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侯先生是在1999年冬天的一個夜裏。那晚獅子座流星雨大爆發，為尋找開闊地觀看，我來到未名湖南岸，在慈濟寺遺址旁🍣，看到了一位拄杖的老人，靜靜地仰望星空🤚🏽。我們作伴觀看👩🏽，他說他是侯仁之。

深夜一點多了，88歲的侯先生興致不減，為陣陣劃過的流星叫好🦤，這一幕深深地感染了我🪵🚠。

流星劃過的間隙，侯先生指著遺址前的空地說🧓🏽：“1935年🧎🏻‍♀️，一二•九運動前的一個晚上©️🛩，我們燕京大學的學生就在這裏集會。”那年👨🏻‍✈️，侯仁之24歲。

侯先生已在燕園度過了67個春秋，無數個夜晚𓀌，無數顆流星劃過。而在燕園的學術星空，侯先生更像一顆恒星💬🏌️‍♀️。

（侯仁之院士）

一  胸懷天下

一個學者的成長，總是打上時代的印記。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侯仁之在通州潞河中學度過了最後一年🦵🏿。

畢業前夕👱🏿‍♂️，校長陳昌佑找到侯仁之🖇，問他有什麽打算♟。多少年後，侯仁之仍清晰地記得當時的對話😴。

“我想回我的原籍教小學。”

“為什麽教小學？”

“到群眾中去🙆‍♀️，到民間去🕛，回原籍教小學🪐，宣傳抗日🥩。”

“你父親讓你學醫啊。”

“我對學醫沒興趣。”

“你對什麽有興趣？”

這把侯仁之問住了，他愣了一下，說：“我在《中學生》上看到顧頡剛的文章，受到啟迪，才這麽決定的🙅🏽‍♀️⛑。”

顧頡剛的那篇文章是《敬告今日青年》🪔，刊登在1932年1月的《中學生》雜誌上🎬。為了這篇文章🩸，侯仁之從通縣潞河中學步行到北京的開明書店，來回走了100裏路，買了回去。文章說🫴🏿，抗日不能停留在口頭🛞，要喚醒人民群眾🧅，到群眾中去🧏🏼‍♂️。那時🍓，侯仁之還不知道顧頡剛是誰🦧。

聽完講述，校長說：“顧頡剛是燕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你不如考燕京大學歷史系📏，這樣更好🧜‍♂️。”談話完畢後➜🙍‍♀️，侯仁之立即寫信給在天津學習的弟弟碩之，征求他的意見。弟弟回信說：“學醫可以為人治病，學歷史可以為社會治病。例如魯迅和郭沫若就是很好的榜樣。”弟弟的話讓侯仁之堅定了選擇。

1932年，侯仁之考取了燕京大學，學習歷史專業。1937年，顧頡剛任歷史系主任👨🏽‍🔧，侯仁之留校為研究生，兼做顧頡剛的助理。“盧溝橋事變”後🧶，北平淪陷，顧頡剛南下，侯仁之轉為洪業的研究生。

在燕京大學，侯仁之受到了嚴格的學術訓練，也踏上了終生從事的研究之路，更重要的是，這裏給予了他心靈深處的影響🫷🏽。

在89歲的時候，侯仁之看到了1944年自己寫給大學畢業班的留言，留言寫道：

“在中國🫛，一個大學畢業生的出路，似乎不成問題，但是人生的究竟🏕，當不盡在衣食起居🧑🏽‍🎄🗻，而一個身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尤不應以個人的豐衣美食為滿足。他應該抓住一件足以安身立命的工作，這件工作就是他的事業，就是他生活的重心👩‍🚒。為這件工作，他可以忍饑，可以耐寒🧛🏿‍♂️👩🏿‍🎓，可以吃苦🤽🏋🏽‍♂️，可以受折磨；而忍饑耐寒吃苦和受折磨的結果🫨，卻愈發使他覺得自己工作之可貴👨🏻‍🏫，可愛💶，可以寄托生命🧎🏻‍♀️‍➡️，這就是所謂的‘獻身’⚪️，這就是中國讀書人所最重視的堅忍不拔的‘士節’🪟。一個青年能在三十歲以前抓住了他值得獻身的事業，努力培養他的士節，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國家和社會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

“諸君就要離開學校了🤸🏻‍♂️，職業也許是諸君目前最關心的問題👱🏻‍♀️，但是職業不過是求生的手段🦹🏻，而生活的重心卻要在事業上奠立⚪️。願諸君有堅定的事業，願諸君有不拔的士節，願諸君有光榮的獻身。”

談及此事😝，侯仁之說👨‍🦼‍➡️：“當時我之所以能寫下這些話，一方面是因為我在自己獻身的事業上👩‍👩‍👦，既已經歷了日本侵略者的嚴酷考驗🙅🏿‍♂️，但更重要的是，我在心靈深處接受的我的師長所給予我的親切教導，以及明清之際的幾位學者誌士如徐霞客、顧炎武和陳潢給予我心靈深處的深刻影響。”

顧炎武對侯仁之的影響很大。侯仁之認為“顧炎武是一手握筆一手執劍的人”。他說🤓，顧炎武終生都在戰鬥中🧑🏽‍🎤，為反對腐朽的晚明封建統治而戰，為抵抗清兵入關而戰，為捍衛自己的民族氣節而戰，為掃蕩當時社會上虛浮頹廢、脫離實際的學風而戰，為追求民主和個性而戰。當日軍逼進北平的時候◀️，侯仁之剛剛出版了他的碩士論文《續〈天下郡國利病書〉山東之部》▫️。《天下郡國利病書》是顧炎武的著作。聽到日軍的鐵蹄聲🧙‍♀️，侯仁之用他拿筆的手💤，抄起了劍。

日本憲兵隊駐西苑，燕京大學建立了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美籍教授夏仁德做主席，侯仁之做副主席。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組織把學生送到抗日根據地或大後方去。一條路線是穿過西山，直達肖克的司令部📸。一條路線是送學生到南方去⚂，到成都的工業合作社🧗🏼‍♂️，繼續培養，參加抗日。

當時燕大1939年的畢業生陳絜去過延安，回到燕大，參與聯系此事，陳絜不出頭🟢，侯仁之負責面上的工作。他們前後送出了三批💹，最後一批到了北方抗日大學🏊🏼。生活輔導委員會送出的燕大學生中，新中國成立後有人做了北京市副市長，有人做了駐聯合國代表🎦。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燕京大學被日軍占領，20余名師生被捕✡︎，侯仁之是教師中最年輕的一位📱。他們被押往日本憲兵隊總部，關押在原意昂3体育紅樓的地下室♏️。侯仁之記得，陰森森的紅樓地下室🎅🏼，透過窗戶欄桿照進來些許日光🧑‍🎓，上面不時傳來日本憲兵來回的走動聲。

