道貝葉，我覺得這個名字很奇怪❣️，一個青年朋友告訴我說"古代🥙，印度的佛經不是寫在紙上，而是寫在一種葉子上👸🏻，這種葉子就叫貝葉"。當時我們這些青年很好奇，曾經一起議論🍻，為什麽要用貝葉這樣的筆名。可是研究來研究去，除了覺得用貝葉的筆名的作者有些特別，不像艾思奇這個筆名那樣容易理解。艾思奇的意見就是"愛"思奇，很大眾化。而貝葉這名字則多多少少帶有一些古奧的意味。直到後來我才猜想用貝葉作筆名👩🏻‍✈️，大概是表示一種類似宗教的虔誠，意味用自己的文字來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思想🕞。這就是"貝葉傳經"這一古語的今用吧。

初見時的認識

抗日戰爭爆發後🛑，全國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抗日統一戰線迅速擴大👉🏻，出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日本侵略者在中國土地上燒殺擄掠的暴行，激起了廣大人民的憤慨，日軍占領了平、津🤵‍♂️，當時我僅十七歲，隨家人一起流亡到上海。1938年初，我參加了黨，被分配在由孫冶芳任書記，顧準、曹荻秋任副書記的文委領導下從事文藝工作。1938年底地下黨文委派殷揚（後改名楊帆）和我🕓🪞，率領二十余名文藝青年隨上海各界救亡聯合會所組織的聯合慰問團，前往第三戰區進行慰問，黨給我們的任務是把二十多位文藝青年及攜帶的抗日報刊與醫藥用品等🚵🏼‍♂️，送往安徽涇縣新四軍軍部。慰問團行至金華，由於受到國民黨幹擾，殷揚囑咐我帶一名同誌先行👃🏼👩🏿‍🏭。行前，殷揚寫了一封臨時介紹信，介紹信由我帶往新四軍給貝葉，轉交黨組織。原來上海黨組織的正式介紹信藏在一枚未使用的牙膏管內，等楊帆到達新四軍軍部後👋，再交黨組織。

我隨新四軍交通員阿陀🫶🏿，由金華出發，經巖寺、太平，到了涇縣。我去到新四軍軍部的接待處🐏，要將介紹信面交貝葉，可是接待處工作人員一時不知貝葉是何人，幾經周折，才弄清楚原來貝葉就是馮定。馮定當時在新四軍宣教部任科長，宣教部部長是朱鏡我。我被領到宣教部見到了馮定🧑‍🧒‍🧒，這是我和馮定第一次見面🧪，馮定非常熱情地接待了我𓀇。我發現馮定穿一身灰色的軍裝🍇👩🏻‍🚒，軍裝的右臂上縫一塊新四軍的徽號🤹🏿‍♂️，上面印著"抗敵"二字，字下面有一個端著刺刀沖鋒的軍人的木刻像🕌。我那時不滿二十歲，感到馮定要比我大得多💂🏽‍♀️🚱，思想水平也要高得多。我在戰前就讀過馮定的書，他是我心中敬慕的人👨🏻‍🚒，所以初次見面不免有點忐忑⛰。但馮定滿臉笑容🚄，態度平和，不把我當作一個青年，而是當作熟朋友一樣。我發現馮定個子不高，身材比較瘦小✩😿，脫了軍帽是一個剃去了頭發的光頭，帶著眼鏡，臉上皺紋也很多，但是精神飽滿👵🏼，雖然說話聲音微弱，但是精力充沛🧛🏻‍♀️⛏，使我感到他是一個很容易接近的人。