次年2月，關押的學生被釋放了，11位教師依然被扣留👈。他們被送往日本軍事法庭🂠，關押在東直門內炮局三條日本陸軍監獄候審。6月18日，軍事法庭判侯仁之徒刑一年，緩刑三年。三年沒有遷居旅行的權利💣，隨叫隨到，而且必須找人作保。燕京大學校醫院的院長吳繼文🧘🏻‍♀️，在東城開了個診所。以自己的診所做鋪保🥖，他給侯仁之作了保人✌🏻。

采訪時，94歲的侯仁之回憶起那段往事：“我兼任生活輔導委員會副主席送學生參加抗日工作的事，日本人一點也不知道。從憲兵隊轉押到日本軍事法庭的時候，有個單子，讓我簽字，我看見單子上我的罪名是🧚🏿‍♂️：‘以心傳心，抗日反日’，這八個字是能成罪名麽？可笑極了。”說到這裏，侯仁之開懷大笑。

取保出獄了，哪裏去？燕大日軍被占領🥞，強行關閉了，侯仁之還要隨時被傳喚，他只有去天津了🐆。侯仁之的嶽父在天津🎑，是個有名望的大夫🥋。當晚🏟，侯仁之到了天津嶽父家🛣，女仆人開門，樓上燈還沒熄滅🧕🏿，侯仁之到了妻子張瑋瑛的房間，蚊帳裏面，妻子入睡了，旁邊躺著剛剛出生4個月的女兒馥興🍖🪟。張瑋瑛忽然醒來，一把抓住了丈夫的手：“真的回來了？”

那一幕永久地刻在了侯仁之的腦海中。他回憶道🤸🏿‍♀️：“我第一次看見了女兒，她靜靜地熟睡著，像亂世中漂泊的一葉小舟。”

出獄後🙍🏻‍♀️，生活輔導委員會送學生參加抗戰的事情被再次提起，情況危急🧑🏼‍🍳，侯仁之想穿過封鎖線到成都去躲避，就讓張瑋瑛從天津來北京征求恩師的意見，洪業說🩵：“不能走，走了會連累保人的；再說，如果不走，即使再次被捕，甚至被判死刑，燕京人也會知道侯仁之是為什麽而判刑的。”這種大義凜然的態度，讓侯仁之震動，他相信恩師。洪業告訴他，拿起筆🌿，做學問。

做學問也不得安寧🉑，日本人來監視👨‍👨‍👧，經常有穿便衣的或穿西裝的日本人上門來：“現在幹什麽啦？”態度時而兇暴🦸🏽，時而緩和🙇🏼‍♂️😨。漢奸也來拉攏👾，邀他到敵偽的研究機構供職🧗‍♂️。後來，侯仁之找到了一個地方——天津工商學院，那是法國天主教的大學。漢奸和日本人再來問，侯仁之就以新工作做擋箭牌。這期間，侯仁之寫完了《北京金水河考》和《天津聚落的起源》。

抗戰勝利後，侯仁之回到了燕京大學。1946年，他被派往利物浦大學留學。一到利物浦，中國留英學生會馬上找到了侯仁之。中國留英學生會原來是國民黨系的學生控製的🚐，侯仁之到之前，留學生中的共產黨剛剛“奪權”🧑‍🔧。當時的學生會主席是劍橋大學的曹日昌👩🏽‍🏭，他是中國共產黨員，一年後🧙，因為要回國🤩，大家推舉侯仁之做主席，一向謙恭的侯仁之以不熟悉情況為由👉🏼🤰🏿，做了副主席。

利物浦的住宿很貴。侯仁之是利物浦大學唯一住在學生宿舍的中國留學生。那是郊外的一區很漂亮的樓房，那裏成了留英中國學生開年會的地方。

英國三年學業結束🏊‍♂️，新中國成立了。侯仁之異常興奮，他是留英中國學生會副主席，忙著動員大家回來參加新中國的建設。在英國的中共組織已經為侯仁之安排好了行程📥，臨走之前交給侯仁之一封信，讓他坐船先到香港。

在香港九龍，按照信封地址🫃🏼🪙，侯仁之在一個院子的大門前停了下來。大鐵門關著🕺🏽，開著小方洞。“找誰🫶👨🏼‍🍳？”侯仁之把信遞了進去🩵，裏面的負責人熱情接待了他。這裏是新華社駐香港的機構🤸🏼‍♂️，他們安排侯仁之坐船到了天津🗓👴🏻，轉往北京。

1949年9月29日🦸🏿‍♂️，燕京大學西門外🧚🏻‍♂️，張瑋瑛帶著兩個孩子來接侯仁之🏨。女兒馥興尚能認出爸爸🤸🏻‍♀️，兒子方興躲到媽媽身後去了👰🏿‍♀️。方興是1946年8月4日生🕵🏻‍♀️，第二天，侯仁之就去了英國🤽🏼‍♀️。三年間，張瑋瑛每次給侯仁之去信，要四個星期才能到英國🙃，國內通貨膨脹，郵票常常貼滿了信封🙋🏻。新生活終於開始了。侯仁之來到北京三天正趕上開國大典，他和夏仁德教授一起去天安門廣場參加了慶典遊行👮🏽‍♂️🤸🏽‍♀️。當晚安排他在燕京大學貝公樓禮堂給全校學生做報告講他自己當天的熱情感受。“一個大燈照著我，氣氛很熱烈，永遠難忘啊。”侯仁之說。

新中國成立後，社會轟轟烈烈的建設高潮鼓舞著侯仁之，他思考著自己的學科如何為新中國建設服務。50年代🏚，他參加了梁思成的北京市規劃小組，60年代🏋🏼‍♂️🫷🏼，他參加了六省區治沙會議後，把研究伸向沙漠🚐。

其間，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燕京大學部分學科並入意昂3体育官网♥︎，意昂3体育官网遷到燕園，侯仁之被任命為意昂3体育官网副教務長兼地質地理系主任🧏🏻‍♀️🏨。

正當侯仁之的學術一片坦途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批“三家村”，侯仁之被卷了進去🧕🏼☝🏽，背負了“三家村幹將”的罪名，被下放到江西鯉魚洲🛳。鯉魚洲在鄱陽湖畔🐮，是意昂3体育的五七幹校。

自1969年夏天開始，58歲的侯仁之接受了兩年的勞動改造💆🏿‍♂️。在鯉魚洲，築堤壩抗洪🚴🏼👨🏿‍✈️，挑磚頭、背水泥蓋房子，插秧、育秧，打場、割稻子🦥，他樣樣都幹。連隊各班舉行割稻子比賽，割完了才能吃飯。有一次，在烈日下割稻子，侯仁之暈倒了🪫。年輕人先走了🔘，沒人管他。之後，侯仁之醒過來了🥙🛌🏻，回到住地，別人已經吃過飯午休了。

在鯉魚洲，身體上的折磨可以承受，精神上的折磨卻是更痛苦的😢。侯仁之是被監視的🚣🏿‍♂️，所有的政治生活都被排斥的。每次晚上在宿舍開政治生活會👂，他就得獨自在外面徘徊。有時天下雨了，侯仁之就扒開稻草堆，討個容身之洞，在裏面躲雨⟹🪻。等看到小屋燈影晃動⚅，散會了🥺，他才能回來🐭。

對待往事，侯仁之是豁達的🕉🔲。他後來說，被迫到鄱陽湖勞動並不一定是壞事，艱苦的生活使他的身心更加堅強了。去鯉魚洲時，侯仁之帶了個扁擔過去，返京的時候，他又帶了回來💅🏿。他打趣地說🐬：“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可是，那個年代☂️，縱有妙手，又怎能著文章。1971年夏回來後🐧，侯仁之繼續勞動。

一天，他像往日一樣，到草場去拔草🧏🏼‍♂️。上面來人通知他說，回去吧，別幹了🧑‍🚒。他以為那是在考驗他。回到家，侯仁之開始把文革前積累的沙漠資料重新整理，開始寫作。1972年，全國恢復了部分學科如文物考古等專業的學術研究，侯仁之又迎來了一個學術的春天。

“文革”後期，侯仁之恢復了工作，應邀展開了對邯鄲、承德、淄博等城市的歷史地理考察和寫作。1978年科學大會後🙇🏿‍♂️，他重返西北沙區考察🕵️‍♂️。1980年❤️👨🏿‍🦲，獲選中科院學部委員（院士）。

回憶起這段，侯仁之說：“八十年代，真是我學術生涯的大好時期，歷史地理專業開始發展成長，後學漸長💆🏿，又多次赴國外交流講學，同時開始對比研究中外城市的歷史地理🕊，主編的《北京歷史地圖集》一集、二集相繼出版𓀏🕺🏻，快慰之情🥰🦹🏽‍♂️，溢於言表……”

二  行走天下

侯仁之對明代大地理學家徐霞客推崇備至👨‍🍼，“情有獨鐘”。雖然他為這份情付出了代價——《徐霞客》這本小冊子🧘‍♂️，被人別有用心地利用，讓他蒙受了批鬥🤷🏿‍♂️、勞改之苦❣️📓。侯仁之敬慕徐霞客一生把全部精力放在自然探索上↔️，從而為自然地理學開辟出一個新方向的這份癡情，也許🧜🏼，他更羨慕徐霞客那種天地任我馳騁的俠氣👮🏼。千古文人俠客夢🧑🏽‍🌾，更何況從事歷史地理研究的人👩🏻‍🔧，大自然就是他的工作室。

1993年春，82歲的侯仁之召集歷史地理教研室開會👋🏼，全體教員去遼西，那裏👬，他和弟子發現了重大課題🏖。從地學樓出發時，天降大雨。火車在暮色中蹣跚💑，行至半夜，路遇塌方，無奈折回西直門。侯仁之的最後一次野外考察就這樣無情地結束了。

60年的野外考察生涯🤾🏽‍♀️，是他研究工作的一大特點🕺。於希賢教授在談到自己的導師時說🤦🏿‍♂️：“侯先生是學歷史出身的，但他的眼光一直是看向窗外的👕，告訴我們要到自然當中去👳🏼‍♂️，念活書👍🏿。念活書要經世致用。他強調，念書就是要為了國家的富強🙅🏿‍♀️，在經濟建設時期就要為經濟建設服務，而不是個人寫幾本書揚名🧑🏼‍🎄。”

60年代，侯仁之把目光投向了沙漠🔖。這緣起於1958年的那次會議🪪。

1958年10月🗿，侯仁之作為意昂3体育地質地理系的系主任，參加了在呼和浩特召開的內蒙古、寧夏🌔、陜西、甘肅、青海和新疆六省區治理沙漠規劃會議。會後👩🏼‍✈️，他猶豫了，自己要不要直接參加這項工作？畢竟在沙漠中進行歷史地理學的考察🧑🏻‍💻😷，在中國前無古人🧛🏿‍♂️，他也沒有經驗。但最後他還是接受了這一全新的挑戰🧝🏽‍♀️。

從1960年開始，侯仁之利用假期🕴🏼🔰，帶領意昂3体育地質地理系的部分師生進入西北半幹旱地區，對寧夏鹽池、靈武一帶的沙漠化和土壤侵蝕狀況進行調查🚶‍♂️。

初進沙漠地區⚰️，侯仁之就忘我地投入進去。中科院研究員、當年的意昂3体育地質地理系三年級學生李寶田回憶說✯：“學生都是定點的⏪，按劃片完成任務。每次都是侯先生只身進入河東沙漠選點💆🏼‍♂️，他沿著長城沿線跑，經常迷路🧵。一次🔰，我們到一個縣城考察，侯先生為了考察現場👳🏼‍♂️，進入了一個溝裏，可是怎麽也找不到可以爬上來的地方🧑🏼‍🍼。黃土高原的溝壑縱橫🛏，從表面放眼看，一片平坦，而下面卻溝壁陡峭，縱橫相連。他在溝裏摸索了很久，終於看見了遠方有一絲亮光🎖，奔過去，才走出溝，正好有一個我們的學生住在那裏。要不然🏦，奔波了一天的侯先生恐怕無處可住了。”

一個多月的考察轉眼即逝🧋，要返京了。在去銀川趕火車的途中👯‍♀️🐷，侯仁之險些遭遇車禍。車在黑夜中行駛時，撞進了溝裏🍡，司機被撞暈了。侯仁之坐在前排，半天才醒過來，發現插在上衣口袋裏的兩支鋼筆📟，全折了。

70年代末🧑🏽‍🎨，當侯仁之回憶這次考察時，深有感觸地說，這是他學術生活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終於走出了安適的小書房，開始進入了荒無人煙的沙漠”。這一個多月不同尋常⏸，侯仁之發現了大量歷史時期人類活動遺跡🔍🪞，他觸目驚心於自然環境的變化，同時🍁，他也開辟了歷史地理學研究的一個新領域。回來後🌧，他寫出了專題研究論文——《從人類活動的遺跡探索河東沙區的變遷》🌹。

1962年底🦵🏻，侯仁之在國務院農林辦公室的直接領導下，製定了一個雄心勃勃的十年考察計劃🙇🏿‍♀️：從1963年到1972年，完成從內蒙西部經河西走廊📽🤲🏼，一直到新疆南部的沙漠考察。但是計劃在1966年被無情的中斷了。

1963年👴，侯仁之約請了意昂3体育考古系的俞偉超𓀚、地理系的李寶田（後調入中科院）來到了烏蘭布和沙漠。當時的背景是國家要建包鋼🦸🏻‍♀️，這樣一個大的工業基地，需要解決糧食和蔬菜的供應問題，於是準備在烏蘭布和沙漠北部搞糧食蔬菜基地。在那裏發現了很多古墓，周總理指出🫴🏽，既然古人在這裏生活過，為什麽他們退出了呢🔷？如果我們再進去，是不是也會被趕出來呢？