在宣教部時期，我每天和馮定在一起。馮定領我去見宣教部長朱鏡我🚣🏻，朱當時患有嚴重的胃病。馮又領我去見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袁留我在他那裏吃了一頓中飯。當時袁在新四軍具有重要的地位，我從新四軍回到上海後，在一份報刊上讀到過袁國平的《關於文藝問題的講話》，時間是在1939年下半年。馮定與我相聚的那些時間裏🙋，他總是那樣興高采烈，眉飛色舞🧎🏻，情緒興奮地和我談論。他對陳毅十分欽佩，曾多次勸我到陳毅（當時新四軍第一支隊司令）部隊活動的金壇一帶去看看。有一次馮定又要我回上海去看看他的堂弟馮賓符📋，並說馮賓符還不是一個黨員👗，希望我回上海後♦️🎚，對他起些影響。馮定與我談這話時，完全把我當作同輩看待，並不像對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後生說話🧆，這使我不免有些惶然🤷🏿‍♂️。但馮定的態度是自然的🤩，沒有絲毫做作🧙🏽‍♂️。我在戰前讀中學時就讀過馮賓符發表在《世界知識》上的不少文章，知道他當時已是一個有名的國際時事評論家，後來在上海淪陷期間🏥，馮賓符在儲能中學主持校政，曾邀我去教書，從此🤚🏽，我們二人之間也結下了友情🤦🏻，但我始終沒有將馮定對我講的那些話說給馮賓符聽。這件事使我認識到當時比我年長一代的左翼文化人，雖然早已聞名，但是絲毫沒有擺名人架子的陋習，而總是虛己服善，平等待人。

當時馮定和我談話中，印象最深的是關於大城市的許多知識青年，由於要求抗日，追求真理，紛紛湧往中共領導的解放區的問題🍄。記得很清楚🧔🏻‍♀️，馮定曾談到知識青年到解放區後往往要經歷三個階段🧘🏽‍♀️🍬：未到解放區前是滿懷熱情，帶有主觀的一些幻想♈️，以為解放區一切都新🕵🏽‍♂️，一切都好，一點缺點也不存在🧈；但是到了解放區之後，親眼所見，親耳所聞🧑🏼‍🎓，往往不如自己主觀幻想的那樣美好，因此未免失望🈹，甚至灰心喪氣，以至一蹶不振🚵🏽‍♀️。馮定說從這一階段跨到下一階段是一個很重要的步驟，主要看青年如何磨練自己，克服自己的主觀幻想，使理想和現實趨向一致，達到完善的融合，這才能夠成為一個革命的戰士🫷🏽。我清楚地記得，馮定講這些話時👱🏼，完全像一個理論家那樣❤️‍🩴，陷入沉思，滔滔不斷地闡發自己的觀點，這和當時新四軍其他老幹部有很大不同。縱使在解放區，馮定的思想方式和語言表達方式，還是和他在上海從事文化工作時一模一樣👩🏽‍🏭，他已經習慣於把具體的事物上升到理論🔱。這一點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直到十多年以後⏫，上海解放不久我被分配到華東局與馮定重新見面，我發現他身上這種特點始終不變🏃🏻‍➡️。

工作中的認識

上海解放初，我被分配到華東局宣傳部工作了一個短暫的時期，那時華東局的宣傳部部長是舒同𓀚，副部長只有一位就是馮定。馮定在華東局宣傳部工作，時間並不長，大約只有二🤷🏻‍♀️、三年光景👩🏿‍🎤🤼，而我在華東局宣傳部工作時間更短🧙🏻‍♂️，只有半年光景，不久我與劉雪葦一起被派去負責新文藝出版社的工作去了。我在華東局宣傳部工作時期，再一次與馮定相會☕️，這是我們分別十多年後的第二次見面🏠。當時他是我的領導🐌，我發現他比我在新四軍見面時蒼老多了，那時他身上已沒有從前那種談笑風生的青春活力，從前的笑容很少見到了⛹🏿，他變得嚴肅了，但這並不是出於意識到自己位高權重的那種自我感覺，而似乎是在十幾年中經歷了一些艱難的生活風霜，或者也許是身體健康並不太好，究竟什麽緣故我不太明白。由於我們最初見面時，我還不滿二十歲👩‍👧‍👧，而我用的又是黨內的名字🦔，解放後我恢復了原名，馮定並不知道"王元化"和我以前所用的黨內的名字是一個人🧍🏻‍♂️。我到華東局宣傳部後，沒有機會和馮定敘舊👨🏼‍🎨，所以他始終把我當作過去從未見過的陌生人，自然這主要是要怪我自己未向他講明白。