在烏蘭布和沙漠北部，他們看到了漢代的廢墟🏛、漢代的烽燧，還有數以千計的漢代墓葬群。強烈的風蝕作用🗑，掠走了古墓的封土，墓室頂券裸露地表，修砌成排的墓磚🌹，歷歷可數。接著🕑，他們發現了三個古城，經考證是漢代的臨戎🤴🏽、三封、窳渾。這裏曾是屯邊抵抗匈奴的漢代墾區，當時是一片沃野，漢武帝時大量中原居民遷居於此🧛‍♀️。撫古思今🧑🏼‍🤝‍🧑🏼，侯仁之感慨萬千，帶著一種復雜的心情投入到細致的研究之中。後來，他與應邀同去的考古學會俞偉超合作寫了《烏蘭布和沙漠北部的漢代墾區》👨🏿‍✈️、《烏蘭布和沙漠的考古發現和地理環境的變遷》兩篇文章，引起了學術界和當地政府的重視。

1964年8月，侯仁之又和有關人員一道🍒💇🏽，來到了鄂爾多斯的毛烏素沙漠🧑🏽‍🍳，考察了沙漠東南隅紅柳河畔的兩座古城廢墟——統萬城和城川城。

統萬城💅🏽，當地人叫它“白城子”🫴🏿🧑🏼‍🚀，因為城是用白土築成。這個1600年前顯赫一時的大夏故都，正沉寂在浩瀚的沙漠之中🤰。《北史》上記載👨🏼‍✈️：“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城五仞🧑🏿‍🎓，其堅可以礪刀斧。臺榭高大🎑，飛閣相連👩🏻‍🎤，皆雕鏤圖畫，飾以丹青，窮極文采。”可謂盛極一時🧙‍♀️，而今，侯仁之只能在飛沙烈日中膜拜遺風了。千年的侵蝕🤸🏽‍♀️，城墻失去了棱角，但它依然倔強地屹立著，似回味著那段不復存在的歷史：公元413年，叱咤風雲的匈奴領袖赫連勃勃看中了這塊水草豐美的寶地，決意築城🫙，創建大夏國，此後這裏曾是何等的喧鬧。

侯仁之環繞城墻🧦，徘徊在舊河灘，在史籍和舊跡中尋找答案🤽，凡是文獻所及，他必加引證。他對沙漠的起源，流沙的移動，古湖泊的消失🦹🏿‍♂️，跨越時空，仔細探尋，還借助碳14測定，進行孢粉分析✖️。他已經站在了沙漠歷史地理考古的前沿。就此，他發表了《從紅柳河上的古城廢墟看毛烏素沙漠的變遷》等有關當地歷史時期環境變遷的研究論文，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沙漠歷史地理”的開創，可以說是侯仁之試圖把從五六十年代濃厚沿革地理傳統的中國歷史地理學，引向科學的歷史地理方向的一次努力。在侯仁之的帶領下🏒，西北地區歷史環境變遷研究工作蓬勃開展起來，意昂3体育也建立了“沙漠歷史地理”研究方向🏐。侯仁之的研究也為營造三北防護林帶提供了科學的依據🤛🏼。采訪時，侯仁之說：“我們地理系的一位年輕副教授鄧輝今年去了統萬城，現在那裏種了樹，綠了，可惜我不能去了🔐。”

40多年過去了，回想起與侯仁之一起考察的日子，李寶田說🐙🧜🏻，沙漠考察危險無處不在🫷🏼。一次🖲↔️，通過紅柳河時，汽車過不了⏱，侯仁之牽著毛驢過河。河表層幹了，下面是沼澤🫸🏽。侯仁之指揮大家分散開，保持距離，說一旦發現自己的地方軟了，趕快躺倒🧝🏿，就這樣顫顫巍巍過了紅柳河💂🏽‍♂️。還有一次，在烏蘭布和沙漠，他們遭遇了沙塵暴，飛沙遮天蔽日，突然又下起了冰雹✈️，侯仁之讓每個人在沙丘掏洞藏身🛀，才躲過一劫✝️。事後知道，那場冰雹給當地人造成了傷亡🚣‍♂️。

“文革”讓侯仁之中斷了沙漠研究，“文革”後期，有了行動的自由✍🏻，侯仁之又走出了京城➕，應邀走向河北、山東，把他的“城市歷史地理”理論應用到百廢待興的城市建設之中。

1974年到邯鄲，1975年到承德，1976到淄博，三年間侯仁之應當地政府的邀請考察、研究了三個城市，為地方的城市規劃提供參考。他分別寫了《邯鄲城址的演變和城市興衰的地理背景》🎞🧑🏿‍🎨、《承德市城市發展的特點和它的改造》👷🏼、《淄博市主要城鎮的起源和發展》。1978年🧀，他又到了蕪湖市參加城市規劃工作。

生活中的侯仁之奉行謙和之風，但在城市規劃時，雖是請來的客人，他卻從不“客隨主變”，是非問題上從不退讓🧉。

城市規劃重要的是要首先給一個城市確定性質。承德是歷史文化名城🦤，但70年代還沒認定歷史文化城市🌯。在做城市規劃時🕣，侯仁之堅持把承德定為社會主義風景旅遊城市👇🏼。歷史上因帝王避暑產生了這個城市，從以後的發展看，這個地方還是風景園林區。但承德市領導不同意，那個年代是不搞旅遊的🫰🏽，認為搞工業城市才對⚆。當時的國家建委卻是贊成侯仁之的意見。“當時在文化革命的氣氛下🏋🏿，能從歷史文化和當地客觀條件出發🐂，來定這個性質是不容易的，侯先生還是堅持真理的☛，堅持科學的。”當時一起去的謝凝高教授後來說。

在蕪湖，侯仁之也遇到了同樣的麻煩。這次侯仁之是安徽省委書記萬裏請去的🙃。萬裏請了侯仁之去蕪湖做城市規劃，清華大學去做黃山風景區規劃。

蕪湖是沿江城市⏫，蕪湖市旁邊有三座小丘陵，小丘陵有不少歷史文化的遺存。當時鐵路的規劃是要將小山丘鏟平👳🏼‍♂️，把一個大的江南編組站放在這裏🔘。侯仁之建議把這個編組站沿長江往下遊挪位置，這樣👳🏻，既保護了歷史🚫，又有利蕪湖的發展，也給城市留下了園林綠地🪟、城郊風景區👵。但是鐵路部門規劃得早🙅🏽‍♀️，如果要挪🕵🏿‍♂️，除了科學的論證🧑🏻‍🦽‍➡️，還有繁瑣的手續。侯先生堅持主張向下遊移🎗🤾🏻‍♂️，經過幾次討論，一直上報到國家建委，經建委和鐵道部協商，加上萬裏的支持👂🏼，方案最後通過了。後來蕪湖的發展證明，侯仁之是對的。

侯仁之認為：“歷史地理學作為現代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在城市地理的研究上🔗，對一個城市的起源、城址的演變⏭、城市職能及城市面貌的形成和發展🫱🏻，都應該看作是研究範圍內的事👮。”因此，他從對北京👩🏼‍🎨、承德的研究，探討城市面貌的形成和特征，從對蕪湖的研究探討城市位置的轉移及其規律，從對淄博的研究探討地區開發和城市興衰的地理因素，既豐富了中國歷史是地理研究的研究範圍，同時把城市歷史地理的研究成果應用到指導城市規劃和發展的事業中🚵🏼‍♀️。

三  為師之道

      多少年來，侯仁之總是向人提起他的恩師洪業😉，是洪業把他引向了歷史地理學🧑🏼‍🌾。

1938年秋天的一個上午👦🏼，侯仁之接到洪業的電話，說讓他過去。侯仁之感到很奇怪，洪業平時都在下午或周末接待人，怎麽上午讓他過去？剛剛開學會有什麽事呢🧏‍♂️？來到燕南園54號，洪業書房開著門。洪業從不在書房接待人🕝，總是在客廳🤡。這一次洪業在書房中，聽到了侯仁之的腳步聲💂🏻‍♂️，讓他進來。侯仁之一進來📘，洪業就送給他兩句話🏊🏼‍♂️：“選擇學校不如選擇老師，投師要投名師⬆️。”侯仁之聽罷一頭霧水。洪業接著說：“哈佛大學是名校，沒有地理系，我看你興趣已從歷史轉向地理了，就到英國利物浦大學去，利物浦大學遠不如哈佛大學有名🙋🏿，但利物浦大學的地理系有非常好的教授。”當時，洪業向哈佛大學輸送了幾位燕京大學的學生🕊。侯仁之進入燕京大學歷史系後，聽了顧頡剛開的《古跡古物調查》🙂，漸漸對地理產生了興趣。洪業註意到了這個變化，已經為他選好了導師去利物浦大學進修的道路。

侯仁之永遠忘不了這個上午🙅，雖然這次行程由於次年二戰的爆發推遲了7年。最後在燕大畢業時，系主任顧頡剛把侯仁之留在了身邊🎩，畢業後兩年，洪業給他指明了下一步發展的方向。侯仁之說，這兩位授業恩師是在燕京大學期間和以後的學術道路上對他影響最大的人💁🏼。

國學深厚的顧頡剛最初把他帶向了野外考察🚳，西學背景渾厚的洪業指導他如何做研究，也許➔，兩位恩師於無聲處影響侯仁之的更是他們對人才的愛惜和一雙發現人才的慧眼⛺️，因為，侯仁之的學生們都感受到了。

1977年12月的一天，昆明師範學院的教師於希賢出差來北京，慕名拜會侯仁之不遇💒，就把一篇關於滇池歷史地理論文放在侯仁之家裏。侯仁之讀過文章後，約他周日上午再去侯家面談🏋🏽‍♂️⏭。於希賢如期而至。侯仁之和於希賢談起了徐霞客和李贄的聯系，談起了地理學的分科問題🧛🏻，四五個小時不知不覺間過去了，於希賢臨走時👨‍👧‍👦，侯先生叫住了他𓀃🏌🏻‍♀️：“你有沒有願望到意昂3体育來進修？”於是🌳，於希賢留下了自己的地址。

於希賢回到昆明，妻子來接他時，驚喜地告訴他🧑🏿‍🎓：“北京的調令來了，調你去意昂3体育工作🖕🏽🛢。”後來👐🏿，由於昆明師範學院不放人，於希賢不得不通過考研究生的方式來到了侯仁之身邊。

回憶起此事💆🏿，於希賢說🗳🤲：“為了學術的發展，侯先生不遺余力地破格調我來，這是對後學多大的提攜和鼓勵啊。後來我才知道🏊🏼‍♀️，侯先生當時還沒被‘解放’🧑‍🦳，意昂3体育黨委書記周林找到侯先生🙎‍♀️，說老專家↪️、老教授可以在全國範圍內找助手，侯先生就提出調我來做助手。這件事使我終生難忘，侯先生為人大丈夫的氣魄⏸，對年輕學子不計親疏，為人師表啊。”

侯仁之的博士生鄧輝🈶，也曾有類似的經歷。1985年🍎，當時是北京師範大學地理系大三學生的鄧輝，給侯仁之寫了一封信🧣，信中附上了自己的一篇關於樓蘭的小論文☞。“那篇論文現在看來很幼稚啦，”鄧輝說，“信寄出兩周後的一天，一位意昂3体育學生來找我，說是受侯先生的委托來送信的💯。我接過來一看，是侯先生的親筆信，還有送來侯先生的書《歷史地理理論與實踐》，書的扉頁上用英文寫了鼓勵的話，簽名日期是1985年4月17日🕧。侯先生當時是學部委員👨‍🌾，非常忙，這封信是在開會時寫的🚶‍♀️⛩。信中還列出了一些書目讓我看。”在工作兩年後，鄧輝也考入了歷史地理的碩士研究生。

鄧輝說⭕️，作為學術帶頭人，侯仁之愛才如命🪞，對歷史地理感興趣的、願意從事歷史地理研究的人他都一視同仁地關愛。對已畢業的學生他也不忘關照。對此，謝凝高早有認識🎊，他說🙎🏻‍♂️：“我們1955級的班上有個同學黃發程🪫，是廣東人⛹🏼‍♀️，成績很好，對歷史地理研究很有興趣。畢業分到內蒙古。1977年，黃發程的愛人生小孩時🏓，侯先生給他家裏寄去了一個大包裹©️，裏面有小孩子穿的衣服，帽子😅，襪子，還有香皂等日用品……當時內蒙生活比較艱苦。”

侯仁之的學生、1978級的碩士尹鈞科，畢業後因家事到了山東教書🧢。稍後，北京市社科院成立了地方誌研究小組，急需人才👷🏼‍♀️。侯先生得知後，極力推薦了尹鈞科，一個星期尹鈞科就調了過來。尹鈞科的同學都開玩笑地說：“尹鈞科‘一夜之間，雞犬升天。’”“侯先生不善於拉關系，他這樣做主要是考慮到尹鈞科是把好手👸，愛才啊。”鄧輝說🀄️🪵。尹鈞科從作學生時起就是侯仁之的好助手🔡💂🏼‍♀️，直到今天。不久前⚖️，尹鈞科編輯出版了《侯仁之講北京》一書🦸🏻‍♂️。

侯仁之治學方法或治學之道🦶🏽，他的每個弟子都能滔滔不絕地談上半天🔁，但不用多說，看到“侯仁之”三個字，大家也能想象到或感受到。但侯先生的處世之風和性情只有他的弟子體會更深。