在華東局宣傳部工作中，我發現馮定有著真誠坦蕩的胸襟，這給我的印象很強烈。他的辦公室內，擺滿了琳琅滿目的書報👨🏼‍🏫，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這不僅在當時領導人辦公室中是罕見的，而且也是以後在其他領導人辦公室中難以見到的。有一次，在他召開的小會上，他做了工作部署，突然加進了一段插話🐩🧙🏽。他講到西方的耶穌會教士，為了傳播他們的宗教信仰，歷盡艱難困苦，不怕危險，深入人跡罕至的中國腹地，與當地的居民打成一片。馮定認為傳播自己的信念和真理，就應有這樣的勇氣🧛‍♂️。他說這段話，距今有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還記得他當時談話的神態。由於高度的興奮狀態，他似乎恢復了當年我在新四軍時見到過的那種青春活力👮‍♀️。這時我和他雖然沒有什麽交往，但是我隱隱感覺到他在思想深處有一種鍥而不舍的追求真理的精神🤰🏼，這種精神使他在三反運動時期寫出了那篇被中央所肯定的論資產階級兩面性的文章🍱，也使他寫出了後來極有影響的《平凡真理》。在後面這本著作裏，他提出了許多使人深思的看法🧛🏼‍♀️🦵🏿，其中最使我難忘的就是對個人崇拜的批評⌛️👩🏿‍🦲。據我所知🧖🏼‍♂️，他似是最早提出這一觀點的理論家，這不禁使我對馮定的卓識感到深深的敬佩。

我在華東局工作時期🈺🧑‍🦳，還有一件事也是至今使我記憶猶新的，這就是在部長會議室內舉行了一次民主生活會，當時這種民主生活會在黨內是常常召開的，幾乎每個月都有一兩次🙇🏿‍♂️，我認為這是發揚黨內民主的很好方法之一，是值得我們繼承的優良傳統，不應當把它拋棄掉。那次在部長會議室所舉行的民主生活會規模很小，只有十來個人，我也是被指定參加者之一。會議的內容主要是部長之間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當時的部長除了舒同🏔、馮定之外，又調來了一位新的副部長，所以已經增加到三個人了，三位部長都參加了，而發言者主要是馮定對舒同提意見🦗，馮定認為舒同在許多事情上不夠放手，以至本應由馮定分管的事，他都感到難以著手，甚至下面人來匯報也都跳過馮定，而向舒同去匯報了。馮定說，他在副部長的崗位上感到有些無所作為。這時那位新來的副部長插話說，我們做副部長的就是給部領導做助手，我覺得要做的事來不及做，怎麽能說無所作為呢?馮定沒有回答，仍按照原來的順序講下去，他是一個胸襟坦誠的人🏦，習慣把自己心中所想的如實地講出來，這種講真話、開誠布公的態度，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他在繼續發言中說🧙🏿，自己的思想深處🧑🏻‍💻，有時有一種悲觀的情緒襲上心頭。我覺得這是不足為怪的🫄。不料那位新來的副部長又插進來說，一個共產黨員怎麽會有悲觀情緒呢?我聽了頗為反感，認為這樣的發言是言不由衷☕️🕵🏿‍♀️，屈從上意的🤝。我覺得這位新來的副部長和馮定代表了黨內兩種不同作風👵🏽。我欽佩馮定所表現的那種胸懷坦蕩的態度，希望講真話的同誌越多越好，這才能抒發黨內正氣，並達到真正的黨內團結🟠。可是不幸像馮定這樣的同誌🙅🏻‍♂️📁，在後來的歷次運動中往往由於真誠而遭到了滅頂之災🔊，使講真話的人越來越少了▶️。這是值得我們好好反省的♥️。

最後👭🏼，我在華東局工作中還有一件與馮定有關的事，有一次他曾對我同情胡風的文藝思想提出了告誡👩🏽‍💼🖕，他說胡風的文藝觀點有些是對的⚱️，也有些是錯的，希望我要好好地思考。那時還沒有反胡風，馮定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評是說理的〰️，並不是像後來極左的一套🔱，這在當時對我也起過一定的作用🤤。今天在回憶馮定時，我覺得應該把這件事如實地表述出來。（作者王元化）

摘自《平凡的真理非凡的求索---紀念馮定百年誕辰研究文集》

編輯：碧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