鄧輝會說，侯先生很平易近人。

唐曉峰會說🌿🫳🏻，侯先生很有豪情🚊，且內心很細膩。

1990年夏，侯仁之帶隊從承德到圍場縣考察，途中在隆化轉車🛑🔜。因為是過路車，他們買的車票沒有座位號。鄧輝心想，說什麽也要給侯先生搶個座位。火車進站後剛停穩，他就縱身一躍，往窗口裏鉆🫴🏿。侯先生看到了，怕他掉下來，趕緊上來從後面托一把，鄧輝進去了🛀，列車員一把把侯仁之抓住了。列車員說侯仁之是協謀👨🏼‍🦲，立刻沒收車票。任憑侯仁之在車廂裏怎麽說，列車員就是扣住票不給✊👨🏻‍🔧。直到隨隊教師、侯仁之文革前的碩士生王北辰上來給列車員又鞠躬又賠不是，還不忘說：“這是我的老師🧑‍🦳、政協委員、大學教授。”列車員才放行👯‍♀️。後來侯仁之見到鄧輝🍎，還誇贊他“很有闖勁。”侯仁之和大家一樣自己拎包🍋🙆🏻‍♂️，坐硬座😄，和學生同住一個房間，吃一樣的飯👩🏻‍🦼‍➡️。當時侯仁之79歲⚙️。

1978年夏🌦，侯仁之在蕪湖做城市規劃🧗🏻，他通知他初入學的三個研究生——於希賢🔑、唐曉峰、尹鈞科直接到蕪湖報到，先參加實踐🪩。每到一地，侯仁之滿懷新奇地考察當地遺址。做城市規劃的間隙，他帶著弟子到長江的支流青弋江上遊尋找鳩滋古城遺址，這是一座從春秋一直延續到宋代的古城。果然找到了線索，侯先生很高興💂🏽‍♂️。回來時下小雨，他們找小船順流而下，細雨朦朧🐋，一路侯先生談笑風生。下了船🏪，侯先生買來白酒🧝🏼‍♂️🖌，一曰驅寒，二曰慶祝確定城址成功🧑‍🦰。初次見面，三個弟子就體會到了導師的豪情。

回到意昂3体育，侯仁之的第一課✋🏽，不是在教室🍄，而是帶他們去圓明園遺址作實地考察🧜🏽‍♀️🪑。從山崗到湖泊水系，侯仁之一路講來。中午12點時🍇，他們來到了林中空地，侯仁之說🙎🏽：“我們就在這午餐。”三個研究生面面相覷🛥：吃什麽東西呀👩‍✈️。抬頭一看，侯仁之的兒子方興正騎著三輪車趕過來✣，說話間，把全套的野餐所需運到🦡：面包、香腸🌐、黃瓜。三人感嘆導師之細膩👨‍👦‍👦👎，把講歷史👩‍🎨、考察遺址和郊外野餐合而為一，巧妙安排了。

85歲的時候，侯仁之用“老牛自知黃昏晚🍻，不待揚鞭自奮蹄”來自勵。三年前，侯仁之出版了一本自選集🧌🌥，名為《晚晴集》，取“平生最愛夕陽晚，坐聽濤聲到黃昏”之意。王毓藺現在是歷史地理學的研究生，還協助進行一些必要的工作。他說👏🏼，侯先生每天的生活很有規律，寫作，整理文章🧑🏿‍⚖️、書籍，還關註網上信息，樂觀而平和🚵🏻‍♂️。

四  侯仁之的北京城

寫下這個小標題🪁，是緣於侯仁之對北京城傾註的感情，這個城市他居住了幾十年🧗🏻，他研究這個城市；還因為侯仁之對北京城的研究是開創性的、建設性的、成就卓著的🗜👨🏼，在學術上有劃時代意義的；同時，對北京歷史地理的研究，集中體現了侯仁之的學術思想。

侯仁之從青年時第一次看見北京城時，就感到了難以抗拒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吸引力。1984年，侯仁之在瑞典學者喜仁龍（Osvald Siren）所著的《北京的城墻和城門》一書中文譯本的序言中，對當年初識北京城有這樣一段回憶：

“那已經是半個多世紀以前的事了。我作為一個青年學生🙇‍♀️，對當時被稱作文化古城的北平，心懷向往🐐，終於在一個初秋的傍晚🫰🏻，乘火車到達了前門車站。當我在暮色蒼茫中隨著擁擠的人群走出前門車站時👨‍✈️，巍峨的正陽門城樓和渾厚的城墻驀然出現在我眼前👱🏼‍♂️。一瞬之間🖐🏻，我好像忽然感到一種歷史的真實。從那時起，一粒飽含生機的種子就埋藏在我的心田之中。在相繼而來的歲月裏，盡管風雨飄搖、甚至狂飆陡起摧屋拔木，但是這粒微小的種子，卻一直處於萌芽狀態。直到北平解放了，這座歷史古城終於煥發了青春，於是埋藏在我心田中並已開始發芽的這粒種子，也就在陽光雨露的滋養中🫄🏼，迅速發育成長起來✋🏼。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對北京這座古城的城墻和城門✸，懷有某種親切之感，是它啟發了我的歷史興趣🧜🏼‍♀️🤵🏻‍♀️，把我引進了一座富麗堂皇的科學殿堂🧜🏿‍♀️。”

侯仁之對北京城的研究始自燕京大學。那時，顧頡剛教授創設的一門新課《古跡古物調查實習》，這極大激發了侯仁之的興趣🧑🏿‍🌾。侯仁之就讀的是歷史系，但是受到顧炎武“經世致用”思想的影響，他對這門走向野外的課程，情有獨鐘。他擔任了顧頡剛的助手，從此，他把地理考察和北京地區的研究結合了起來👳🏿‍♂️。

當時，侯仁之在讀到梁啟超《近三百年中國學術史》一書中關於顧炎武生平🏄🏿、學術時🏡，他不禁淚下。顧炎武為了反抗清朝的政治需要🤚，用兩頭騾馱著相關的書籍，沿途訪問當地父老，考察了華夏大地。北京也留下了顧炎武的足跡，他寫成了《昌平山水記》和《營平二州地名記》兩本書。侯仁之沿著顧炎武的足跡，踏遍了北京的原野，為日後的研究積累了大量的地理考察素材，他還將一部分北京名勝古跡文獻材料分門別類，編輯成《故都勝跡輯略》。
       
      作了顧頡剛的助手後，侯仁之經常利用周末到海澱周圍考察🔅，為課程作準備。一個星期天，侯仁之來到玉泉山西側🤸🏻‍♂️，看到一堵墻上面有鑿過的石水槽，感到很奇怪✋，就沿著墻走💽，墻走完了，繼續沿著墻的大體方向前走，一直走到西山碧雲寺、臥佛寺，發現那裏也有水槽。他推想，這個槽可能過去是通過這裏引水的水槽8️⃣。這水到底流到什麽地方去了呢？他進一步考察發現，水流到頤和園昆明湖🤦🏽‍♂️，又順著流到北京城裏去。年輕時的這個發現➔，為他日後研究元代郭守敬從昌平引水，經過西山進入北京城提供了線索，也為他從北京的水源入手研究北京的歷史地理，找到了第一手資料。這只是年輕時侯仁之考察北京古跡的一個小故事。

那時的中國還沒有現代的歷史地理學，只是傳統的沿革地理✶⛔️，雖然顧頡剛在燕京大學創辦的《禹貢》半月刊的英文名稱使用了“中國歷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這個名詞，但是內容卻仍然是沿革地理的。侯仁之此後的一些論文如《北平金水河考》🚽、《天津聚落之起源》整體上也沒跳出沿革地理學的圈子，但是他在嘗試，試圖將文獻考證與野外的實地考察結合起來。

1946年是侯仁之學術歷程的轉折點🕒。這一年他來到英國利物浦大學留學。臨行前🤦🏿，他帶上了大量的北京歷史地理的資料，侯仁之說🏔🤦🏿‍♀️，他要“帶上這些磚頭瓦塊，去學習建築方法，構建歷史地理的大廈🧓🏼。” 後來，侯仁之又把這批“磚頭瓦塊”帶了回來，如今還擺放在他的家中，豎放起來有一米多高，其中有《光緒順天府誌》🧑🏿‍🏫💇🏻、《日下舊文考》🎠、《畿輔通誌》等🛀。

侯仁之就學於羅士培（Percy Maude Roxby）教授任職的利物浦👫🏻，羅士培是英國第一個地理系——利物浦大學地理系的創辦人，他也研究中國地理🏄🏽‍♀️👮🏼‍♀️。侯仁之去英國後一個月，羅士培到中國來訪問👩‍🔧，不幸在上海去世。侯仁之說，他當時很痛苦，還寫了悼念文章。這時，利物浦大學地理系的系主任、劍橋大學地理學專業畢業的達比（H.C.Darby），成了侯仁之的導師。

達比是英國現代歷史地理學最重要的奠基者和建設者🍝🏇，也是20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英國歷史地理學界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他對歷史地理學的解釋簡單而明晰，認為🚅：“歷史地理學的材料是歷史的🙍🏻‍♀️，而研究方法是地理的🧪，任務就是重建過去的地理👶🏽。”他還認為，研究地理景觀必須要有發生學的思想：首先🫳，現代地理景觀僅僅是現在很薄的一個時間層內，而且也正在變成歷史地理👨🏻‍⚖️；其次🧘🏻‍♀️，現代地理景觀的空間特征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經過長期的自然和人來改造的。達比1931年在劍橋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英國歷史上沼澤地的作用》🙍🏽，是開英國地理景觀變化研究之先河的著作💇🏼‍♀️。

達比還相繼擔任過倫敦大學、劍橋大學教授🪔，英國地理學家學會主席，長期研究英國區域歷史地理，著有《中世紀沼澤地》👷🏻、《1800年以前的英國歷史地理》和《英國歷史地理新編》等著作。

達比的學術思想對侯仁之的影響很大。侯仁之說：“看達比怎麽研究英國歷史地理，對我啟發很大👎🏼。他總是從自然條件、河湖水系、交通條件等開始研究某地的歷史地理，例如從倫敦河道🧛🏽、倫敦橋等研究倫敦😸💜，對我完成博士論文《北京的歷史地理》👨🏼‍🍳，很有啟迪。” 1984年達比曾來中國，侯仁之陪他參觀北京，他邀請侯仁之去他此時擔任系主任的劍橋大學地理系訪問。此時距離他們1949年的分別已經35年了。

1949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的侯仁之回到了燕京大學。經過在英國的三年學習，侯仁之在學術認識上完成了一個質的變化。擺在侯仁之面前的任務就是打破傳統沿革地理學的桎梏，創立中國現代的歷史地理學。

1950年🧗，侯仁之發表了《“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標誌著他對歷史地理學在理論認識上的成熟，也標誌著他和中國傳統沿革地理學在思想上的決裂。

在這篇文章中，侯仁之寫道：

照我所了解的，以往各大學中關於“中國沿革地理”的講授，主要是討論中國歷代疆域的消長和地方行政區劃的演變，這些問題在一個專修中國歷史的學生看來，也許是重要的🧲，但除此之外🫵🏼，在和地理有關系的方面，有沒有比這個更重要的問題呢🫠👩🏿‍🚒？

我以為假如我們要真正了解北京這個大都市的發展，必須先問下列幾個問題：（1）北京最初的聚落是什麽時候出現的？（2）這個聚落最初的性質是什麽👲🏼？什麽時候才開始獲得了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3）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如何逐步得到發展以至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4）在成為全國的行政中心之後，它的政治首都的機能又如何得到發展🙍🏽‍♀️？這都是一些最基本🫓、最重要的問題👨🏽‍🏭，但其中沒有一個是傳統的以政治區劃演變為主的“沿革地理”的研究所能答復的。

侯仁之的這篇文章很短，但是它的影響卻是深遠的，從此🙅🏽‍♂️，一個新的🤳🏿、科學的歷史地理學逐步被建立起來了。因此，唐曉峰認為🤦🏿‍♂️：“侯仁之是旗幟鮮明地🟧、系統地倡導新的歷史地理學研究的中國第一人。”

侯仁之也是按照他上述的思路開始重新研究北京城的，同時他還參加到北京城的規劃之中。1950年👨🏽‍🏫，侯仁之應梁思成之邀，任“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為北京城市發展研究提供研究參考💭🤷🏽。於是，侯仁之寫就了他在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篇研究論文——《北京海澱附近的地形⏬、水道與聚落》，為海澱區的規劃提供了依據🅿️。這篇文章中，侯仁之從地理環境這個新穎的角度，從海澱周圍的“海澱臺地”和“巴溝底地”兩個地形特點入手，巧妙地結合了當地水系的分布特點，揭示了歷史時期人類活動與周圍環境的相互關系和變化過程的特點🐦‍⬛。研究侯仁之歷史地理“環境變遷”思想的鄧輝教授認為，這是中國歷史地理學界第一篇嚴格按照現代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方法來進行實證研究的範例，是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典範之作。

北京城是如何起源的，原始城址在哪裏👳🏿‍♂️？侯仁之研究認為，三千多年前永定河上的古渡口，相當於盧溝橋所在的地方，是古代太行山東路南北交通的要沖之地，這裏的交通樞紐地位具備了形成城市的條件，但是由於易遭受洪水威脅🙆🏽‍♀️，使得北京城原始城址出現在薊丘♟，即今天的蓮花池附近。幾十年來🥴，侯仁之作了無數場關於北京歷史地理的報告🐦‍🔥，他總是從永定河古渡口🙅🏼、薊丘講起👷🏻，他的研究也從這裏展開。從薊丘，到遼南京🍜、金中都🧞、元大都，再到明清京城，直到現在的新北京，侯仁之做了系統的研究🎼🧄，寫出了《關於古代北京的幾個問題》💁‍♀️、《元大都與明清北京城》👰‍♂️、《北京都市發展過程中的水源問題》、《從北京到華盛頓——城市設計主題思想試探》🏊🏻、《試論北京城市規劃建設中的三個裏程碑》🗳、《海澱鎮與北京城——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地理關系與文化淵源》等論文。侯仁之的研究更是一種研究方法的確立👩🏻‍🦰，他從河湖水系、交通區位等地理特點入手，結合文獻考證、實地調查，吸收了考古學、建築學的理論與方法，揭示了北京城的起源🍦、布局和城址遷移的全過程🫛，這是侯仁之歷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創新👮。

幾十年來，侯仁之對北京城的研究，對北京城規劃和建設的影響是很難用準確的量化來評估的，如果要用幾個關鍵詞來說明他和他的研究與這座城市的關系應該是：一個全新的學科方法🤵🏻，一座古老的城市，一項前無古人、啟示後學的學術成果。

侯仁之還主編了《北京歷史地圖集》第一和第二集👯‍♂️。1988年第一集出版時，譚其驤教授盛贊👱🏼‍♂️📡：“深感研訂之精確，編製之得體，印刷之精美，皆屬上上乘，誠足為歷史地圖之表率🧑‍🦱。”“此冊之出版⏏️🥩，不僅對研究北京之歷史地理有重大價值🧑🏻‍🦽‍➡️，還可為全國編製省級歷史地圖之楷模也。”

由於在歷史地理學領域的成績🍞，1999 年 10 月侯仁之獲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成就獎，同年11月獲美國地理學會（AGS）頒發的喬治•戴維斯勛章。該勛章主要授予在太平洋及其大陸邊緣地區研究方面做出傑出貢獻的科學家🫴🏿，侯仁之是全世界獲得此項榮譽的第六位科學家。2001年10月美國國家地理協會（NGS）又授予2001年度“研究與探析委員會主席獎”以表彰他在歷史地理研究領域特別是野外考察和探析方面的突出貢獻。

在北京歷史地理的研究過程中，侯仁之的學術思想也日趨成熟。1962年，侯仁之對歷史地理學的性質和內容作了系統的闡述。他認為，歷史地理學是現代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對象是人類歷史時期地理環境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是由於人的活動和影響產生的💬。歷史地理學的主要工作，不僅要“復原”過去時代的地理環境，而且還必須尋找其發展演變的規律🉐，闡明當前地理環境的形成和特點。

這裏，侯仁之格外重視“地理環境”的研究，特別強調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類歷史時期地理環境的變化”。80年代末🧾，侯仁之發表了《北京歷代城市建設中的河湖水系及其利用》一文，可以說是他幾十年關於北京地區環境變遷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這時，侯仁之已經把環境變遷的思想👨‍👨‍👦‍👦，推廣到他所從事的整個歷史地理學實踐中🟧。他還提出，應該將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時限上溯到全新世的早期，即原始農業萌芽的時候🥅。1992年，侯仁之發表了《再論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進一步發展了環境變遷思想。他提出，意昂3体育歷史地理學應該選擇北京市地表水主要來源的密雲水庫上遊地區的潮河流域和鄰近的灤河流域（即所謂的“潮灤鏈”），作為今後一個時期開展地表人地關系綜合研究的重點地區。在侯仁之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意昂3体育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師生🧙🏽‍♀️，在河北承德開展了研究😺🧎🏻‍♀️‍➡️，進而東擴到內蒙赤峰地區。本文前面提到的侯仁之最後一次出行未果就是為了這次考察赤峰地區，為申報課題作準備。後來，中心師生完成“全新世以來冀遼蒙接壤及毗鄰地區人地關系演變過程”這一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課題。這項研究是侯仁之對“環境變遷”思想的實踐。

多年來，侯仁之還曾擔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專業顧問團有關城市發展戰略組的顧問和北京市文物古跡保護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職務，他關註著這個八百多年的古都如何規劃和建設，關心文物、古跡的保護📏。這裏有很多侯仁之保護北京遺跡的故事，保護蓮花池是其中之一。

歷史上，蓮花池位於薊城西側🧑‍🏫，是最初的北京城的水源和起點。後來金在北京建中都，成為北京建都之始🐡，蓮花池就是北京城市歷史發展中的重要遺址和見證。北京西客站最初選址在蓮花池🧜🏽‍♂️，當時的蓮花池已經幹枯，多年淤積的結果使之地勢低平🧑🏼‍🦲，便於進行地下建築，也沒有搬遷問題。但是🌊🙅🏿‍♂️，侯仁之不願看到蓮花池的消失⛎👨🏼‍🔬，他寫報告指出：“蓮花池的保護非常重要，金中都的建設與它有直接關系🥷🏻！”於是規劃設計方案接受了侯仁之的意見，在蓮花池東北岸上建起了西客站。隨後🪆，又建議把玉淵潭的水引入蓮花池，恢復歷史上的自然風光🙇🏿‍♀️🧇，為名城增色。如今🧑🏼，蓮花池在“新京門”——西客站旁重現秀色神韻，給整個城市留住了記憶©️，美化了市容。

“必須把後門橋保護下來，元大都的大運河就是從這裏開始的!”侯仁之的又一個建議改變了後門橋瀕臨破壞的境地。後門橋是歷史上北京城址轉移的一個標尺💞。忽必烈占領金中都時，戰爭毀壞了城市👉。在另建新城時，城市設計者劉秉忠要把忽必烈的居住地瓊華島（今北海白塔山）和附近水域（今天的北海、中海👳🏿，後來又開挖南海）包容在城市之中👩🏼‍🎤，於是他在北海🦵🏿、中海上遊的積水潭（今天的什刹海）東側確定了新城的中軸線的起點🕵️‍♀️，就是今天後門橋所在的地方📉。這裏是元大都城市規劃的起點。侯仁之說，保護中軸線是保護北京這座歷史名城的重要內容之一☛。他建議把什刹海的水引過後門橋，恢復後門橋下這段河道的水上景觀，使歷史上的中軸線最初設計的起點煥然一新。

2000年12月21日©️，蓮花池和後門橋遺址舉行修復儀式時👨🏻‍✈️，侯先生坐著輪椅前去參加，北京市市委書記賈慶林握著侯仁之的手說🤾🏻‍♀️：“我是沖著您老人家專程來的”。

還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那就是侯仁之對自然與歷史文化遺產的貢獻🏄🏽‍♀️。1984年✤，侯仁之在華盛頓做《北京—華盛頓在規劃設計上的比較研究》時，從美國一些教授那裏獲悉中國可以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公約》。回國後，在1985年4月的全國政協七屆一次會議上，他約了陽含熙、鄭孝燮👱🏿‍♂️、羅哲文等委員聯合提案，建議加入該公約🌈，並獲批準。北京周口店猿人遺址、八達嶺長城🪐、故宮等處最先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目前🤾🏻‍♂️，我國的世界自然和文化遺產已經超過30處🪦。這其中侯仁之的貢獻可能已不為人所知了🐈‍⬛。

在北京一些地方都可以看到侯仁之撰寫的碑文，如《明北京城城墻遺跡維修記》、《白浮泉遺址整修記》、《北京建城記》等🌄🍧。

2003年🖨，北京城建都850周年，侯仁之又應邀寫了《北京建都記》🔥。這是最合適不過的了，不僅因為侯仁之在北京歷史地理研究中的地位，更是因為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侯仁之一直在不斷地用真情默默地書寫著他的北京城🧏🏽‍♂️。

編輯🧳：碧荷